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者注：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基尼系数”。按照国际惯例，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根据有关资料，这一数字在我国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从2000年开始，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且每年以0.1%速度递增，这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由于部分群体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灰色收入，中国真实收入差距或许还要更高。
8月23日，中国社会保障论坛第四届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郑功成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身份，作了题为“收入分配改革与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的演讲。
此前，郑功成在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交的有关“收入分配改革建议成果要报”中，提出了全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预期目标：
“十二五”期间基尼系数力争降到0.45以内，2020年降到0.4以内；“十二五”期间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增长不低于五个百分点，2020年将这一比重恢复到50%左右；确保财政支出每年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
作为民盟中央收入分配改革调研组成员，郑功成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研究，在中国社会保障论坛召开前，郑功成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就业质量是工资增长的基础
《21世纪》：“同工同酬”已经被写入《工资条例》草案，但是对于“同工同酬”的可操作性目前还有很大争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功成：“同工同酬”作为市场经济普遍奉行的一条原则，在我国不仅提出很久，而且是载入了相关法律之中的，但现实中却是“同工不同酬、同制不同权”的现象普遍。这要从就业体制的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国的劳动就业体制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过去是由国家统包统配，现在是市场化的双向就业，但到现在不仅仍然没有解决“同工同酬”的问题，还存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差异。“十二五”期间应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这需要迅速启动第二次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尽快打破用人单位普遍存在的按体制内外对劳动者区别对待的现实格局，通过强化劳动监察，切实落实“同工同酬、同制同权”。
《21世纪》：目前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中，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是一个焦点，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郑功成：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是政府与劳动者的共同愿意，也是中央许多文献与许多政策性文件中屡屡明确提出的，但迄今效果不明显。
因为工资正常增长的关键，在于劳动者的就业是否有质量，包括就业的稳定性与劳动关系的规范性。因此，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提高就业质量，这是工资正常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前提条件。
前段时间我到广东调研，发现职工流动性很高——工作一年半载就走了，怎么可能涨工资？现在大家都在谈工资正常增长，但如果不从提高就业质量入手，工资不可能实现正常增长。
《21世纪》：职工流动性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行业收入存在差距，有些行业收入过低，也是造成人员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解决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
郑功成：我国当前的行业收入差距主要受产业布局与行政垄断程度的影响，城乡差距主要受户籍分割的影响，阶层或群体差距主要受劳动就业制度不公平的影响。
深化国企、户籍、就业三大体制改革，是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基础。
比如调整国有企业布局和结构，将省以下一切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同时提高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并用于民生福利，对垄断企业人员的薪酬福利待遇实行规范化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新建城镇的步伐，放开中小城市户籍管制，对大城市、特大城市明确户籍准入政策，促进人口双向或多向有序流动。
应发挥社保调节分配功能
《21世纪》：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利益失衡格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您提出要发挥社会保障调控财富分配格局的职能？
郑功成：今天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多种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也是多年以来重财富增长、轻财富分配，重鼓励部分人先富、轻促进全民共享的结果。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全面认识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功能。同时应当根据国家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实际上已经不再是补救式的稳定或安全工具，而是承担着调节收入分配并促使财富得到合理分配的职能。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人口有限、低水平保障，运用的资源很有限，其对财富分配格局的调节作用也非常有限。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约相当于GDP的6%左右，较之发达国家大多在25%甚至30%以上，差距很大；即使是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这一指标也早在20年前就超过了7%。
再以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例，高收入国家普遍在35%甚至4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也普遍在25%甚至30%以上，而我国约为12%左右。如果将政府性收入都统计在内，这一比重还要降低40%左右。
这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在国家财政再分配中所占份额偏小，其对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有限。
在初次分配中，由于社会保险覆盖面有限，职业福利不具普遍性，政府、劳方、资方之间的利益格局便不可能有效均衡，劳动者报酬不仅水平难以提升，薪酬结构也会陷入只重即期收入而缺乏稳定安全预期的困局。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21世纪》：如果给收入分配改革分别确定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分别该解决什么问题？
郑功成：在“十二五”规划及更长远的发展规划中，我认为需要明确将“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摆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将普惠民生作为各级政府的重大职责。
同时，确立具有约束力的基本预期目标：“十二五”期间基尼系数力争降到0.45以内，2020年降到0.4以内；“十二五”期间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增长不低于5个百分点，2020年将这一比重恢复到50%左右；确保财政支出每年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
要清醒认识到收入分配改革的异常复杂性和可能遇到的巨大阻力，在确立基本目标的前提下，调整宏观政策、注重初次分配、优先再分配改革等方面同时发力，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制度化。
《21世纪》：您近来在多个场合提出应当让社会保障从维护稳定、解除后顾之忧的工具上升为维护社会公正与实现共享成果的合理分配财富机制。您对我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有什么建议？
郑功成：根据我们在2008年完成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核心报告，我将其分解为三个大阶段：
2010-2012年是第一阶段，目标任务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大制度覆盖全民，使社会保障能够初步满足国民生活基本保障的需求。
2013-2020年是第二阶段，目标任务是城乡居民的其他社会保障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社会保障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并成为对财富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
2021年到本世纪中叶是第三阶段，目标任务是实现社保由基本保障型向生活质量型、由形式普惠型向实质公平型发展的目标，并成为促使和维系财富合理分配格局的支柱性制度保障，最终向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迈进。
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定能够促使我国社会财富分配格局趋向合理化，它不难能够解除城乡居民的众多后顾之忧，更能够维护国民的平等、自由与尊严。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