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三九集团特有的“个人负责制”造就的混乱局面，在近年来在原三九集团旗下子公司中仍偶有浮现——这种强权治理的背后常常伴随着国有资产的巨额流失。
根据北诚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2009年-2010年出具的《关于对襄樊三九酿酒厂原厂长马永富任期经济责任的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以及该公司向襄樊市检察院提交的报告显示，在原三九集团的子公司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以下简称“三九长江公司”)旗下子公司襄樊三九酿酒厂，原党委书记兼厂长马永富，在企业2005年改制遭遇阻碍之时，借助产权“真空期”，逃避上级公司监管，造成企业连年亏损，不到四年时间，国有资产流失达2.5亿元。
与此同时，有三九酿酒厂高管向记者透露，酒厂管理层贪腐成风，职工盗酒成瘾，顶峰时期，三九酿酒厂门口小吃一条街上，所有店铺常年卖的酒都是酒厂职工用医用葡萄糖瓶或饮料瓶偷灌的好酒。
2009年，马永富被三九集团撤除酒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之职，但仍担任国企三九长江公司副总，前述三九酿酒厂高管指出，这期间，马永富以个人名义联合组建湖北大汉光武酒业有限公司，与三九酿酒厂展开恶性竞争，导致后者销售大受冲击。
于是乎，在三九集团光环下，一场掏空与反掏空的国资争夺战在古城襄樊上演。
“个人负责制”下的蛋 记者获得的湖北诚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2009年出具的尚未完结的《审计报告》指出，“马永富任职期间，独断专行、任人唯亲、一手遮天，蓄意扰乱酒厂管理，利用其亲信大肆挥霍贪污、利用对外投资和开辟外市场转移贪污巨额资金，各种费用连年大幅增加，造成企业连年亏损，亏损额巨大，2000年-2009年1月，酒厂(含演义公司)累计亏损141009171.77元(不含未入账的东莞联络处亏损48705484.22元及库存盘点损失2631018.71元)。”
襄樊三九酿酒厂前身襄樊市酿酒厂，创建于1956年，是由襄樊市政府出资建立的地方国营企业。多年来，该厂连续亏损，1996年销售收入仅2000多万元，人均工资仅200多元。
1996年至1998年，为响应党和国家关于“鼓励兼并，规范破产”、“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使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号召，根据三九企业集团“二次创业”的发展战略，三九集团全资子公司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在短短14个月内兼并了中南五省国有企业55家，总资产高达72亿元，这其中就有襄樊市酿酒厂。 当时襄樊市政府希望将该市6家濒临破产的老国企都交由三九集团兼并，最终，三九长江公司选择了襄樊酒厂一家。
1997年，三九长江公司以人、财、物、产、供、销、债权、债务一并接收方式将襄樊酒厂兼并，酒厂由襄樊市市属国有企业成为中央国有企业后更名为襄樊市三九酿酒厂，由三九长江公司承担具体管理工作，邹远东任法人代表，聘任兼并前的厂长马永富担任党委书记、厂长。1995年5月，马永富由襄樊市谷城县庙滩镇党委书记任上调往襄樊市酿酒厂任党委书记兼厂长。
1997年7月19日，由于当时三九集团独特的“个人负责制”，三九长江公司发文授权襄樊酿酒厂，厂长马永富生产经营权，班子组阁权，机构设置权，人事管理权，财务管理权，收入分配权。全权处理生产过程中的日常事务，独立行使该法人实体的民事权利，并独立承担该法人实体的民事责任。
并入三九集团后，根据当时央企并购困难国企可以享受企业银行贷款挂账停息政策，即历史贷款欠息全部挂账，兼并后再停息5年的优惠政策，三九长江公司为三九酿酒厂争取到免息政策4000多万元。轻装上阵的三九酿酒厂借助三九品牌优势，进入了销售收入飞速增长期，年销售收入由兼并之前1996年的2000多万元，增长到2008年的2.1亿元，11年的时间增长了近10倍。
在销售收入脱胎换骨式发展的同时，原三九集团“个人负责制”的管理模式，也为三九酿酒厂在管理和财务上埋下了隐患。三九酿酒厂部分高管向记者反映，由于产权约束机制的缺失，原三九集团五级管理体系中，三级以下处于失控状态，三九酿酒厂不可避免地复制了原三九集团的通病：山头主义、政令不通，财务管理混乱。三九酿酒厂逐渐成了“个人负责制”管理机制下马永富“一个人的企业”。
记者获得的湖北诚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2009年出具的尚未完结的《审计报告》指出，“马永富任职期间，独断专行、任人唯亲、一手遮天，蓄意扰乱酒厂管理，利用其亲信大肆挥霍贪污、利用对外投资和开辟外市场转移贪污巨额资金，各种费用连年大幅增加，造成企业连年亏损，亏损额巨大，2000年度-2009年1月，酒厂(含演义公司)累计亏损141009171.77元(不含未入账的东莞联络处亏损48705484.22元及库存盘点损失2631018.71元)。”
后经进一步审计发现，东莞联络处的实际亏损额超过了7900万元，再加上新发现近30处财务账目涉及的钱、物流失问题，2000年度-2009年1月，马永富累计造成三九酿酒厂净资产损失达2.5亿元。这其中，绝大部分损失集中发生在2005年三九长江公司及三九酿酒厂改制受阻之后。
博弈改制：破产卖地 据了解，三九酿酒厂目前厂区处于襄樊市中心城区的黄金地段，面积达163亩。襄樊当地人士透露，最近，与三九酿酒厂处于同等地段、面积相当的地皮，拍卖价格高达几亿元。倘若成功，仅此一项，马永富即可获得上亿元的收益，若做房地产开发，则价值更高。“而三九酿酒厂1000多名职工将全体下岗”，前述接近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士表示。
2005年10月，三九集团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规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以“三九集团字[2005]242号文”决定将三九长江公司产权整体转让。三九长江公司一位高管告诉记者，当时公司准备内部改制，但三九集团决定按照中央国资委的要求，走到中央国资委指定的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形式。2005年11月22日，三九集团将三九长江公司的100%股权以336.3万元的价格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编号为：05782429)，该等交易包括长江公司及其下属两家全资子企业武汉九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生堂)和三九酿酒厂的所有产权。
据知情人士此前向媒体透露，当时，三九酿酒厂和九生堂净资产均为负数，其中前者净资产为负1800多万元，故三九集团为不影响挂牌交易，标的介绍上只显示了三九长江公司的情况，但实际上是“1+2”的打包交易，因为转让合同明确要求购买人必须安置三九长江公司及两家下属企业的职工。
然而，挂牌近一个月仍无人问津，三九集团同意自然人郭力揭牌，而马永富依然没能得到揭牌的机会。有接近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士告诉记者，马永富希望能100%接手三九酿酒厂的另一个打算是，在企业改制时，马永富将直接让酒厂破产，然后转卖酒厂所在的地块。
据了解，三九酿酒厂目前厂区处于襄樊市中心城区的黄金地段，面积达163亩。襄樊当地人士透露，最近，与三九酿酒厂处于同等地段、面积相当的地皮，拍卖价格高达几亿元。倘若成功，仅此一项，马永富即可获得上亿元的收益，若做房地产开发，则价值更高。“而三九酿酒厂1000多名职工将全体下岗”，前述接近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士表示。
实际上，马永富变卖土地早有先例。三九酿酒厂某高管告诉记者，三九酿酒厂原厂区54亩的土地，有41亩在马永富主政期间被抵押给了银行，后经低价拍卖后，转移到了某开发商的手中，拍卖价格比正常市价低了3000多万元。剩余的13亩土地，至今下落不明。
或许是洞悉了马永富的想法，三九长江公司多次拒绝了马永富的接盘要求。2005年12月17日，三九长江公司员工郭力作为自然人揭牌，购买了长江公司100%的产权，并与三九集团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合同编号：0610200)，且付款完毕。2006年2月8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产权转让交割单》(编号：0010729)。但是，由于当时三九集团欠银行的巨额债务，包括长江公司及其下属两家全资子企业九生堂和三九酿酒厂在内的全部资产都被法院冻结，致使产权交割无法完成。
矛盾由此被激化。一方面，根据当时国企改制由原管理层接手的普遍做法，多年来担任厂长的马永富一直希望酒厂改制时能由其个人接盘，但最终挂牌的结果显然未能如其所愿；另一方面，由于前述产权交易在揭牌人付款之后交割之前，遭遇资产被冻结，一个产权假象因此产生：自然人郭力付款后，三九长江公司及三九酿酒厂应该属于其个人资产；而产权未完成交割又造成郭力无法对三九酿酒厂行使其权利，于是，三九酿酒厂出现了权利“真空”，马永富实际上仍然可以继续控制三九酿酒厂。而事实上，在2008年12月31日解冻之前，三九酿酒厂一直处于马永富的掌控之中。
2009年6月4日，国务院国资委发送给湖北省国资委的《关于襄樊三九酿酒厂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复函》(国资厅产权[2009]271号)指出，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提供的相关材料，三九集团已于2005年10月发文明确此次产权转让完成后，三九长江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一并退出三九集团；三九酿酒厂作为三九长江公司的所属企业已纳入转让标的的评估范围。2009年3月三九集团致函襄樊市国资委，表示该次产权转让完成后，因司法查封等导致三九酿酒厂相关权证变更尚未完成，三九集团将与相关方继续办理。
上海法律界人士认为，这实际上已经表明，在三九集团与相关方完成三九酿酒厂相关产权变更之前，三九酿酒厂的资产仍为国有性质。
但这一产权上的“真空”假象仍然被马永富所利用。三九酿酒厂多位高管向记者透露，在其后的近3年时间里，对内，马永富多次在酒厂内部宣称酒厂已经变为民企，并先后将其10多位家庭成员和谷城老乡安插到企业各要害部门；对上，三九酿酒厂事实是已完全独立，成为三九长江公司“水泼不进”的地方。
对外投资屡遇巨损 2004年12月8日，由望远宾担任负责人的三九酿酒厂东莞联络处成立，注册资金20万元。有三九酿酒厂高管向记者透露，为砸开广东市场，酒厂前后投入了5000多万元，然而，在广东市场已经打开之时，马永富把广东市场的销售权以400万元的价格租给了两个经销商，实际经销商只付了140万元，但这仅有的140万元后来发现也没有入三九酿酒厂的账。
也就是在此期间，马永富主导的三九酿酒厂密集的对外投资，开始了无一例外的大额亏损。前述湖北诚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在审计了马永富任职期间的资产负债表及同期利润表以及与其经济责任有关的书面资料后出具的《审计报告》披露：
1998年三九酿酒厂成立“隆中公司”，派5人开辟郑州市场(实际由马永富的老乡，三九酒厂时任销售二公司及销售指挥经理蒋银生负责)，隆中公司于2000年4月撤销，经营期限两年，亏损467.1万元。“我们多次索要隆中公司财务账簿未果，有待进一步核查，”湖北诚达信2009年9月13日应襄樊市检察院反贪局要求提供的审计材料(以下简称“《反贪局报告》”)中如此表示。而三九酿酒厂财务部副部长王树林对此则解释为，“账簿都存放在仓库中，下雨全部打湿了，所以无法提供。”
此外，根据三九酿酒厂及其子公司湖北襄樊演义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演义公司”)1998-2000年账面反映，1998年11月开始投资租赁经营钟祥三斗湾酒厂(未见投资协议和任何会计资料)，2001年12月到期，三九酒厂共投入资金80万元。《审计报告》强调，至到期时未见任何清算报告及任何投资收益，撤回投资时收回残值4.99万元，账面实际亏损23.1万元，“其真相有待进一步核实”。
《审计报告》指出，2003年6月27日-28日马永富在前几个外市场、合作单位全部巨额亏损及党委委员大多数反对的情况下独断决定开设东莞联络处，执意任命非本单位员工望远宾为外市场销售公司总经理，同年12月15日《襄三九酒党字[2003]10号》文任命望远宾为外市场销售公司经理。三天后的12月18日，马与望远宾签订了营销承包合同，合同规定销售额完成6000万目标利润。
2004年3月22日，三九酿酒厂与四川贵妃酒厂签订联营合同，采取股份合作(合作协议未约定利润分配方式等详细条款；三九酒厂占股份80%，贵妃酒厂占股20%)成立办公地点设在贵妃酒厂内的四川大邑龙凤果业公司。三九酿酒厂以包装物、液态酒及产品品牌投入，贵妃酒厂以固态酒、厂房、设备投入，大邑龙凤果业公司主要加工勾兑白酒，使用三九酒厂的品牌商标，由三九酿酒厂东莞联络处、山东市场营销中心包销，而东莞联络处、山东市场所有的损失费用都由三九酿酒厂承担。
2004年12月8日，由望远宾担任负责人的三九酿酒厂东莞联络处成立，注册资金20万元。有三九酿酒厂高管向记者透露，为砸开广东市场，酒厂前后投入了5000多万元，然而，在广东市场已经打开之时，马永富把广东市场的销售权以400万元的价格租给了两个经销商，实际经销商只付了140万元，但这仅有的140万元后来发现也没有入三九酿酒厂的账。
该高管进一步表示，2008年，在三九酿酒厂召开的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参加的“广东市场问题听证会”上，针对东莞联络处亏损的质疑，望远宾辩解称，广东市场租给两个经销商后，仅2007年一年，一个经销商年销售收入就达1.5亿元，两个加起来3个多亿元。
“后经了解，所谓经销商销售的3个多亿元酒，全部是在四川贵妃酒厂等3个酒厂灌装，但使用的全部是三九酿酒厂的商标。”三九酿酒厂财务部人士表示。然而，《审计报告》却指出，截至今日，未见到大邑龙凤兴旺果品公司的任何收益，且其提供的财务资料混乱，残缺不全，大邑账面反映酒厂投入资金387.11万元(演义公司账面反映300.84万元)。目前大邑已停产，却未见清算入账和结余资产入账，资产状况及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实。
“倘若广东市场不出租，2007、2008年近6个亿的销售额将为酒厂带来9000万元的利润，并可上缴国家税收1.2亿元。”这位酒厂财务部人士强调。
然而，《审计报告》披露的实际情况是，东莞联络处实际经营期为2004年1月-2008年4月(东莞联络处于2007年5月注销，注销后无证经营至2008年4月)，由于东莞联络处未开立对公银行结算账户，所有经济业务全部以私人银行卡和东莞莞城演义糖酒经营部(该经营部为个体工商户，已于2006年3月注销营业执照，经营者王春娇，后任东莞联络处总经理望远宾助理，负责多项经济业务)账户结算，“经营期间管理极其混乱，经营连年巨额亏损，财务账目缺乏真实性。四年半时间造成巨额亏损6100.55万元；另库存商品亏空192.62万元，固定资产59辆汽车、9台电脑、1部空调下落不明，现金4114.77元下落不明。”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7月，《审计报告》完成后，东莞联络处的实际亏损高达7900多万元。同时，据三九酿酒厂审计部相关负责人透露，最新审计发现东莞联络处为逃避审计及追究责任，在酒厂改制审计时仅提供2箱凭证，但现在却共计发现了20箱凭证。经司法认定，这所有的账目是一个人的笔迹且一次性做完的，这其中包括为做平账目的100多张白条。
《审计报告》还披露，2005年4月三九酿酒厂筹建山东市场营销中心(未见工商注册资料)，任命由望远宾介绍的蒋文为总经理。该中心三九酒厂投入资金123.44万元，四川贵妃酒厂投入100万元(未见双方协议，也未承担损失)，当年6月招商，8月开始产品入市，2006年1月撤销，经营期限6个月，经审计实际亏损539.29万元。
三九酿酒厂于2003年8月投资98万元，委托职工柳亚明以自然人身份与深圳市翱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深圳古隆中酒业有限公司，经营古隆中系列酒的批发。《审计报告》显示，该公司实际经营期为2003年8月25日—2004年6月，经营期9个月(未见该公司任何财务资料，合作双方于2004年6月16日出具了公司财务结算报告，销售收入共计25.12万元，利润-91.78万元，三九厂承担损失44.97万元)。而实际上，演义公司账面反映发出商品70.16万元，但古隆中公司账上少计了1648件42度古隆中。另有应收回库存物品39.46万元，未见入库，下落不明。
此外，三九酿酒厂投入80万元的湖北捷康生化有限公司已于2006年6月注销，但未见任何财务清算。
教授合谋清洗国有资产 “2004年以前酒厂的经营情况较好，马永富对企业改制后由他接手也很有信心，但2005年挂牌转让让其希望落空，而随后的资产冻结又再次给了他希望。马最初应该是想先把资产转移出去，等改制接手酒厂后再想办法转回来。这里面，帮助马洗出国有资产的主要是武汉某大学的一位俞姓教授。”另一位接近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告诉记者，但事态的发展显然超出了马的意料。
从上述《审计报告》披露的三九酿酒厂对外投资情况来看，2004年之前，马永富主导的对外投资虽然也有异常亏损情况，但金额均不大。2004年前后，三九酿酒厂的投资情况开始急剧恶化。前述三九酿酒厂高管回忆称，2003年、2004年正好是三九长江公司及三九酿酒厂的改制酝酿期。“改制前铺路、改制受阻后即大额亏损，且对外投资明显做出对酒厂不利的约定，账面管理混乱等情况都表明，这些亏损更像是事前设计好的局。”
“2004年以前酒厂的经营情况较好，马永富对企业改制后由他接手也很有信心，但2005年挂牌转让让其希望落空，而随后的资产冻结又再次给了他希望。马最初应该是想先把资产转移出去，等改制接手酒厂后再想办法转回来。这里面，帮助马洗出国有资产的主要是武汉某大学的一位俞姓教授。”另一位接近马永富的襄樊本地人告诉记者，但事态的发展显然超出了马的意料。
实际上，除了对外投资的屡屡亏损，马永富还将三九酿酒厂的生产线和品牌出租给个人经营。三九酿酒厂多位高管及员工表示，马将白酒车间承包给刘发国；把酒厂的诸葛酿品牌承包给原襄樊市轻工局局长朱有学的老婆的亲侄子刘胜强。不仅如此，“酒厂还承担了刘胜强卖酒的费用，卖不出去的酒也由酒厂高价回购”。
马永富的所作所为引起酒厂内部极大民愤。三九长江公司人士向记者透露，2008年初，有酒厂职工扬言要到北京上访，还有职工透出风声要炸办公楼以求处理马永富一行。与此同时，有群众来信向三九长江公司等举报。
2007年，马从外单位调来一个女孩做出纳，独立于财务之外，马让销售部门把销售回款直接打到该出纳的私人银行卡中，2007-2008年初，共有1000多万元资金流入该私人账户，并先后支出。该出纳担心事发后受牵连，遂向三九长江公司举报，多年来无法介入三九酿酒厂管理的三九长江公司以此为契机，对马永富展开调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三九酿酒厂的真实情况被层层揭开。2008年10月，三九长江公司委托武汉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三九酿酒厂进行审计评估，发现在企业股权被查封冻结的两年零10个月内，酒厂的净资产由2004年12月31日股权转让时的负1800万元猛然上升到负1.988亿，平均每月净资产亏损达600多万元。
2009年2月，经三九集团批准，三九长江公司决定撤销马永富三九酿酒厂党委书记、厂长职务，鉴于诸多账面由马永富个人掌握，为彻底调查暂时保留马永富三九长江公司副总的职务，并同时对马永富展开离任审计。
经审计，截至2009年1月31日，三九酿酒厂总资产为1.82亿元，其中，流动资产1.25亿元；固定资产5619.65万元；应收账款净额5798.778万元，其他应收款净额2008.92万元。负债总额为3.34亿元，占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的183.57%。其中，流动负债为1.71亿元；长期负债1.62亿元，主要为企业从应交税金及其他应交款科目转入的长期欠交的相关税费，分为长期应付款8133.47万元和专项应付款7043.1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52亿元，未分配利润-2亿元。
2009年尚未最终完成的《审计报告》指出，马永富任职期间，各种费用连年大幅增加，造成企业连年亏损，亏损额巨大，2000年—2009年1月，酒厂(含演义公司)累计亏损20066.64万元(含未入账的东莞联络处亏损4870.55万元及库存盘点损失263.1万元等).2010年7月审计完成后，东莞联络处实际亏损超过7900万元。此外，审计方湖北诚达信2009年9月13日应襄樊市检察院反贪局要求提供的审计材料中罗列了近30处三九酿酒厂账目收支不符、虚增费用，多处货物及固定资产下落不明等累计资金达数千万元。多项总计导致三九酿酒厂净资产损失达2.5亿元。
《审计报告》强调，“三九酿酒厂盲目对外投资和开辟外市场，且缺乏必要的管理及监督，员工、资金、财务及销售管理处于失控状态，截至2007年5月外市场全部巨亏撤销但未见任何责任处罚和财务全面清算结论，致使企业巨额亏损，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审计方提供给襄樊检察院的《反贪局报告》则指出，“马永富等人涉嫌犯罪问题极大，鉴于手段有限，建议司法机关介入，保护国有资产不再流失。”
继2008年11月三九酿酒厂纪委举报马永富之后，三九酿酒厂纪委人士向记者透露，2009年元月，酒厂纪检部门以未按合同约定上缴三九酿酒厂1000多万元费用，及个人借款50多万元未还为由，向襄樊市襄城区检察院举报望远宾，随后又向襄樊市检察院举报。
今年3月23日，潜逃多月的望远宾被指定受理此案的保康县检察院抓获。今年8月，望远宾最终以受贿12万元的名义起诉后被取保候审。曾经负责河南市场的蒋银生以贪污17万元被判刑后保外就医，但马永富依然未受影响。
大汉光武的救赎？ 实际上，马永富高调组建大汉光武另有深意，有熟悉马永富的当地人士向透露，“望远宾被抓后，引起了马永富的恐慌，为避免被追究其主政三九酿酒厂期间的责任，马永富还在侦办望远宾案的保康县大举投资，而做大大汉光武，谋求重要投资商的身份，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
然而，事件的发展再次出乎了马永富的意料。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今年7月三九集团党委给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党委的有关文件中指出，要对马永富的2.5亿资产流失的经济问题进行追究、立案、办案。
2009年7月20日，拖延数年反复“折腾”的三九酿酒厂以员工全员持股的形式完成改制，为完成改制，全体股东举债2580万元进行职工身份置换，再加上历年来拖欠的员工工资和社保及历史遗留问题共计6000万元。同年9月9日，改制后的新公司“湖北古隆中演义酒业有限公司”成立。
改制后的酒厂生产经营得到了极大发展，一方面，在2008—2009客户合同年度，共实现销售收入2.46亿元，比上年同期1.84亿元增加6200万元，增幅34%。今年全年，销售收入更有望突破3.5亿元。
另一方面，酒厂于2009年7月27日，与襄城区政府签订了购地700亩，总投资3.6亿多元，建立一个年产两万吨优质固体白酒发酵生产基地，打造演义、古隆中、襄江系列白酒精品的协议。力争用2-3年的时间使年销售收入由现在的2.4亿元增至5至6亿元，进入湖北酒业三强，成为襄樊酒业大发展的领头羊和主力军。
然而，新生的三九酿酒厂道路依然坎坷。“由于马永富时代遗留下来的贪腐习气，短期内仍然难以根除，虽然通过各种措施防堵，也节省费用超过千万元，但今年3.5亿元的销售收入，酒厂仍然可能亏损。”改制后的企业一位高管强调。
更大的阻碍来自业内的恶性竞争。工商注册资料显示，2010年4月，仍在三九酒厂保留办公室、使用酒厂专车的马永富在依然担任国企三九长江公司副总的情况下，联合湖北尧治河楚翁泉酒业有限公司、老河口光化特酒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襄阳三国情酒业营销有限公司(2009年7月14日成立，注册资金3万元)、枣阳市光武酒业有限公司、襄樊金犁策划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均以现金出资，组建了湖北大汉光武酒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50万元，马永富任法人代表、董事长。这其中，马永富侄子马国强任董事长、侄女马艳红任总经理的三国情酒业以现金出资137.5万元，占比25%。
大汉光武成立后，从人员、品牌、供应商、渠道等各方面与三九酿酒厂展开全面竞争，由于马永富一手掌控着原三九酿酒厂的供应商和销售渠道，且“马永富仍然以三九酿酒厂的厂长身份谈生意，大汉光武的恶性竞争行为对复苏中的改制后的新公司造成了较大冲击”。前述改制后的新公司一位高管强调，“今年上半年，酒厂因此少销售了3000多万元”。
实际上，马永富高调组建大汉光武另有深意，有熟悉马永富的当地人士向透露，“望远宾被抓后，引起了马永富的恐慌，为避免被追究其主政三九酿酒厂期间的责任，马永富还在侦办望远宾案的保康县大举投资，而做大大汉光武，谋求重要投资商的身份，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
然而，事件的发展再次出乎了马永富的意料。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今年7月三九集团党委给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党委的有关文件中指出，要对马永富的2.5亿资产流失的经济问题进行追究、立案、办案。(孙靖）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曹凡)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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