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都议定书》规定，工业化国家在2008年－2012年的第一个承诺期内，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总体减排至少5.2%。在其合作框架内，《京都议定书》又设定了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项目，即一些工业化国家为了完成规定的减排任务，可以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等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所获得的碳信用指标，用以抵减本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同样，中国尚有很多地方适合进行林业CDM项目，这给大兴安岭的森林碳汇寻找到了一个出路。

　　“我们鼓励企业出钱植树造林。他们所出的钱，可以看成是一种购买碳汇的行为。”李怒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我们在四年前，完成了一个研究工作：就是把中国适合CDM规则、适合开展CDM碳汇造林的地方都找出来了，集中分布在从东北经河北、山西延伸到西南的一大片区域。这个研究工作的价值在于为国际CDM买家提供优先购买CDM项目的区域。这些地区的宜林地相对来说：具有植物生长周期短、种植成本低、生物多样性价值高、扶贫效果最好等四大特点，具有综合效应。不过，调研做完后，目前并没有太多国际买家来买，只有广西的4000多公顷和四川的2000多公顷碳汇卖了出去。”李怒云说。

　　为何无人买？

　　李怒云表示，在现有资源条件、工业技术体系以及传统能源消费模式下，“减少工业排放需要付出较高成本，难度较大。而森林恰恰具有成本较低、可持续、可循环、可再生以及综合效益高并创造就业等特点，能够为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社会进步带来多种效益，短期和长期都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但这些尚不能改变林业CDM项目“有行无市”的现状。

　　“森林的生态效益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其特点是全社会都在无偿享受而不用付费。”李怒云告诉记者，“比如大兴安岭的森林，就是谁都不去管她，只要不毁林，碳汇也是在增加。那么多的碳汇，谁来买单？”

　　李怒云表示，实际上，现在我国所有的森林的生态效益都是“公共品”，森林碳汇存量的产权都是不明晰的。因此，在碳汇产权界定上，必须是新增量，要有与国际接轨的规则、计量监测，认证、注册。最终，才能将碳汇由产品变成商品。产权明晰才能交易。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京都议定书》中规定，在2008年-2012年的第一个承诺期内，只有“造林再造林”项目才能列为合格的CDM林业碳汇项目，而且，每年从CDM“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中获得的减排抵消额不得超过基准年（1990年）排放量的1％。

　　李怒云解释说，“所谓‘造林’，是指在过去50年以来的无林地上开展的人工造林活动；‘再造林’是指在1990年1月1日以来的无林地上开展的人工造林活动。CDM 碳汇项目要求人为的增量才可以交易。”

　　“不要轻易把森林碳汇与碳交易和抵减排放量挂钩。根据目前的规则，碳储量是不可以交易的。因为不能证明其商品的属性，也就是说产权不明晰、基线不清楚、没有额外性和计量监测。但是人为的增量的产权是可以弄清楚的。也就是说造林的产权是林农的，企业购买的是碳汇权。”

　　李怒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几年前就有一些企业想推动碳交易，“但是没有人去买。”

　　至于为何“有行无市”，亦有业内人士表示，做林业碳汇项目，与国内其他减排项目相比，程序繁琐，资料复杂，时间比较长，技术标准比较高。同样，对于很多地区来讲，买家不出造林的钱，只出买林木吸收空气的钱。这个也一下子让人比较难接受。而做成后真正的第一笔收入，要等到5年后，由第三方核查机构监测，根据实际吸收和储存了多少二氧化碳的量才能获得，以后每5年还要监测一次，分期取得收益。比如风电，可以很清楚地算清减排多少碳，但是森林很难算，不同的树，不同年龄、不同区域，吸碳量是不一样的。

　　“仅从碳汇收益的角度讲，这些项目还不完全具有吸引力，退耕还林或者种植烤烟、核桃、经济林等，或许更能让老百姓看到眼前的经济收益。”该人士说。

　　自愿碳汇市场模式启动

　　2006年11月，“中国广西珠江流域2000公顷再造林项目”获批实施，这是全球第一个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则的造林再造林CDM林业碳汇项目。据悉，该项目通过以混交方式栽植的马尾松、枫香等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由世界银行生物碳基金按照4.35美元／吨的价格购买，预计15年内购买48万吨二氧化碳。而之前为了落实这个项目，国家林业局曾请来了国内外的学者专家，在广西当地一遍遍地展开调查。“做起来相当困难。”

　　随后，四川的再造林项目也找到了买家，价格为6美元/吨。李怒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时因为主管部门觉得价格便宜，曾经不同意卖。

　　上述项目都是CDM 项目，比较难做。

　　记者获悉，一些国家的政府或组织，已经开始要求自己的员工出差时要付钱购买因乘坐交通工具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在一些国际会议和娱乐活动中，与会者或观众也会出钱购买碳补偿。

　　“2007年起，我们鼓励企业捐资造林，成效显著。国家的重视下，现在民政部批准成立了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下称‘碳汇基金’)，企业捐资到碳汇基金造林，所造林木归农民所有，企业获得碳汇指标，起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作用。这样的操作模式实际上是自愿碳汇市场的模式。”李怒云说。

　　和国外碳基金不一样的是，目前碳汇基金是一个公益性的基金会。不仅企业，个人也能向碳汇基金捐资，“购买”碳汇，以抵消自己日常生活排放的二氧化碳。

　　“企业是排放的主体，在中国目前还不承担《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的前提下，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会愿意拿出一些钱来造林。而造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我们会计算清楚，计在企业的账户上。企业可以作为环境产品来使用，对外宣传自己志愿减少了排放。如果全社会都来做这件事，那么生态效益的价值化就实现了。”李怒云说，“比如中国石油，已经捐资3亿元到碳汇基金会‘购买’碳汇。”

　　“大兴安岭有很多中幼林，有很大的增加碳汇的潜力，应该借势推动以碳汇为主的生态服务市场的培育。”李怒云建议，可以动员工业企业，特别是东部地区的煤炭、电力等高排放企业，出资到大兴安岭地区开展碳汇造林和森林经营，自愿增汇减排。

　　李怒云建议，大兴安岭地区可与东部发达地区结成“姊妹”城市，由结对城市的工业企业捐资到大兴安岭地区“购买”碳汇，开展碳汇营造林。也可以在国家林业局和碳汇基金的帮助下，规范开展碳汇计量、监测、核证、注册等，确保大兴安岭地区具有产权明晰、计量清楚、内涵丰富、多重效益的森林碳汇，促进大兴安岭地区生态服务市场的价值化，从而盘活大兴安岭的森林资产，推动大兴安岭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李怒云同时表示，“尽管目前碳汇价格较低，但是如果有国内外企业到大兴安岭来买碳汇，我们也应支持，因为生态服务有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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