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宋晓梧：如果改革的热情耗尽了，很危险

　　特约记者 马国川

　　分好蛋糕并不比做大蛋糕难度小

　　记者：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话题的报道频见媒体。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中央已经就收入分配话题表态，可另一方面，如何分好蛋糕，难度实在不小。

　　宋晓梧：现在大家也承认蛋糕分不好就做不大了。但分好蛋糕的难度并不比做大蛋糕的难度小。完全靠政府分还是发挥社会组织的协调机制来分？二次分配主要靠政府的税收、社保政策调整，一次分配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要建立不同群体的利益自协调机制。如果分蛋糕一切靠政府，直接或变相直接指令企业给职工涨工资，干预的方向可能有误。看到现在劳资矛盾突出，普通职工工资过低，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确有一些人留恋计划经济时的工资福利制度，好像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痈疽又艳若桃花了。

　　记者：在高度行政集权的体制下，政府和市场怎么对接，一直是没办法解决的难题。

　　宋晓梧：对呀。中央只能把权下放给地方，地方再没得下了，没社会组织，放权给谁？结果权力还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整合，要做到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整合，却又缺少了社会组织这一重要环节。

　　记者：我记得教育部的一个发言人就说，高校的权我们都放了。可是到了高校内部还怎么往下放？没有教师协会，哪里来教授治校？最后高校腐败都出来了。现行体制里，权钱交易肥了相当一批人，他们认为目前的体制最好，根本不想改革，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宋晓梧：他们还觉得权力太小。在一些人看来，好多事之所以乱，是因为还没管住，根本就没想到怎么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权力下放，责任分解，只能分解到各地市、各部门，最后分解成一个个行政指标。没别的办法，就是行政手段，反正最后达到指标就行了。可是缺乏社会监督机制，这些指标完成如何也是政府自己说了算，“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体制基础就在于此。

　　记者：自从2003年宏观调控以后，直接干预市场经济的冲动意识越来越严重。

　　宋晓梧：为什么干预越来越强烈？因为各类市场主体发育以后，不可能像计划经济那样都用指令性计划来管了，又没有社会组织的维权自律，他们难免自行其是。政府面对几百万企业怎么办？不得不加强审批，同时为了抑制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不得不加强行政干预。从这一方面看，改革就卡在这儿了，诸多的社会矛盾是因为社会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不配套造成的。

　　GDP增长能够说明一切吗

　　记者：十年前，中国初步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此后又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现在中国正处在这20年的中间点上，改革也到了关键时期，因为在这个中点有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金融危机以来，又出现了股思潮，有人宣扬现在我们这套也挺好，政府想调什么就调什么，经济发展全世界最好。

　　宋晓梧：GDP增长能够说明一切吗？还要看经济结构是不是合理，社会各方面是不是和谐。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认为之前这种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社会矛盾这么大，群体性事件这么多，腐败程度这么深，即便是如一些人说的现在远超汉唐盛世，也要听听“盛世危言”吧。我们集全国之力，耗子孙能源资源，过多压低了劳动报酬，过多让利于资本收益，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可持续吗？如果不居安思危，认为现在样样都好，什么都不用改了，那就非常危险。

　　历史的教训值得重视，历史上的中国往往盛世之后就是大乱。一个社会经济体在其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中，到底是自然资源枯竭使其不可持续，还是社会矛盾激化使其不可持续？从历史上看，主要还是后者。文景之治、开元盛世、永乐辉煌、康乾富贵，中国历史上哪一次鼎盛之后的大乱是由于自然资源枯竭造成的？都是社会矛盾加剧造成的。目前还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文明完全由于资源枯竭而灭亡。苏联解体是因为能源短缺吗？巴西停滞不前是因为生态破坏吗？现代科技使我们有了极大的资源采掘能力和破坏生态的能力，高度重视资源环境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社会矛盾，要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我记得非常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我读到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里的一段话，非常惊讶。她说：“一个党，不允许有其他声音，这样下去表面上说现在代表着无产阶级，但是当革命的热情在这个官僚体制下被耗尽之后，腐败、堕落、僵化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卢森堡的话真有预见性。

　　宋晓梧：1919年写的，十月革命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啊，多么深邃的历史眼光！后来苏联革命高潮还迭起呢，等到苏联经济发展了，谁把罗莎?卢森堡那话当回事了？经过了70年，回过头来看，确实，当革命热情耗尽之后，腐败、堕落、僵化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如果改革的热情耗尽了，很危险。

　　宋晓梧系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