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专访农行行长张云:农行股改收官战
陈伟鸿 CCTV《对话》栏目主持人
张 云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李振江 中国农业银行董事会秘书
黄锦永 广西省田东县蔬菜种植大户
2010年7月15号,中国农业银行完成了A股+H股的同步发行上市,他们是在艰
难的市况之下,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一次全球最大的IPO(股票的首次公开发行)。作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当中最后一个完成股份制改革的银行,有人形容农行的上市是经历了凤凰涅槃式的艰难蜕变。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历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农行经历了怎样的考验,他们又怎样完成了自我的救赎,有着怎样的收获?1、谈压力,农行行长张云否定“世界上最差的银行,要去做全球最大的IPO”的说法
陈伟鸿:说到压力,我知道在农行上市之前,媒体非常非常关注,当时有一些海外的媒体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报道,有人说它非常地刻薄,比如说“世界上最差的银行,要去做全球最大的IPO”,我觉得这个字眼现在读起来还是比较刺眼。
张云:当然我作为农行的行长,我并不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因为农行在上市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在贷款的质量,还是我们的风险拨备率的水平,无论是从我们的效率指标,还是我们自身的效益回报的水平,都超过了可比银行上市时的水平,所以不能说它是一家最差的银行。那么至于说到IPO的募集资金的多少,其实它是根据这一家银行的实力和这一家银行的资本规模去决定的,你并不能人为地去创造哪方面的记录,它是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陈伟鸿:如果他有机会再写一篇和农行的上市历程相关的报道,你给他一个建议,他的标题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字眼,可能会更符合客观,或者说是事实。
张云:应该说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来得到了世界投资者充分的认可,从这个角度。
2、最紧张的时刻:股市大跌超过4%,几乎导致失败,农行发行过程比坐过山车还刺激。
陈伟鸿:上市的过程中,有没有最紧张的时候?
李振江:比较深刻的是6月29号的一天,我当时我记得我正在陪向董事长带领着红队在英国的爱丁堡进行路演,我记得大概是在深夜的3点钟,我收到了国内团队传过来的一个信息,说当天A股大跌。6月30号,就是我们在香港公开发售的第一天,7月1号是我们A股战略配售投资者的交款日,也是A股网下机构投资者的第一天的申购日,如果面对这样不利的市场环境,如果要是没有很好的应对预案,那么很可能会导致整个发行的这个失败。
陈伟鸿:本来就不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姑娘,出嫁的时候又偏偏碰上了阴雨天。
李振江:由于这个事情当时特别重大,特别紧急,我犹豫再三,还是在深夜3点钟把我们向董事长的门敲开了,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一下向董事长。
陈伟鸿:我发现你的工作都是在别人最累的时候就主动出击,在他们受不了的时候,你就发个邮件,董事长在睡的时候3点钟你就敲开他的门。
李振江:因为当时张行长给我封的是股改的秘书长,来协调这种传统信息,董事长也是多方面了解情况,然后随即就和张行长开了电话会议,研究相关的对策。
张云:开弓没有回头箭,农业银行当时股票发行的进程进行到这样一步,没有退路,只能去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去完成。但是我们同时对农业银行的股票发行成功还是具有坚定的信念。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农业银行的成长故事是被大家所接受的。
陈伟鸿:这的确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有点像坐过山车,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刺激。
张云:我觉得农行上市这个过程比过山车还刺激。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山车我上去以后,我眼睛一闭,管它去。反正就那么一两分钟,几分钟就过来了是吧?但是农行的股份制改革和我们上市的进程,它是历时三年三个月,它是眼睁睁地,或者是你意想不到的有很多的急流险滩,有很多的艰巨的挑战,所以给你带来的压力,给你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刺激,我觉得比过山车还要强劲得多。
3、农行如何在服务三农与业绩诉求中寻得平衡
黄锦永:原本我是一个种香蕉的大户。1997年由于南方冻灾,我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大概损失了8万以上,那年由于冻灾,我的香蕉运不出去,白白地烂掉在地上。紧跟着第二年,2008年,又来第二次的灾难,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雨,造成香蕉普遍发病,在当地卖到两三毛钱还没人要,连续遭受两年损失,我总共损失了差不多15万以上,那么我着急得很,我就跟农行申请提出借贷款。我接到贷款之后,我立刻把香蕉全部铲光,重新翻地,改种香椿,当年就获利了。获利之后,我非常感动,我就写了几个大字,挂在我的承包地,感谢田东农行的支持。
陈伟鸿:有没有把你种的香椿送给他一些?
黄仅勇:当时香椿还不成熟。
陈伟鸿:董事长去的不是时候。
黄仅勇:那时候有一点香蕉送给他吃了。
陈伟鸿:然后他有什么表示呢?
黄仅勇:他表示祝贺。这两年我开始慢慢地恢复过来了,现在我又开始有钱存进农行了。我虽然不会炒股,不过以后我发财了,我的钱一定是存在农行,就这么个意思。
陈伟鸿:好,谢谢。他的香蕉在当时已经是两年绝收了,银行放贷给他会不会风险太大了,我们的风险真的做到了足够好的管控吗?
张云:其实对农行来说,对农民,特别是围绕着种植业发放贷款,确实有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的化解我想还是需要有更多的金融体系,大家形成一个风险分担的机制,比如说建立相应的保险公司,建立相应的贷款担保机制,同时农民自己在贷款的时候,也要贷适当的额度,银行自身当然在贷款之中也还要有一些担保的措施,比如说联户担保等等。那么通过这些措施,从总体上来说,能够化解农民的贷款风险问题。
陈伟鸿:农行未来会服务三农,可能是成为我们股改当中的一大亮点,吸引了很多投资人,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这个亮点可能不能称之为亮点,有人称之为鸡肋,会觉得说,三农这样的一个业务,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所以接下来我会从中国农业银行这几个字当中,再选择这样的两个字,来进行一个新的拼接,这次是银行和农业放到一块,很多人觉得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词。
张云:我用一个“德”字来概括银行和农业两个字,其实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常常讲,三农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德政工程,体现了对广大农民的重视,体现了对农业的重视,体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的一种战略考虑。其实我们在服务三农的行动中,我们的员工是非常辛苦的,这几年我们的农行的员工在给农民发放小额贷款中已经牺牲了5位员工,他们是在深入到农村田间地头的时候,有的翻船,有的交通事故,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就是要有奉献的意识,要有爱心。带着爱心,带着奉献的精神,为广大农民,为三农事业服务。 那么与此同时,这个“德”本身也要体现农业银行是一家商业银行,我们必须规范地运作,其实有的同志把银行和三农往往用水和火的关系来比较,从某些领域,从某种角度来看,的确是水和火的关系,但是如果说我们找到了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找到了防范风险的有效的途径。那么,如果说我把它比之为找到一口锅的话,那么你把水盛到锅里边,下面去烧火,既可以把水烧开,但是也不至于把火扑灭,在这个过程之中,说到底,银行必须按照规范化的商业银行去做,而不能不计成本,不讲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