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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生:住房过度商品化暗含三大风险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林永生
2010年07月28日10:24

  (专供搜狐财经稿件 请勿转载)

  为了立锥之居而挣扎奋斗的年轻人仍占多数,当住房这种基本的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时候,年轻人传统的价值体系容易扭曲,注重个人利益而基本忘却集体主义

  没有谁会相信,一个国家或地区仅仅通过简单的买卖土地和房子就可以实现经济腾飞。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城市,如果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就业和创业机会很多,才会增强这个地区或城市竞争力,进而凝聚更广范围内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房地产市场才会因此繁荣,换句话说,房地产繁荣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中国亦不例外。

  但是,认为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可带动经济发展的观点在当下中国却颇有市场。在这种用房地产带动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指导下,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存在过度商品化的风险。

  所谓住房过度商品化,是指将住房作为一种纯粹的商品,企业和居民作为供需双方通过市场上的租售买卖来交易住房,政府保障服务缺失或力度明显不够。

  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只是一种临时性举措,不能固化为长期策略。从我国发展房地产业的初衷来看,并非因为它是支柱产业才发展,而是把其作为一种刺激消费、应对1998年国内严峻经济形势的临时性举措。1998年,国内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GDP保8形势严峻,为了积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府接连推出并深化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卫生市场化三项主要改革。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偏高,而边际消费倾向很低,这是一种基于文化、收入等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习惯,要想在短期内能够切实让居民增加消费,只能从人们最迫切的住房、教育、医疗三个领域寻找突破口。

  在当时,很多官方和半官方的智库、甚至外资类的研究机构纷纷向政府递交简报,建议推行以上三项改革,方向是产业化运行。截至目前,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产业化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重新反思,而房地产领域的商品化、货币化取向渐趋增强,显然这是一种错误,不能把临时性举措固化为中长期的发展策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如果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那么为何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政府没有进行此项改革呢?是政府没有意识到,还是意识到了但改革的时机不对,只有特殊的1998年是最佳改革时机,抑或是以前房地产不是支柱产业,1998年才成为支柱产业?如果一定要住房商品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为何1978年至1998年的20多年间,在实行福利保障住房的年代,中国经济同样能够保持高速增长呢?答案不言自明。

  中国住房已经过度商品化,政府保障力度甚微。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权贵资本的私募基金、地产企业的寻租谋利、投机力量舆论误导等等,共同造就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也让任志强之流的荒唐言论得以四处传播。房价飙升,而收入、工资增长缓慢,注定要几代人倾其所有或一代人终其一生去购买一套住房,让房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主要谈资,这显然是泡沫畸形膨胀的社会。增加政府保障性住房,如经济适应房、限价房、政府廉租房等等,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而且力度远远不够。否则,蜗居、蚁居、厢居现象也不会“蔚然成风”。当重庆市、江苏南通市等为新毕业大学生提供政府廉租房时,京沪只是短暂地表示也要研究相关项目的可行性,但很快就没有下文。

  住房过度商品化至少有三大风险:一是容易激发群体性事件,增加政府维稳工作难度。近年来,我国社会中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暴力拆迁房屋、强行征用土地、补偿标准过低,住房过度商品化就使得政府、企业以及城乡居民都把房屋和土地视为珍宝,矛盾自然由此而起。2004年万州事件、汉源事件等都标志着群体性社会冲突已经具有明显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特征,可能这是一种社会积怨的凸显;二是容易强化收入再分配效应,使得居民收入和财产分布差距进一步扩大。恶性通货膨胀的危害主要是增加交易成本、强化群体间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而后者极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因为它使债务人受益而债权人及领取固定货币收益的群体受损。同样,住房过度商品化的中国,强势群体舆论误导促成了房价飙升。不妨假设收入同等水平的群体之间分为A、B两个群体,其中A群体家庭富裕先买房,B群体家庭相对贫穷后买房或仍未买房,显然会仅仅因为市场的炒作、房价暴涨使得A、B两个群体间的收入和财产分布差距严重扩大,值得强调的是,这并非群体之间投资决策英明程度的差异;三是容易扭曲社会价值体系,注重个人利益而淡化集体意识。住房过度商品化,意味着政府对住房服务的保障缺失或力度严重不足,为了立锥之居而挣扎奋斗的年轻人仍占多数,当住房这种基本的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时候,年轻人传统的价值体系容易扭曲,注重个人利益而基本忘却集体主义。早先人们认为,个人与集体是一致的,集体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彼此间不用把账算得过于清楚,现在许多人才发现,原来自己付出太多,自己的权利并没有得到集体充分的保障,于是开始格外注重自我利益,社会氛围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我们则突然发现,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高校,百姓、员工和下属,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听话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助理、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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