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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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红线旨在维持中国经常进行耕种的土地面积的最低限值，但客观上，它已经成为农民增收过程中的实质瓶颈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阶段，促进7.13亿农村人口的全面发展，完成农业现代化，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工程。自2004
改革开放32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种粮积极性渐趋下降；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生态环境恶化；因土地、养老、教育等问题引发的纠纷及村民集体上访事件越来越多，危及农村稳定等等。其中，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尤为关键。
促进农民增收，政府和市场要有合理分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农民增收，一是在于农户自身的经营行为选择，二是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引导和保障。单纯口号性地呼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无济于事，不要设想企业家和城镇居民都是慈善家，城镇和工业领域市场化程度较高，指令性计划很难奏效。但在农村、农业领域，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不仅自家耕种的土地产权不属于你，能不能作为其他用途也不是由你说了算，农户自身的经营行为选择决策，就只能在有限或者基本无产权的条件下进行，选择的结果显然不可能最优，也难以最大程度促进农民增收。尽管政府从多方面加大了支农、惠农力度，从免除农业税到财政发放各种农业补贴，从农村养老保障试点到新农村合作医疗，等等，但效果并不理想。
从数据来看，1978年至2008年的31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均显著增加，但城乡差距则逐年扩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农村居民的2.57倍，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3.31倍。这意味着，一个城里人的年收入大致相当于3到4个农村居民一年的辛苦所得，若以三口之家计算，一个城镇家庭年收入约等于农村家庭年收入的9到12倍。
与此同时，农业经营条件出现了恶化，农产品的价格涨幅低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幅或者产出远小于投入，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然而我国农业经营的土地面积则基本稳定。1978年，我国农作物、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分别为 1.5亿公顷和1.21亿公顷；2008年，这组数字分别变为1.56亿公顷和1.07亿公顷。
理论上讲，在农业经营条件整体恶化的条件下，如果是在自由市场机制中，农户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决策选择应该是减少农业经营，从事非农产业，进而农业经营土地的面积也应该出现明显下降。但在耕地红线政策影响下，农户固定数量的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用途，即使出租给别人，也只能用于农业经营，只是改变了农业用地的实际经营对象，并未造成非农业用地数量增加，农民也不会因此而得到更高的收入。在土地用途不变的前提下，无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如何变化，农户只能分享到农业经营的平均利润，这就限制了农户在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之间的自由转换选择。此时，政策影响下的农户土地利用基本上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耕地红线对农民增收客观上形成了阻力。
耕地红线，是指经常进行耕种的土地面积的最低值。它是一个具有底线含义的数字。现行中国耕地红线是18亿亩。耕地红线旨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但是这种保障的代价或者成本是否得到公平的分配？
尽管国家对农村的基本方针是“多予少取”，这些年来我国政府也逐渐加大对农田水利、良种补贴、农具补贴等优惠政策，还取消了农业税，但实际上，当前我国很多种粮大县都是贫困县。这就引发我们思考：类似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府补贴，由于力度不够或机制不畅，无法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增收，而耕地红线却进一步约束了农户经营行为，制约了农民增收。未来很长时间，我国将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双加速”时期，如何确保农民增收，进一步分享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仅关系到能否实现农业发展与农村稳定，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能否保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对于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进而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至关重要。耕地红线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供给，旨在维持中国经常进行耕种的土地面积的最低限值，但客观上，耕地红线已经成为农民增收过程中的实质瓶颈，促进农民增收可能意味着必须适度放开耕地红线。
中国多年的持续发展，得益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如果在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的情况下骤然放开耕地红线，可能会严重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因此可以考虑选择在北京、上海、江浙沪一带的农村作为试点。这些地区的农村，尤其是都市近郊的农户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或卖给城镇居民作为小产权房，或用于出租收取租金，或直接办厂，农民增收状况较为理想。
取消农业与非农业用地的区别，有可能从根本上促进这些地区的农民增收，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将是这些地区的农业经营土地面积下降，非农业用地增加，粮食、蔬菜价格大幅上升，在价格信号功能的引导下，试点地区的部分农户会集中大片土地，从事农业规模化经营，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这些地区的农村仍以农业经营为主，在全国粮价上涨的情况下，种地积极性会进一步提高，真正实现增收。
逐渐取消耕地红线政策，更重要的作用就是还有可能缓解或消除国内市场出现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人们一直担心，如果房价骤降了，那么财产累积起来的富人的钱究竟会花在什么地方？至少应该包括粮食和蔬菜。一个异常简单的逻辑常被人忽略，当大家都不喜欢种粮时，粮食供给就会减少，价格就会上涨，进而旨在利润最大化的农户又会重新选择种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助理、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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