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广州一则新闻被境内外广泛转载:天河区新塘城中村改造,2000多户村民都“变”百万富翁。
其中一位村民,有一栋3层旧楼,约合190平方米,按“拆一补一”回迁,还可按3500元/平方米多买60多平方米。该村民有一儿子,已分家,儿子那栋楼有380多平方米,父子俩合计回迁面积超过600平方米。而附近商品房二手均价为12000元/平方米,“即使按10000元/平方米算,肯定户户都是百万富翁”。
据说,村里最大一户回迁面积达5000平方米,按市值算超过5000万元。
深圳有拆迁户“身家过亿”
“百万富翁”只是纸上富贵拆迁骤富或致社会不和谐
此前媒体报道,珠江新城的猎德村也爆出拆迁“造富”神话。该村已建起37栋村民安置楼,若按市价,每平方米达2万元以上。其中补偿面积最大的一户有2000多平方米,“身家”高达4000多万。而补偿面积在上千平方米的也大有人在。
此外,番禺石楼镇有三条村,配合亚运村工程拆迁,583户村民也一夜变成“百万富翁”。
深圳的例子更令人咋舌。据报道,该市福田区岗厦村改造,村民大多选择房产补偿,房屋面积最大的一个家族拥有约6000多平方米,而周边房价高达3万元/平方米!原住民“身家过亿”的接近10个。
“百万富翁”只是纸上富贵
想致富,拆迁户?舆论对“拆迁造富”议论不一。
人民网8月20日发表评论《过度渲染的“拆迁致富”幻觉》。该文认为,村民拆迁致富,只是发生在大城市的个例。一拆而穷、公民物产难以保障,倒屡见不鲜。文章质疑,“拆迁致富”命题真伪本来就有待商榷。村民们获得“寸土万金”补偿,看似很高,但仍低于其市值。村民若“变现”房产当上“百万富翁”,代价将是失去蔽身之所,如果要再购房,又得耗费巨大成本。另外,失地的村民“被市民”后,能否享受到同等的福利、待遇,也是一个问题。
据报道,“百万家财”要变现,一个前提是改变土地性质,变成国有用地,这样房子才能交易。但卖掉了手中的安置房,等于失去了以后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猎德村绝大多数村民都不愿将安置房转为国有土地性质。
还有媒体担心,城中村拆迁高额补偿,会令商品房开发成本骤增。《每日经济新闻》直言:警惕推高房价。
拆迁骤富或致社会不和谐
“拆迁骤富颠覆了传统的致富模式,可能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据悉,早在今年6月,《瞭望新闻周刊》就警告,一些大城市的城中村农民,因拆迁而骤富,因富裕来得太快和太容易,许多转型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极大冲击,少数人还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的日子,如果政府不进行有效引导,那么他们因“冲动消费”,将有返贫之虞。(来源:羊城晚报)
中国城市化样本:
拆迁致富者:北京大望京村民富翁生活:拆迁补偿造就一夜暴富
去年5月拆迁后,村民们一次性拿到了上百万数百万的补偿款,一般的家庭除了几套安置房,至少还有上百万,而多的达七八百万甚至上千万。拆迁让大望京村全村跑步进入百万元户级别。
副村支书王连仲说,拿着大笔的拆迁补偿款,做生意、搞实业的还是很少,绝大部分是投资、买房、买车。最热的话题还是买房。[详细]
“这其实是一个暴利行业!”一位拆迁公司的股东向记者透露。
城市在加速发展,拆迁也成为我们身边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但你也许不了解的是,拆迁背后,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隐藏着暴利的因子。拆迁一个项目,利润率有的达到300%-400%,仅给中间人的回扣,有时就高达数百万,而拆迁公司短短几月也能赚几百万……
直到有一天,她有机会读了长沙市开福区房产局前副局长曾新亮7个多月的工作日记后,才算真正明白过来,这么多和她一样的被拆迁户求助无门的症结所在。
打开日记,她说:“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日记,绝对不会相信,一个副区长会在大会上称,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详细]
暴力拆迁之殇:3年8起拆迁活埋自焚案无一把手被问责
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复原职。
因拆迁推进不力被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只要地方政府拿地的利益冲动不止,就难有真正的问责。[详细]
“被市民”化之惑:大量农民被迫集中上楼居住
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早已脱离农业,多从事二三产业,“集中居住”对其影响不大;但对那些二三产业并不发达的区域,盲目推进“集中居住”,必然增加农民的生活成本,损害农民的土地权利,造成诸多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宅基地作为农民的不动产,政府把农民集中居住后节省下来的建设用地指标,调整用于房地产或工业发展,所得的巨额收益,本应归农民集体所有,但事实上,农民只能分得土地收益的一部分。这引发了农民的不满,甚至出现了群体性事件。
相关报道:北京将调控补偿标准抑制拆迁成本过快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