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唐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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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回到一个基本点，像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所要求的那样，把追求利润当做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
偏见源于无知，而无知往往被利用。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市场受累于此，同时捍卫市场的经济学家亦受累于此。事
“无论古今中外，总是有很多人反对经济学的逻辑，把经济学家当作敌人。”张维迎在新书《市场的逻辑》中提出警告：如果现在社会上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不断蔓延，演变为更多的反市场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远比破坏环境的后果更严重。
中国改革的最重要动因无疑在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当改革是普惠式的增量改革之际，人人欢呼；而当改革步入深水区，进行存量改革之时，各种利益博弈自然浮出水面。近期的国进民退等反市场现象并不单一，“帕累托最优”始终是公平与效率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国”。经济学家为谁代言，只是众多争议之一，经济学家也是理性人，自然可以代言，但是为泛利性利益集团代言还是为分利性利益集团代言，却有着本质不同。张维迎对中国企业家团队的关注也与此相关。
近年来，张维迎的路径渐渐步入奥利地学派，这也使得他的听众有所困惑。其实，与奥利地学派注重企业家的精神对应，张维迎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为此摇旗呐喊，《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最早就发表在1984年的《读书》杂志第9期，在当时影响不菲。
在张维迎来看，市场经济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后者使得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在有一只隐形的眼睛注视下为自我表现负责。张维迎认为，如果“看不见的手”是通过价格规律在起作用，那么“隐形的眼睛”则是源于信任，市场通过企业、企业家、利润这些制度，构造陌生人之间合作的责任体制，企业家可谓关键因素，正如服膺奥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成长，像一部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
经济学家莱特与熊彼特等人的研究均表明，所有企业家都在面不确定性与社会的创新，但张维迎对照中国现实，却注意到细分之后中国企业家自有别样困惑。他把不确定性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与政策的不确定性，把创新分为技术创新、商业创新与制度创新（如设计一些新的、可能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安排）。于是中西企业显得泾渭分明：西方企业家应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进行技术和商业的创新，精力主要用在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家却把大多数精力放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他们大量的精力用于应对政府，以找出一些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
在中国语境下，诸多怪现象也不足为奇，例如政商关系第一，消费者退居其次。以地产界为例，无论王石这样热心公益为第一的私企职业经理人，还是任志强这样口口声声为富人造房的国企大佬，甚至地产思想家冯仑，都自认民营企业是国有企业补充；而以往认为最应该具有革新意识的IT企业也不例外，以竞价排名推广服务为创新百度，在国内能够疯狂克隆对手策略的腾讯，马云声称可以把支付宝随时献给国家……更不提祸害环境的紫金矿业之流，这些明星企业的言论乃至策略在国外真是无法想象。集体所趋，无非风气使然，形势使然，背后的制度指向令人深思。
也许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回到一个基本点，虽然不那么泛道德化，却最符合市场的逻辑：首先应该先彻底市场化企业家，让他们像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所要求的那样，把追求利润当做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
（《市场的逻辑》，作者张维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
（作者系搜狐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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