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深圳制造业的样本意义

　　每经记者 李潮文 发自深圳

　　当富士康开始内迁时，悲观的人认为，深圳与内地进入了“博弈”时代，深圳的产业经济被下了“病危通知书”。

　　站在特区30年这个历史时点上，回顾过去20多年富士康在深圳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二者的关系是如此密不可分。深圳产业经济转型势在必行，在 “后富士康时代”，深圳于内地城市的意义在于它是“先行者”，它的出路必然是开拓产业经济升级的新征程。

　　“富士康时代”

　　富士康选择深圳有必然性。当时的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劳动力及土地价格飞涨，对于电子制造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成本的急剧上升使得竞争力大大降低。举例来说，当时一个台湾工人的基本工资超过每月2500元，而在深圳，流水线上的工人工资不过每月500元。

　　邓小平“南巡讲话”打开了祖国的南大门。为吸引投资，深圳市政府不仅积极铺路整地，还出台了优惠的税收政策，除了富士康，台湾宝成集团、台达电集团等著名公司都开始到大陆投资。

　　20多年间，富士康为苹果、诺基亚等顶尖IT客户代工计算机、通讯、消费电子产品。2004年，富士康出口突破百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3C代工厂；2005年跻身《财富》全球500强，同年，在香港上市……

　　富士康一直以深圳为基地，1996年开建的深圳龙华科技园，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成一座拥有近30万人的“城邦”。据统计，至今，多以“富”字或“鸿”字打头的鸿海系子公司在深圳仍有14家之多，并大都处于经营良好状态；同时，富士康在深圳也发展了以产业链配套、物流、厂房等多个方面的综合配套设施。

　　这也是深圳的“富士康时代”。

　　自80年代起，深圳大规模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贸易产业，本地企业大多靠着“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高速度、高效率”的优势，在全国乃至全球闯出一条“血路”。

　　“后富士康时代”

　　就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2010年，深圳和富士康的关系逐渐进入理性阶段。

　　2010年，富士康十多名员工先后在工业园区跳楼，企业陷入“劳工门”，郭台铭向包括《每日经济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明确表示要将产业向内地转移，内地数个城市频频伸出橄榄枝。怎样转移？转移多少？坊间一时猜测纷纷。

　　无论富士康给出怎样的说法，不难发现的是，深圳产业园在富士康的帝国版图中，不再 “一家独大”。

　　对于富士康这种明显的内迁趋势，有人开始恐慌。媒体称，深圳与内地进入了“博弈”时代，深圳产业经济面临空心化的局面。

　　而实际的情况是，深圳也容不下富士康再继续扩大，深圳也步入了“后富士康”时代。

　　2005年初，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分析深圳发展面临的困难时，就提出“四个难以为继”——土地有限，难以为继；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量“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的“三来一补”企业撤离深圳，向东莞等地区转移。“深圳愿意成为富士康布局全国、走向全球的一个重要基地和支撑点。”8月5日，深圳市市委书记王荣前往富士康调研后这样说。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说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当深圳借助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成为一个先富裕起来的样本，在面对富士康内迁时，如果仅仅是小心翼翼怕其他地区来抢了“饭碗”，仅是以“博弈”的态度来对待，是不是会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正如深圳市长许勤所说：“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财务总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发展按总部经济的形态来做大做强。”

　　深圳，正迎来一个实现经济结构转变、产业升级的契机。于是，在“后富士康时代”，深圳对于内地城市应当发挥它的样本意义；而它自身的出路，必然是寻求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探寻新的道路。也许，再过一个3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深圳将再次成为新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