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亿俱乐部的乐与忧

　　2010年中国投资环境的微妙变化对跨国公司到底意味着什么？请看《环球企业家》的独家调查发现

　　对不少跨国公司来说，他们在中国市场的2010年，可能是一个值得留下深刻印记的年份。这一年，他们刚刚从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苏醒过来，第一次发现在中国市场耕耘了二十多年后，对这里依然感觉陌生。

　　证据来自数位跨国公司全球CEO罕见的在各种不同场合发表的同一言论：在中国做生意变得越来越难。在此前后，一系列公司案例如谷歌退出中国大陆市场、惠普遭遇信任危机等，头一次向西方投资者显示，东方这块市场还存在很多以前都没有想到过的“雷区”。

　　在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FDI吸引地后，中国在投资者心中失去了它的魅力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环球企业家》今年8月对30余家在华跨国公司“百亿俱乐部”（详情请于Gemag.com.cn查询《百亿俱乐部》封面文章）的成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销售额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公司涉及到了金融、IT科技、快速消费品、零售、制造、健康医疗等产业以及多元化领域。最终《环球企业家》调查结果发现，跨国公司正处在一个“爱恨交织”的矛盾状态。

　　一方面，这些公司在被问到自己所处行业和领域生意是否越来越难时，有65%的公司认为这个说法成立，认为做生意并没有变得困难的公司只有40%（表格1）。

　　另一方面，他们依然表示会对中国市场加大投入，其中愿意增加研发、销售和人员投入的占到了60%。有70%的公司更希望提升中国区在全球的地位，愿意保持现状的只有5%（表格5）。

　　这样的情况或许是短短二十多年跨国公司在华历程中第一次遇到。虽然过去也有一些企业发过牢骚，比如从2008年开始，跨国公司不再享受15%营业所得税的优惠待遇，而是和所有中资公司看齐，实施两税合一。当时就有一些企业私下表示没有做好准备，但是却没有像现在一样“集中公开爆发”，而且也没有像现在一样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和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期望过大

　　在了解为何跨国公司处在现在矛盾状态之前，我们不妨从一位“老外企”的故事开始——他1984年加入美国一家食品公司在华的分支机构，随后的26年职业生涯一直在这家公司度过，见证了跨国公司在华必须经历的几个阶段。

　　最初，他对一切感到新鲜。政府对外企持有欢迎的态度，敞开大门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尽管实际到操作层面，很少有真正既懂中国国情又熟悉跨国公司游戏规则的人士。“这对大家来说是个朦胧期，但感觉有学不完的东西。”他说。这段时间大约从1980年代初期到1985年，而他自己所在的中资公司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训。

　　随着人才的逐步到位，从1985年到1990年，跨国公司也开始找到了感觉，政府也将优惠政策更加明朗化，比如确定跨国公司的营业所得税是15%，远远低于民企的33%，也低于很多其他国家的税率。这让跨国公司开始把中国当着投资热土，各路资金不断涌入，甚至还包括不少国内资金在海外换了身份再回流的情况。

　　再到后来，1990年到2000年左右，跨国公司在华逐步摸索出了合适的做法，如开始独资浪潮，让全球的管理方法论进入中国的分支机构，而这位“老外企”也由最初中资公司的员工变成这家食品公司全球数万名子公司的一员。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普遍盈利的基础也由此打下。

　　接下来跨国公司进入了在华的“黄金十年”，不仅为总部的全球性生产基地布局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也逐渐成为利润主要来源地之一。相应的，本地人才受到重用，地位逐步擢升。这位“老外企”成为公司在华的副总裁，主管的领域从人力到市场、商务拓展不等，甚至还管理过一段时间的工会建设。

　　但突然间，在去年金融危机来临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这位“老外企”到美国总部开会，发现不仅会议规格缩减了不少，而且压在自己和同事头上的任务也一下增多了不少。总部给出的理由是：全球经济不景气，但中国还在保持GDP的稳定增长，是时候让中国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了。

　　随后的情况却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这家公司并没有看到中国市场带来的利好，相反是各种麻烦接踵而来。在2010年，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这家公司意欲并购一家本地的食品企业，但一连串的政府批文让人头疼。要进行渠道下沉时，又遇到了一群“凶猛”的台资企业。至于高管，本来总部计划多任命几位华裔中国区高层，但猎头公司找了几个月后推荐的人才都不合意。“今年的确和往常不一样，有太多不顺了。”这位“老外企”对《环球企业家》感慨说。

　　这段简史或者能说明跨国公司真正复杂的心态所在——他们在华投入了二十多年，刚刚进入了丰收期，在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需要中国市场发挥更大作用时，结果却不如人意。但为了继续完成任务，又不得不继续在中国市场投入下去。

　　真正的问题是，这些跨国公司该采取什么样的思路继续下去呢？

　　“如果把中国看做一个股票，最好的态度还是长期持有。”西门子中国区CEO程美玮对《环球企业家》给出了答案。

　　抱怨所在

　　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仍需清晰化的是什么样的跨国公司到底在抱怨什么？

　　在今年上半年和年中，一些跨国公司在各种场合表示对投资环境不满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些多元化企业才会遇到的特殊情况。例如，通用电气涉及的风能领域受到国家政策影响较大，而西门子的高铁项目也因为利益博弈而最初并没有如意。但根据《环球企业家》此次调查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一些不用与政策或者政府部门有日常紧密联系的跨国公司，同样也感受到了投资环境的变化。比如在快速消费品领域，有60%的公司认为来自本地对手的竞争变得激烈（表格7），这使得他们做生意并不如以前顺利。

　　而在这两年增长速度较快的零售行业，实际也因为政策影响而放慢了脚步。例如，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规定，在华拥有店铺数量超过30家，销售药品、粮食、植物油、糖、棉花等且产品来自多个供应商的不同种类和品牌的连锁企业，其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9%。这意味着沃尔玛、家乐福要不断扩大规模，还需要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来共享利益。在本刊的调查中，所有认为生意越来越难做的跨国公司中，来自零售行业的公司占到了20%。

　　在同样热门的医疗健康产业，跨国公司也遇到了麻烦。最初很多公司认为医改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尤其是在医疗器械领域，高端的产品几乎由西门子、飞利浦和通用电气占据主要市场。但是他们也发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及中国海关总署，有时会造成重复监管的现象，这造成了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

　　相反，出乎意料的是，来自金融行业的大部分公司认为生意越来越难做的说法并不成立。有65%的金融行业公司选择了此项（表格8）。尽管一些跨国公司对在华外资法人银行要开展人民币业务仍需要较长时间的审批并需要多个监管部门的批文有一些抱怨，且对银联卡的垄断地位也颇多微词等，但在一位资深业内人士看来，这些都是属于他们可以理解和等待的范畴。随着人民币基金以及QDII的逐步开放，让跨国公司尝到了甜头。“整体来看，在不完全开发的金融服务业领域，给外资带来的好处还是大于他们的不满。”这位人士说。这被认为是该领域跨国公司较少抱怨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在诸多对投资环境不满的细分多选项目中，认为政府采购和其他的政策限制较多的占据了70%，认为受到了自主创新政策的限制为68%，认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占到了50%（表格2），这意味着实际跨国公司的诸多抱怨都集中在此。根据历年中国美国商会白皮书的调查也同样显示，今年大部分跨国公司第一次认为如何适应投资环境成为公司在华运营的主要挑战，而以往的挑战更多的是诸如人才培养、知识产权等话题。

　　自我适应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何近期跨国公司抱怨迭起，不难发现这和他们有限的声音传达渠道也无不关系。

　　在被问到如果遇到不公平待遇，一般会采取什么措施解决时，跨国公司仅有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行业协会或者外商投资协会协调，另一种则是直接向政府部门或者相关机构反映，前一种占据了80%。此外，选择默认结果的跨国公司占据了15%（表格3）。这意味着跨国公司的声音除了通过一些商会，难以和主管部门做直接的沟通。然而，当一些抱怨出现，声音也难免会被放大。

　　但无论如何，跨国公司从内心还是认为自己有不少优势。例如，认为自身产品和服务依然存在优势的企业占到了70%（表格6），而这是他们应对复杂市场环境的最重要武器。此外，他们对市场的把握能力也不会比本地对手差。

　　真正需要跨国公司面对的问题是：在有抱怨又给予希望的情况下，如何去适应新的投资环境变化。好消息是，大部分跨国公司认为需要调整自己。在被问到未来五年是否会主动调整在华商业模式时，有60%的企业表示会，表示不需要调整的只有10%，剩下的决定是视情况而动（表格4）。

　　这意味着从今年开始，一些跨国公司可能会在华改变策略，由激进变得相对缓和，同时会更多地利用全球化资源来调配中国市场的所需。尽管每个公司都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但当他们被问到未来销售额增长目标时，几乎80%的公司都表示能完成（表格9）。

　　当然，作为已经在华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跨国公司，他们也都深知要完成目标并非易事。他们对未来的担心集中在了政策变化（60%）、本地对手的成长（50%）以及一些制度的不完善（35%）上（表格10），而这将是跨国公司今后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