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息决策应当坚决,加息操作应讲究技巧,不均衡加息可成为政策首选
近来,受制于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货币政策面临重重掣肘。业界对此歧见纷呈,猜测颇多。利率工具是否动用、如何动用,成为议论的焦点。
官学两界中,建议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者并不在少。其依据除担忧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减速因素及外部复苏形势外,主要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水平(CPI)将见顶回落。分析称,8月CPI同比上涨3.5%,达到22个月以来的最高峰,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上涨,其次则系翘尾因素影响。二者均有时效性,见顶之后年末便会回落。即如此,则不必急于加息。我们对此不敢苟同。
CPI当然是衡量通胀的重要指标。但正如美国次贷危机教训所示,CPI并不足以成为警示经济系统性、结构性风险的有效指标。在中国,鉴于多年来货币超发,应对金融危机时又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货币刺激政策,流动性泛滥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利率政策执着于CPI数字而进退失据,则难免刻舟求剑之嫌,不仅不能实现“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也难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我们早在本刊5月10日(第19期)的社论中就提出“适时加息不迟疑”,目前继续呼吁此一主张。几个月来,“负利率”危害正在加大,事实上已到了不能不纠正的程度。以商业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与CPI之差衡量,二者之间已有125个基点的落差,且呈扩大之势。有人据此推算,储户每1万元存款,一年内的真实消费能力将损失125元。自今年2月起,“负利率”持续至今已七个月。它不只蚕食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加剧其通胀预期,更造成社会资金一定程度的错配,更多地弃实业而转入房地产、商品期货等金融和资产市场,助长资产泡沫。
应该看到,以货币供应量及新增贷款增速计,中国的整体流动性依然过于充沛。仅以近期看,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2%,增幅比上月提高1.6个百分点,8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452亿元,也超出市场预期。
当前评估通胀形势,不应仅关注传统指标,还应该将资产泡沫纳入视野。自4月中央政府推出 “国十条”以来,房地产市场调控已骑虎难下,有再度无功而返之虞。这对政府的公信力构成严峻挑战。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学界早有共识:除了土地、房贷、保障房等因素,流动性极度宽松引发投机狂潮是根本原因。只有加息,才能釜底抽薪。
即便着眼于CPI本身,也不可掉以轻心。今年以来,通胀走势逐级递增。仅从基数效应考虑,明年上半年的通胀压力也不容小觑。如果美联储进一步推进“量化宽松”政策,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面临又一轮飙升,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将显现。
基于此,当前亟需发出未来利率将逐步“转正”的信号。学者已提出多种建议,如重新启用十多年前的储蓄保值贴补方式,仅提高存款利率的“非对称加息”;更为大胆的尝试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适度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具体政策选择尽可讨论,但是,改变投资者和消费者对负利率的预期已成当务之急。
加息决策应当坚决,加息操作应当更讲究技巧。应当承认,当前经济形势并不乐观:以外部形势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未完全消除,在可预见的将来,外需仍将相对疲弱,出口前景难以乐观;以内部形势论,下半年以来,在节能减排、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等影响下,经济增速呈减弱态势。在人民币升值步伐有所加快之时,如果再大幅加息,出口下滑和资本流入的压力,将会变得相当严峻。
因此,不均衡加息的方式应成为当前的政策首选:存款利率向上浮动,贷款利率维持不变。这既可以减少“负利率”对居民消费能力的蚕食,也可以起到减少资产泡沫风险和调控楼市的间接效果。贷存差缩小,银行将面临较大的利润压力,但可倒逼其改变盈利模式。
在刚刚结束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总理坦承,应对金融危机冲击采取的政策措施“难以避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很显然,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泛滥,便是这些负面影响的首要表现。在目前通胀尚属温和之际,决策者应果断行事,引导通胀预期,避免未来被迫紧缩导致经济“硬着陆”。宏观调控政策的正常化正当其时,而利率工具正是其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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