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银监会希望建立一个对银行有激励机制的风险管控架构，如果内部风险控制能力好，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以相应下降
□ 本刊记者 冯哲 | 文
中秋假期刚过，中国银监会即将召开新资本协议项目组（扩大）会议。之前，银监会刚刚就国际资本监管改革的内容向媒体吹风。
“既然要改革，就不应该把达标时间拖得太长。否则会有损改革的公信力。”银监会国际部常务副主任范文仲表示。
银监会正在讨论推出新的四大监管工具，包括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流动性要求等。其中，资本要求里提出了超额资本的概念，对于最低资本和拨备的期限都要求在2012年底达标（参见本刊2010年第38期“银监资本新政”）。
“按照（新协议）第二支柱要求，银行未来资本充足率在不计提超额准备的情况下，可能会还要提高2个-3个百分点。这对银行是一个较大挑战。”一名大行人士表示，“银监会讨论稿中把第二支柱达标时间放在了2016年，可能出于这个考虑。”即使如此，这也比国际资本监管改革设定的2018年达标提前了两年。
“不能简单认为，当前的不良贷款水平较低就等同于信用风险水平低。”一位银监会高层针对银行业内的微词表示。他指出，一些银行最大十家客户集中于同一行业，对持有借款人短期融资券、中期债和企业项目债不合并计算大额风险集中度等，都需要实施整改。
前述银监会内部人士坦承，关键想建立一个对银行有激励机制的风险管控架构，如果内部风险控制能力好，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也可以下降一些；风险管控能力差，资本充足率就要高一些，“不是要一竿子限制死，而是通过有激励性质的调控手段，让银行自我完善风险管控才是最终目的。”
轻重缓急
据一位参与研讨的大行人士透露，近期来看，国内银行监管现在还是会将主要精力放在第一支柱上，即传统风险防控上。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金融危机中的大量实例表明，即使银行拥有了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和风险控制文化，目前的危机依然有可能再次发生，所以第二支柱的修订也相当重要。
一位资深监管人士表示，以往银行关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但是银行面临的风险还包括集中度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等，这都在银行资本监管新协议第二支柱中得以体现。
从银监会的讨论稿来看，目前，五大系统性重要银行（工、农、中、建、交）第二支柱的依据是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但涵盖了大部分股份制银行的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则要根据监管评估而定。这意味着，对股份制银行的压力将更大。
2004年巴塞尔Ⅱ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为：最低资本要求（第一支柱）；监管检查程序（第二支柱）；市场约束（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是资本协议的重点。该部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有关的最低总资本要求。第二支柱，是监管机构为了确保各银行建立起合理有效的内部评估程序进行的监督检查，主要覆盖了第一支柱以外的主要风险，如集中度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第三支柱则侧重于信息披露。
“理想状态下，三大支柱应该同时推行，但具体执行起来肯定要有轻重缓急，第二支柱相对是长期压力。”前述大行人士表示，近期来看，国内现在还是主要精力放在第一支柱上，现在经常说的内部评级法都主要针对第一支柱下的操作、信用和市场风险。今年底，国内五家银行（国开行、工行、建行、中行、招行）将率先执行内部评级法。
互补新工具
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国FSAP（金融稳定部门评估计划）评估团将来华进行第二次现场评估。在其年中重点对中国银行业整体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全部评估后，即向银监会建议了风险管理中一些亟需完善的新领域。一位监管高层事后介绍了重要几项：关注由于单一质押品、单个担保人担保带来的集中度风险；将风险与资本和拨备挂钩等。
为管控新型风险并使监管增强前瞻性，银监会也为其“监管箱”添置了新工具，如杠杆率（核心资本净额/总资产）、拨备率（减值准备/贷款总额）、流动性要求等。
“整个工具箱的理念基本一致，就是在结构和量上实现互补，从而多工具实现多目标。”前述监管权威人士坦承，最低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拨备覆盖率与拨备率分别针对资本和拨备两个目标形成了双约束。资本充足率的基础是风险计量，而有些风险确实不可被计量的，具有不确定性，“杠杆率和拨备率所具有前瞻性，则是有益的补充”。
银监会近期下发的针对新监管标准的讨论稿显示，银监会要求银行的最低杠杆率为4％，高于新协议3％的标准；同时，银监会讨论今年年末商业银行按照减值准备对贷款总额2.5％的比例计提拨备，以实现拨备和资产规模的硬约束。
该人士强调，两组工具亦有关联之处，拨备如多提，净利润下降，资本留存减少，资本充足率也就相应下降，“所以资本充足率和拨备率给银行带来的是双边压力”。此外，由于资产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的提升对大银行压力较大；而拨备率主要是影响中小银行，这类银行这两年扩张速度很快，拨备总量相对于资产规模较为滞后。
一位银行风险部人士有些不以为然：“相较于最低资本要求，这两项工具创新带有一定主观成分。”在他看来，杠杆率和拨备率提高到4％和2.5％并没有严格的理论依据。
“这说明对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没有信心，总觉得现在计提的拨备还是较少，不能够覆盖风险。”一位参与讨论的内部人士表示，拨备率如果执行，很可能开始时采取延长期限、差别对待、降低初始标准的方式，以降低对市场的冲击。可以先将比率下调至2％，然后逐年达标，与资本要求同步推进。
“证监会现在已经有意见了，认为银行业再融资给资本市场的压力太大了，准备控制中小银行的上市速度。”前述参与讨论的内部人士坦承，银行业动辄数千亿元的再融资计划很难为市场接受，“好在该上市的基本都已经上了。”
近十人自杀 江苏黄桥“打会”崩盘记
对“打会”趋之若鹜的黄桥人视之为致富捷径，却没料到失控后血本无归，最终变成一场噩梦
□ 本刊见习记者 田林 | 文
9
月18日是黄桥战役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名地——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本应迎来它一年一度的隆重日子——“黄桥烧饼节”。黄桥镇的大街上一副迎中秋的景致，随处可见谈意正浓的民众与新装修的商铺。
然而，今年的烧饼节已经延后至10月1日，地点也改到了泰兴市。黄桥平静的表面下，是尚未恢复的可怕伤疤。
今年入夏以来爆发的“打会”崩盘潮，几乎伤及黄桥的家家户户。
“打会”在苏北大镇黄桥的历史悠久，这种金融“互助会”一般由发起人（会头）邀请（请会）亲友若干人（会员或会脚）参加（应会）。并约定时间按期开会缴纳会金（行会），并将每次募集的金额轮流交付一名会员使用。有机会先用钱的会员，亦即得会者，要向其他未曾得会者付息。
这是江浙一带典型的民间金融形式，但在黄桥，近年来逐渐变质。在方圆175.95平方公里、人口19.12万人的黄桥镇，有上千个会头。据本刊记者在当地多位采访对象的估计，在黄桥镇，打会募集的资金高达30亿元，参与打会的人接近95％。而当地国民生产总值在2007年不到15亿元。
刘慧民原是一名修自行车师傅，他初期收益于“打会”的便利，募集到资金开了一家鞋厂，后来直接做起了“打会”的生意，并给他的店面安了一个时尚的名字“理财公司”。
8月15日，刘慧民“麻雀变凤凰”的生活骤然转变。他因涉嫌非法集资被警方带走，现有资产难以清偿所发起组织“打会”欠下的巨债。
这样的例子在黄桥已经不在少数。目前，还有100多个会头潜逃在外，自杀案亦超过十起，讨债引起的骚乱一度此起彼伏。
本刊记者从当地获悉，黄桥镇政府已经介入“打会”之事，但至今未有公开的说法。本刊记者屡次拨打黄桥镇政府的电话，但有关人士均表示有关领导正在开会，不方便应答。
目前处置“打会”的工作，主要是当地的公安经侦大队在执行。“主要是让镇上不出乱子，稳定局面。”当地的张老板告诉本刊记者。
打会变迁
大学毕业后在泰兴市工作的“80后”李先生是本地人。他向本刊记者表示，“‘打会’是百年传统，我爷爷奶奶开始已经‘打会’。还是自己熟悉的人比较放心。”
最原始、简单的“打会”，主要是行彼此资金融通之便，赚钱不是首要目的，先得会者相应付出的利息就高。
发起“打会”的会头具有特殊地位，一般有一定经济实力，社会关系良好，他负责召集、联络会员、收账和记账，及发钱给会员。
应会头召集，同意参加“打会”，叫应会。每次开会会员都要拿出一定的资金，然后集中起来通过标子（承诺偿付的利息）的高低来竞争这笔资金的使用权。运行期间，前面得过标的人在下一次开会前要还回全额资金，未得过标的人，只需拿出扣除利息部分的资金即可。
与现代金融制度的区别在于，这种民间的制度建立在亲戚朋友的信用基础上，监管与法规在这个空间里缺席。
在上世纪90年代末，黄桥出现了新的“打会”形式——“付出会”，与初期“互助会”的变化在于，“付出会”将会上筹集的资金投到生产及商业运作当中，用于购置门面、机器，置办产业。此时，会金由几十元增至几百元，人数也由几人变成了十人。标子要比“互助会”时高。彼时，“互助会”亦转变成一个资金掮客，得会者或自己需要钱，或贷给其他需要钱的企业，收取更高的利息，从中赚取差价。
所谓的“以会养会”也出现了。即得会后将资金拿到另一个会上参与行会，获得更高的利息。
层层加码之后，高利贷也屡见不鲜。当地的丁姓老板，就是在那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个会头。他坦言，尽管法律合同上利息会超过法定利率的４倍，但放高利贷者一般在借条上开的是另外一个金额。举例说，他以10％的利息借别人100万元，在欠条上只会写某人欠其110万元，并不将利息分开注明。
虚假的繁荣
从2008年下半年起，黄桥“打会”的“造富”效应开始出现白热化，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资金已经不再投入到任何生产，而是进入“以会炒会”，有钱就消费的阶段。请会规模甚至已到百万元级别。而每个会的人数迅速膨胀至100人以上。标子亦到了非理性的金额，100元的会的标子由20元、25元，发展到50元。
不劳而获的诱惑，使炒会铺天盖地般地浸入到黄桥几乎每一个角落。
“现在你筹到了钱，明天A有会，B也有会，你都入，袋子里没钱了。那怎么办，只有到会头家里请会，标子一高，钱就给你了。”丁老板解释道。得钱的人继续入金额更高的会，以得首会。许多人都已经放弃原来的主业，专职炒会。有人甚至用房子抵押了贷款来炒会。
“黄桥文具店里卖的最好的是点钞机。一家四口炒会，每个人几个会，人手一台。”一位当地人称。
丁老板的手腕上至今仍挂着一条1.5厘米宽的金链。“去年金链子都是按斤算的。”他回忆说。
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多位当地百姓均表示，在享受虚拟富裕的过程中，很多人已经无暇估计得会的钱怎么还，有的人已经按捺不住地花钱，而要有钱花的惟一来源就是再跑到会头那里请会，开出很高的标子得会。这就如同不停地增开更高额度的信用卡以还上一张信用卡，从而无止境地消费下去。
受此影响，当地汽车经销、房地产以及服装、餐厅、美容、健身、酒店等一度异常火爆。很难想象，在一个只有一个井字形的商业街的小镇上，会呈现比京城更拥堵的街道与熙攘的人群。
当地汽修店的王老板向本刊记者回忆道，2009年，他发现黄桥的生意越来越好，觉得应该投入些资金扩大经营，因而他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间分别请了两次10万元的会。
购置物业、车、房也成为有良好稳定现金流的一种标志。很多想成为会头的人，通过购置这些资产来充门面。随之而来，小镇黄桥的房价亦翻番至每平方米4000元。王老板估计，仅2010年上半年，黄桥镇的60万元左右的宝马汽车新增数量达到十几辆。
“倒会”之殇
骗局的崩塌，却也只在一夜之间。
多位当地人事后回想，大约在2010年7月，几个大会头联手倒会，导致了泡沫的全面坍塌。所谓联手倒会，就是几个规模几千万元的“打会”共同约定从某一天开始不再给付资金。打大会的很多又是小会会头，或者是小会得钱的人，在到期无法兑现。不到一个月时间，黄桥的打会就全倒了。
会头与会员之间往往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之间编制着循环债务链。如上述“80后”李先生的会头，是当地一个经营茶叶的女老板，在高额还款的压力下，喝洁厕精在家中自杀。其夫闻讯后，赶回家中，但当时债主已将其家团团围住而不得入。其夫只好与众人签下协议，承诺向大会头讨完债后，立刻将资金归还小会民。
其夫于是赶去大会头家，并称若不立即还款，则将尸体停放在门口。最终，其夫共获还款200万元，但他选择即刻卷款潜逃外地。
据当地民间不完全统计，因倒会而自杀者近10人。1000多个会头中，100多个会头在外潜逃。据当地人回忆，7月23日至7月26日，黄桥街头几乎全是讨债的人群，商店也几乎都关闭，原来热闹的“打会”场所，一夜之间封停。
以物抵债成为当地的主要还款方式。一家大会头——明丰理财公司已将其所有物业用于偿债。和黄桥烧饼一样出名的是黄桥美味鲜酒楼，如今冷冷清清。一位当地人说，这家店的品牌已经转让给了“黄桥怪味鲜”的老板。石桥路上有一家黄桥最大的健身房，老板初接此物业的时候，还心里庆幸觉得是一笔不错的还款。可不到一个月，不得不歇业。只因以前的顾客多是会头，倒会后不再光顾，教练也走了。
饭店的老板称，买菜的时候，卖家旁边就有讨债的人站着，交易完毕钱就被收走了。
“骚乱此起彼伏。”当地人脉颇广的张老板告诉本刊记者。用什么方法讨债，讨了多少，会头的去向，成了百姓之间热议的话题。愤怒而悲伤的民众，跑到了大部分会头居住地——华润庄园，挂上红底黄字的横幅“勤劳致富光荣、不劳而获可耻”，在夜色中，显得苍白而讽刺。
最终，在公安干警多次到现场维持秩序后，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一对一的签下白条，并列下9月开始的还款协议与计划。“公安定下了新规定：不许打人，不许绑架。会头们也变成老油条，白天睡觉，晚上陪上门讨债的人静坐。”张老板说。
溪桥，是从泰兴到黄桥途经的一个地名，后合并入黄桥。8月13日，小镇上收到消息，泰兴的领导将赴溪桥指导工作，打算召集黄桥的大中小会头，到溪桥原镇政府所在地“培训”，指导他们如何还钱，只有会头还了钱才能停止“培训”。然而，事情最终没有下文。前述汽修店王老板，是夹在中间的中小会头的代表。老板娘一听到“打会”二字，说着说着便流下眼泪。
8月，黄桥如死城一般。
谁之过
在事后看来，“打会”发生恶变，并非毫无预兆。
今年1月8日，黄桥镇政府已发文将“打会”定性为非法集资。
公告称，“近年来，黄桥的‘打会’已严重变质。许多‘会头’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用短期兑现的方式，开始先按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然后‘拆东墙补西墙’，用后集资人的钱兑付先前的本息，这就是‘会头’不断请新的‘会’和发展新的‘会员’的原因所在，等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黄桥的‘打会’大多已逐步演变成以‘打会’为幌子的非法集资。”
街上开始贴了一些横幅，也有宣传车开过广而告之：“打会”是非法集资。
多位受访人士均表示当时有些不以为然，参与“打会”的人几乎占黄桥人口95％，黄桥100多年前就有这种传统，怎么会成了非法活动？况且，“打会”的人当中也有政府的公务员、公安等人士，即使他们不直接参与，配偶也有参与的。而且“打会”是不会倒的，因为倒了经济就会衰退，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
于是，在2010年春节期间短暂停歇后，“打会”又开始全面铺开了。
本刊记者从泰兴一家银行人士得到的消息称，直到今年5月，各行才对黄桥地区的贷款风险进一步加强控制，但非全面禁止。
江苏省银监局一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坦言，黄桥“打会”并没有冲击正常的银行体系，因为“打会”的大部分资金依然存在银行，所以很难从银行端察觉蛛丝马迹。银监局对民间的这些“理财公司”并无监管义务。而小额贷款公司也仅由地方政府管辖，其实就是只受工商登记的约束。
黄桥在炒会阶段热闹涌现的一些名为“小额贷款公司”或者“投资理财公司”等机构，并不规范。据当地人介绍，泰兴市致富会计咨询服务公司和泰兴市明丰理财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两个最大的据点。但本刊记者查证，事实上在众多的小额贷款、理财公司当中，只有泰兴市明丰理财有限公司和江苏源兴投资理财有限公司有工商资料，泰兴市致富会计咨询服务公司和另一家较大的泰兴市天脉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均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过。
尽管“打会”的悲剧在黄桥及周边被炒得沸沸扬扬，江苏省金融办的有关人士表示，对“黄桥打会”之事是头一次听说，不知情。泰兴市负责金融事务的是发改委，本刊记者后致电得到的答复是，听说民间说法，但并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文件和相关通知。
“一般当地政府对‘打会’这种现象不闻不问。出了问题，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时，才不得不出来‘维稳’，但也仅此而已，抚平不了社会的伤疤。”江苏银监局人士表示。
乡民愚贪固然值得反思，但黄桥“打会”的教训应不止于此。民间资本通过互助性质的筹资，是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正规金融机构的职责何在？另一方面，政府是否有职责又该如何防止正常的民间金融走向大规模的恶变？
本刊记者杨彬彬、实习记者赵蕾对此文亦有贡献
证券
期货业务扩容前夜 投资咨询或成新盈利点
最值得期待的是期货投资咨询业务，或成为期货公司新盈利点
□ 本刊记者 范军利 | 文
沉
寂数年的期货业即将驶入业务扩容的跑道。
9月20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证监会主席助理姜洋在会议上表示，当前证监会正在加强对期货公司创新业务的调查研究和论证。
对于业内期待的期货业务创新，姜洋表示，今后一段时期，证监会将重点推进期货公司的三项创新业务：一是投资咨询业务，二是境外期货经纪业务，三是资产管理业务。
这次会议令业内对创新业务推出充满信心，市场冀望长期以经纪业务为本的期货公司，可望开辟出交易佣金之外的新的业务渠道。“比如，最值得期待的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该业务一旦规范化、合法化，将成为期货公司新的盈利点。”一位期货公司副总表示。
国内期货公司普遍存业务形态单一，手续费竞争激烈导致行业利润较低，低于其他金融子行业的净利润水平，比券商更是有天壤之别。创新业务虽曾呼唤多年，但在风险控制第一的战略思路下，一直难有发展。今年4月，股指期货推出后，期货公司们对投资咨询、CTA资产管理、境外代理等期货创新业务有所期待。
不过，来自监管层的信息亦显示，创新业务需持“积极稳妥”推进之步骤，不会一步全部放开。
“以投资咨询业务为例，首先需要获得咨询业务资格，然后开始发放牌照。这样一来，明年能否推出，也还是问题。”南方一位期货公司高管对创新业务推出速度仍持保守态度。
投资咨询开闸
今年8月初，证监会曾连续下发《期货公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调查问卷》及《期货公司投资咨询业务管理试行办法》（下称《试行办法》）的内部征求意见稿。“期货公司将可能名正言顺地获得投资咨询收入。”一位期货公司高管认为，这使期货业内充满期待。
此前，期货业投资咨询业务多为灰色地带。2007年2月7日，国务院第16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新条例将“期货经纪公司”改名为“期货公司”，并规定，期货公司可以申请经营境内期货经纪、境外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期货业务。
但由于证监会并未针对除经纪业务的其他业务种类出台相关规则，所以期货公司多通过“培训费”暗地或曲线收取。
业内人士表示，上述两份文件如若实行，将使得先前灰色地带的培训咨询收入正规化。根据监管新规，期货投资咨询业务将包括研究分析和交易咨询两大类业务，但代理客户从事期货业务被明令禁止。
根据前述内部征求意见稿，期货投资咨询的研究分析类业务是指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对期货市场及相关现货市场价格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等进行研究和分析，制作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报告，并以期货公司名义向客户及其他使用者发布。而交易咨询类业务则是指接受客户委托，按照约定为客户设计套期保值方案及相关操作软件系统、提供特定信息服务或协助拟订交易操作策略等。
《试行办法》要求，开展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最近一次分类监管评级为C类以上；最近一年的风险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至少有一名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和五名以上业务人员取得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期货投资咨询从业人员资格，负责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有两年以上期货从业经历，业务人员应当具有三年以上期货从业经历，且无不良诚信或者违法记录。
虽然业内冀望投资咨询业务能开辟新的收入渠道。不过，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认为，短期内对期货公司的利润增长不会很大。他认为，期货行情瞬息万变，不像证券可以提供某个公司、某个行业的较为长期的报告。他认为，只有量身定做、有价值的投资建议，投资者才会心甘情愿地“花钱买报告”。
暗淡的行业
业内对创新业务的期待，源于期货行业长期以来倚靠经纪收入、盈利能力低下的暗淡现实。东北证券研究员赵新安在其报告中指出，期货行业整体利润率不高。从各家期货公司的净利润率来看，大部分都在20%左右，低于其它金融子行业的净利润率水平。
近年来，国内期货市场总体交易规模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仍无明显改观。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期货行业实现净利润9.09亿元，2009年全国期货行业净利润为17.36亿元，但平均每家期货公司盈利仅有几百万元，从盈利能力看，大部分期货公司处在微利状态，160多家期货公司全年净利润大体只抵得上一家大券商的净利润。
今年4月，股指期货的推出，一度令人乐观。市场曾预测，期货交易佣金和套保合计将达到80亿元以上。但是从2010年中期部分上市公司中报中公布的数据来看，期货公司实现的利润仍然有限，对母公司的利润贡献率很低。
“对券商系期货公司来说，这种现象更明显，相对于券商动辄上亿元的利润规模来说，期货公司的利润贡献难以提及。”赵新安在报告中表示。相形之下，对于实业公司参股的期货公司来说，如中国中期（000996.SZ）和弘业股份（600128.SH），旗下期货公司的业务收入是母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
业内人士表示，期货公司盈利能力较低的原因在于当前期货公司总体数量过多，为了生存，不得不在手续费方面展开竞争。赵新安指出，按法定佣金率统计，2010年上半年，整个期货行业的佣金收入应该大概有215亿元左右，但实际上，2010年上半年，整个期货行业的佣金收入只有50亿元左右，仅为法定佣金率下佣金收入的23.22%，可见佣金率竞争之激烈。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大部分期货公司提供的仅为通道服务，信息咨询和操作指导等增值服务仍处于初级阶段，创新业务的开闸对期货公司意义重大。
天平的两端
不过，出于风险考虑，目前业内对证监会提到的另外两项创新业务：期货公司境外期货经纪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普遍持保守态度。北京一位期货公司高管表示，“如何在创新过程中把握好风险问题，是监管层着重平衡的问题。”
据姜洋透露，目前证监会期货二部正在制定中国期货公司从事境外期货经纪业务的管理办法。“证监会的调查研究发现，国内现货企业的确存在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的很大需求，但我们的期货公司能不能担起真正的责任？”姜洋表示，希望推进期货公司从事境外期货经纪业务，逐步改变目前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由境外中介机构垄断的现状。
一直以来，出于风险控制需求，监管机构严禁期货公司从事境外期货经纪业务。但部分公司的各种外盘操作屡禁不止。
此次放行境外业务虽令业内振奋，不过其中困难也颇多，境外业务涉及多部门沟通问题，如银行换汇，需要与外管局沟通等。
而另一项CTA业务，也已讨论多年。CTA业务即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s（商品交易顾问），此前，曾多次盛传监管层有意于形式上通过期货公司设立子公司方式从事交易顾问业务。根据业内流传的试点工作方案讨论稿，CTA业务是由期货公司专门成立全资或控股的CTA公司或交易顾问公司，为投资者提供专业化的期货市场资产管理服务，不负责资金募集，只负责委托资金在期货市场运用；投资范围仅限于国内商品期货交易及相关的国内现货商品交易。
不过，上述方案至今仍停留于讨论阶段，无明确进展。
胡俞越认为，开展期货CTA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将类似期货账户管理行为纳入可监管的领域。“类似期货产业基金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证明了市场需求的存在。监管部门若能尽快启动CTA业务试点，势必能将灰色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期货代客理财规范起来。”
专栏
辨识指数化投资
在中国市场上，几乎目前所有的管理型基金都属于指数虚幻型
□ 高潮生 | 文
公募基金投资中存在着两大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策略。在管理型投资中，基金经理根据自己的分析与判断独立选择股票或债券，因此被称之为主动型投资（Active）。在指数型投资中，基金经理只是完全或部分描摹股市指数而不是独立选股，也被称之为被动型投资（Passive）。
历经35年的激烈竞争与角逐，这两大阵营今天依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富达基金公司（Fidelity）是管理型投资的领袖和坚定捍卫者，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基金公司。领航基金公司（Vanguard）则是指数型投资的鼻祖和积极倡导者，它在1976年推出的标普500指数基金曾经几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募基金。指数化投资的意义，在于它构筑了相对收益的投资理念：投资人不仅要看赚钱与否，更要看它是否战胜了市场，而指数就是市场的化身。
引入战胜市场概念，是投资思维上一个革命性变化。它首次把基金业绩衡量标准从绝对收益转向相对收益，让投资人用统一标准来度量收益高低。绝对收益不过是一个冰冷数字，缺乏一个参照系作为比较的依据。
不过，在投资实践中并非只有黑白之分，今天绝大多数公募基金都处于二者之间的灰色地带，只是指数化的程度有高有低。
基金的指数化程度是用其与指数的跟踪误差（Tracking Error）来衡量的，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五个类别。前两类属于指数型投资，后三类则可纳入管理型投资的范畴。指数基金的跟踪误差通常不会超过20个基点。指数约束型基金（Index-Constrained）则低于50个基点，指数增强型基金（Enhanced）就属于此类。指数偏重型基金（Index-focused）的投资仍然围绕着指数展开，跟踪误差通常在2％以下。指数参考型基金（Index-aware）关注指数而不囿于指数限制，可具有5％的跟踪误差。指数虚幻型基金（Index Agnostic）虽说并非完全超脱于指数之外，但跟踪误差可在8％至10％。
这五大基金类别各有千秋，分别服务于不同投资者的不同投资需求与目标。跟踪误差越低，基金的收益风险结构就越接近于指数，基金经理的受限就越多。投资者如果满意指数的业绩表现，前两类基金会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要求基金经理提供超过指数的额外收益，则必须赋予他更大的自由度和更高的灵活性，容忍他以更大的跟踪误差偏离指数。例如指数约束型基金只可能提供30个基点的超额收益；指数偏重型和指数参考型基金则分别是80个基点和2％。如果你对2％的超额收益仍感不满，那就只好求助于表现优异的指数虚幻型基金了。
在海外指数型基金中，前两大类几乎平分秋色。指数约束型基金虽起步较晚，但成长势头迅猛。在管理型基金中，以指数偏重型和指数参考型居多，因为历史证明2％到5％的跟踪误差已足以让基金经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为投资人创造超额收益。海外公募基金经理在描述自己的理念与风格时，都会把自己归入这五大类别，以反映出自己的投资特征。这也是海外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金和保险公司）在选择外部基金经理时的核心考量指标之一。最受其青睐的通常是指数参考型基金，它们既有可能带来不菲的超额收益，又不致太过离经叛道，因选股失误而满盘皆输。
在中国市场上，几乎目前所有的管理型基金都属于指数虚幻型。无论是基金经理、基金公司还是投资人，没有谁关注跟踪误差的高低，也没有谁在意基金基于指数化程度的分类，更没有谁满足于2％的超额收益。基金经理们也都不愿受到指数的桎梏，都企盼缔造尽可能高的投资回报——这就导致了管理型股票基金今年以来的收益之差会高达45％。
作者为汇添富基金（香港）公司总经理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