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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会求解劳资政利益共生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08月09日23:29
  “工会改革,到了十字路口。”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5月17日南海本田事件至今,珠三角停工企业一百多家,目前事态基本得到解决,但就像围棋的收官,必须非常谨慎,“一步都不能走错!”

  此次珠三角劳资争议,以日系汽车上游十几家配件企业为主要驱动力。经过艰苦工作,最后一家日资汽配企业的停工工人,在8月2日晚上同意进入谈判阶段;3日下午,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召开各方参与的座谈会,寻求完满解决劳资问题的办法。

  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参与了此次会议。陈告诉记者,此次劳资争议所涉及企业,普遍增资三四成,基础月薪升至1800-2000元。“现在到了考验工会协商作用的时候了。”陈伟光说,存在争议的《工资条例》能否顺利推出,也将参考广东省的实践效果。

  此前7月20-28日,陈伟光率团展开对美国、新加坡多个城市工会组织的访问。“国外工会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陈伟光告诉本报记者,广州工会将就发挥行业工会谈判机制,推动形成劳工、雇主、政府三位一体、利益共生新格局,向省总、全总提出建议。

  企业反弹劳工权利

  由于各级政府对微观领域包括劳资关系干预颇深,在相关劳动争议立法脱节的情况下,集体谈判成了唯一的可以替代的机制。问题在于,政府有没有可能通过适当的财政反哺,加大企业接纳《工资条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这个时候,党政主导下的工会模式,可能将发挥作用。陈伟光称,访美过程中,美国多个工会领袖,对中国工会拥有的自上而下的立法权极感兴趣。

  目前,我国27个省实现了党政同级扶持,工会主席兼任人大副主任,参与人大主任会议重大立法,同时,作为班子成员,工会主席对政府劳动人事部门也有监督管理权。如此定位之下,中国工会在劳资政三方互动中,拥有比他国同行大得多的权力资源。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解释,我国长期以来遵循“先建设,后吃饭”发展理念,按照低工资模式推动经济运行。此次各方对《工资条例》的反弹说明,将问题全部转嫁企业的做法已走到尽头。工会主席在职务上“高配一级”,含有通过工会组织介入事态,进而凝合劳资政三方利益共同体的制度考量。

  党政主导的工会更有作用?

  在孔祥鸿看来,党主导下的工会,确实具有法律、体制、经费、人员方面的优势,但同时,孔也坦承其局限性:基层工会在政府和企业面前,表现出过度的服从性和依附性,导致其功能边缘化。

  “不信任感,是平息劳资争议的拦路虎。”孔祥鸿剖析,对基层政府组织,广大职工缺乏信任,但对省市中央还是抱有期望。上级工会不涉及一线利益纠纷,较能代表群众利益,这中间,“工会一定要代表工人利益,一定不能充当中间方”。

  在解决广州南沙电装有限公司停工事件过程中,就曾出现召集人身份确定问题。

  按照劳动人事部门有关条例,集体协商由企业行政部门、工会召集,但劳资争议爆发后,企业工会失去信用,南海区政府要求南海区工会充当谈判召集人、主持人。陈伟光明确指示,工会如做了协调人,则失去工人代表的身份,转而建议,由南海区劳动人事局居中协调。

  然而,工资集体协商出现纠纷后如何运作,国家并无指引,劳动部门对此颇有顾虑。陈以市人大副主任身份行使监督权,经反复沟通,劳动局终于同意主持劳资谈判,但要求劳资双方出具委托书。

  “区工会的代表,给主张复工派做了保、压了场。”陈伟光回顾,经过争辩,多数职工代表投票通过复工协议,仅用了5天时间就促成了问题的解决,最终资方同意每月增加收入825元(包括工资和奖金),员工月薪达到2175元,是最低工资线的2.27倍。

  借鉴“三方共生”机制

  “工会对资本除了对抗之外,能否找到一个角色,以达到劳资和谐?”陈伟光称,这次代表团拜会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政府与工会的共生关系给其留下深刻印象。

  陈伟光剖析,其运作奥秘,在于新加坡企业工资的三块组成:一块是基本工资,占到月度工资的70%;第二块为月度可变工资,占20%;第三块为年终花红,占10%。

  70%基本工资通过行业工会谈判达成,为行业基本工资,避免同行业收入过于悬殊,导致攀比冲动;另外浮动收入占三成,确保企业个别协商空间。如此一来,新加坡全国职总基本得以放弃停工的做法。

  相形之下,我国基本工资与浮动工资多为1∶1,甚至浮动工资高于基本工资,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在陈伟光看来,新加坡这种通过行业工资协商运作劳资关系,很值得一试。 和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产业工会不同,行业工资协商跨越不同的所有制、跨越不同地区。目前,中国工会章程中并无行业工会表达,但劳动合同法第53条规定:“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

  陈伟光称,一些同志认为“市以上禁止行业工会”并不符合实践。这次“停工潮”表明,日系汽车的劳资争议,已超出区、市以至省的范围,如果不用行业谈判将其锁住,不能保证其他汽配环节的劳资稳定。

  “我现在思考的,是落实汽车行业工资协商。先从广州市试行,再说服省工会全省推开。” 陈伟光说。 (来源:罗文胜)
(责任编辑: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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