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刘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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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候推进以社会体制为核心的第二波改革了。这一波改革的核心，是增进民众福利与权利保护，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微观经济效率，以及政府从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与推进制度建设同等重要的，是提升中国经济运行
中国经济的低效率运行，有可能是助长、并最终刺破产能泡沫的关键环节。而说到底，中国微观经济层面的低效率，主要是由于强势政府干预与扭曲要素市场价格的结果。为此，首先应该改革行业准入政策，让更多的行业能够对民间资本开放，尤其是金融业。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是做好金融监管的理由，而不是封闭它的理由。尽早让民间资金可以经营金融业，对于防范金融风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应进一步做好中国资本市场改革。
为了让中国制度改革与建设能够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中国政府需要强化宏观经济安全建设。其中的三个要点，分别是通货膨胀、外汇政策、金融系统风险。
对于通货膨胀，需要给予恰当的关注，但无需过分担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通缩压力。无限供应的劳动力、快速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大举堆积的过剩生产能力，都是造成这种压力的原因。另一方面，货币超发也不断积累着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1995年的《人民银行法》通过之后，中国央行不能再为财政透支，立竿见影地，1996年之后，中国零售物价涨幅大幅降低（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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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平均涨幅（数据来源：Wind） |
但结汇制下，中国央行不得不为累计的每一块美元发行等值人民币，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1986年，M2与GDP之比为65%，到2009年，这一比例已经大幅上扬到178%，远高于美国以及世界平均水平。如此规模的货币超发之所以没有引导出通货膨胀，是由于我们上面提及的通货紧缩趋势抵消了货币超发的压力。但正如前述论证，货币超发虽然没有体现为物价上扬，却涌入资本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同时，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例如工薪上升），必须提防货币压力转化为物价上扬。
外汇政策方面，目前缓步推行的人民币汇改，的确是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人民币的国际化不宜过分着急，资本项目的放开也应有序推进。
再看金融风险。地方投资平台积累的问题，是一个急迫而现实的威胁。地方投资平台的本质是银行对地方财政的透支。其相对合理性，在前面论述中国模式中政府积极作用部分可做参考；而其不合理的部分，在于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的选择与营运，并不以微观经济合理性为归依，从而必然带来投资低效率以及最终的银行坏账。依据历史经验，如果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合计10万亿（预计到2010年年底）的贷款最终出现超过20%的呆滞帐，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单此一项，就可以推高政府债务占GDP比例近10个百分点。此外，中国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还包括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贷款，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直接与间接的依赖等。因此，对银行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必不可少，尤其是政府与银行关系的改变，需要从政府端（而不是银行端）进行改革。更加合理与严格的金融监管、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人民币债券市场等技术举措也应该及时推进。
说完了经济建设，最后有必要关注一下中国模式下的民主建设。在罗德里克的研究中，民主与经济增速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然而，民主与经济增速波动之间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意味著，一个民主指数更高的国家，发生经济跃升中断的概率越低。
从一个方面讲，民主有可能降低决策效率，对经济腾飞的作用是中立的；但另一方面，缺乏民主程序却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与该国的相关组织之间形成强烈“锁入”效应。在既有的制度安排下，各类组织发展出可以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方式，这种谋划固化了有利于强势集团的制度安排，从而在制度安排与行为人模式之间形成“锁入”效应。在一个民主指数高的国家，弱势阶层的利益有机会得到伸张，这种“锁入”不容易导致经济发展路径被引导到“刀刃”般狭窄的均衡路径。反之，在一个弱势阶层利益长期受到忽视的社会中，带给强势阶层巨大利益的举措——即使对其他阶层不利——有可能被推至极端，并形成自我维系的循环。这种结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没有受到外力撞击或者社会群体运动震撼的时候，很难有所动摇。但这种稳定性是刚性稳定性，而不是柔性稳定。它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在这样的系统中，弱势阶层的利益久被忽视，经济建设失衡不断堆积，两方面的压力都在逐渐累积。一旦出现裂口，由于失衡程度巨大，随之到来的调整势必惨烈迅猛。这可能导致经济跃升的中断。
按照诺斯、沃利斯与温加斯特的研究，一个自然国家要步入现代开放次序的民主制国家，面临的障碍极其巨大。自然国家所秉持的内在治理结构具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它透过将特权或者租金赋予强势集团，来控制一个社会中内生的潜在暴力冲突问题。但这种结构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以至于在历次危机之中，重大调整有可能在暴力情况下出现，并导致这些国家不具备必需的可信承诺来激励政治人物与各派势力尊重宪法规则。如此一来，国家治理体制缺乏永续性，也就无以发展对普通人权利的保护以及现代化制度建设。
以这种视角来看待，中国模式有可能在第三世界国家赢得更多的模仿：它们既无能力快速进入西方体制，又希望追随中国开创的经济增长奇迹。现成的选项就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内，铁腕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而透过中国式的经济政策（改革、开放与强势政府参与）追求经济高速成长。只要仍然有庞大的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只要西方国家不陷入短视的保护主义，中国模式的确值得一试。
反过来看，中国自身的情况值得提高警惕。在下一阶段，如果继续忽视必要的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上的失衡与泡沫很可能会继续恶化，而民间不满也可能逼至引爆点。这可能威胁中国继续其伟大腾飞。
因此，在上世界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进行了30年之后，现在是时候推进以社会体制为核心的第二波改革了。这一波改革的核心，是增进民众福利与权利保护，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微观经济效率，以及政府从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作者系国际对冲基金经理，瑞富咨询公司CEO。本文是其“中国模式：优势、软肋与未来”系列文章之终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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