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汇率之争：贸易问题还是金融问题？

　　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

　　对中美贸易失衡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美国经济在景气周期中所处的阶段。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有可能把中美贸易失衡转化为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失衡。

　　今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尽管如此，今年7月，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产业组织劳工联盟”仍然提出，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并使其低估40%，因此敦促国会通过立法，要求打击中国汇率政策。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79的投票结果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参见第10页“财经剪贴”）。

　　美国汇率政策“精神分裂”

　　中美汇率之争，一直是两国经济政策交锋的重点领域。汇率问题，可能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也可能是一个贸易问题。从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形势来看，美元汇率正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美元汇率选择长期贬值，则有可能改善贸易失衡问题，但同时更有可能削弱美元的地位，导致货币金融上的问题；反之，如果美元汇率选择长期升值，则可以强化美元地位，但其贸易失衡问题将更为恶化。

　　反映在现实当中，美国政府的汇率政策就显得有些“精神分裂”。例如，2009年初美国财长盖特纳刚上任时就公开表示，强势美元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而这也正是历任美国财长的一贯措辞。但与此同时，“美元走软将有利于美国的出口贸易，从而解决就业问题”，这种想法在美国各界人士中也大有市场。而在事实上，自2002年以来，美元指数一路走低，到目前已经贬值30%以上。

　　中美汇率之争的源起，与上述背景相关，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对美国政府而言，中美双边的汇率之争，既不成为一个货币金融问题，也不应该是一个贸易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认为这是一个贸易问题。基于游说等努力，这种观点通过政党政治由美国政府落实成为具体政策，然后由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服从、执行，从而把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并最终造成了“屁股指挥脑袋”、全局利益服从局部利益的状况。这种局部的利益诉求，在两国的多维政策交锋当中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问题。

　　对中美,并非一个货币金融问题

　　对美国而言，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人民币汇率问题并不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其一，人民币－美元汇率与美元指数没有直接的联系。影响美元金融地位的汇率，是多边的汇率指数，即美元指数（US Dollar Index，USDX）。这是一个加权的汇率指数，基于美元对以下货币的汇率计算得到——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由于中美汇率之争聚焦于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因此人民币的变动并不会对美元指数造成直接影响。其二，人民币至今尚未实现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因此，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资产规模及其交易数量微乎其微。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的波动，不会在金融市场上对美元资产产生显著的替代性冲击。

　　由此可见，对美国而言，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主要的还不是一个货币金融的问题。因此，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过程中，就不存在前述的美元两难问题了，甚至还应该有可能改善美国的贸易失衡。这也正是一部分人所期望的。

　　对中国而言，在金融方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外汇储备是否会缩水。这里有一个衡量指标的问题：有的人以人民币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总值，有的人以美元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总值，还有人认为应该以实物来衡量。从长期来看，外汇储备最终是要变现成为购买力的，而且和人民币资产不一样，外汇储备不能在国内消费，只能用于国外的商品和劳务支付。因此，除非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和铁矿石，否则，用人民币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总体规模，无异于刻舟求剑，其结论也将是误导性的。

　　如果用美元来衡量外储的规模，则外汇储备与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最终其购买力仍无法衡量，因为外储最终要变现为对外的购买支付，所以，用实物标准来衡量外储的规模和收益是比较合理的。不过，美元资产对实物资产的购买力最终还是取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因此，中国外储的购买力威胁将来自美国货币政策的通胀倾向，而与人民币－美元汇率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对中国而言，两国的汇率之争主要的也不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

　　对美国，原本不应该是一个贸易问题

　　中美汇率之争由来已久，已有的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观察机会。

　　第一个观察期。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到2008年中期一直保持升值趋势。在此期间，人民币累计对美元升值17%左右，之后开始处于冻结状态；而同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也大幅升值12%，并且升值趋势一直延续到2009年初。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量，还是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在这几年中都保持了强劲增长。2008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均比2005年增加了50%左右。这个观察告诉我们，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不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充分条件。

　　第二个观察期。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至今年6月19日人民币汇改重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冻结状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在2009年末比年初贬值了约6.2%。相反地，在这段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冻结、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贬值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却分别录得了12%和16%的负增长。2010年中期以来出口虽然有回升之势，但后市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观察告诉我们，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也不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必要条件。 可见，要解决中美贸易的失衡问题，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既非充分、亦非必要条件。在第一个观察期——2005年至2008年中期，正是美国经济处于相对景气的周期；而在第二个观察期——2008年9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居民的存量财富一度缩水13%，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直至后来转为艰难复苏状态。可见，对中美贸易失衡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美国经济在景气周期中所处的阶段。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与国外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一般意义上，国外收入的1%变化，将引起中国出口2.34%同向变动；而汇率的变动——从而价格变化，对中国的出口影响相当有限：一般意义上，人民币汇率1%的升值，将引起出口数量0.65%的下降。后面这个数量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从而价格的上升幅度，将超过相应出口数量的下降，所以，人民币升值的结果，甚至将会导致出口金额的增加！这正是我们在第一个观察期所看到的事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即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引起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萎缩，但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也未必得到解决。从国际收支恒等关系来看，只要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巨额财政赤字、美国居民继续维持现有的高消费－低储蓄模式，则美国必然需要进口国外的商品来弥补国内总供给的缺口，从而维持贸易赤字的状态。只不过，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将有可能把中美贸易失衡转化为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失衡。因此，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均无助于美国贸易失衡问题的解决。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方面也多有争论：2010年初，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表示：人民币和美元汇率的调整，实际上不会对美国贸易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对于美国就业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相反，短期的汇率调整甚至可能引发外汇市场的投机性波动。作为IMF的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者布兰查德也认为，要求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济复苏，美国就业主要依赖于服务业，而压制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对于解决美国1500多万人的失业问题是很不现实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认为：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弱化从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通胀的抑制作用，这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美国国会政治家试图帮助的中产阶级。综上可以发现，中美汇率之争，对中国而言可能是一个贸易问题；但从美国经济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来看，它原本并不应该是一个贸易范畴的问题。

　　为何被美国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

　　美国从自身的整体、长远利益出发，本不应该纠结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并将其视为贸易政策的博弈。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而且是一直被美方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这正是美国方面的局部利益团体通过政党政治发生的作用。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执行政策指示，但选举过程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选民的倾向最终决定了民主党或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的成败，以及在参众两院中席位的多寡。这样，由于某些利益集团在选举过程中有重要的影响力，如工会和某些行业协会，他们作为掌握选举资源的团体，有可能出于自身的局部利益考虑，对作为被选举人的国会议员展开积极的游说——从而有可能出现“屁股指挥脑袋”的现象，把一个从整体和长远来看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而中美两国的汇率之争以及伴随的贸易政策之争，正是这种情况。

　　2009年9月，美国政府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相关轮胎种类实施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对于这一涉及年出口金额约22亿美元的轮胎特保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46家美国产业工会、农业行会和工业行会结成了“公平货币联盟”（Fair Currency Alliance, FCA），该组织的目标就是向国会从而向政府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等等。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局部利益团体的要求未必符合美国经济的整体利益，甚至也可能对这些局部利益本身造成消极影响。在经济学理论上，工会要求的最低工资若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则反而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这就是一个局部利益主张损害整体利益的例子。

　　不过，正是因为这些团体是局部的，因此他们的利益和目标非常一致，容易达成统一的行动。而且，像工会这样的组织，作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选票达数千万之多。通过国会参众两院，利益集团向总统和政府施压，最终通过符合他们预期的政策措施。这正是中美汇率之争的源起。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被美方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纳入到两国多维政策的博弈框架中，最终升级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如何应对

　　对于中美汇率之争，我们除了对美国方面的政策产生机制进行分析之外，还要对中国本身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此来考虑应对之策。

　　从长期来看，中国应调整经济结构，建设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体系，减少对出口市场的依赖性。从2008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占到全球顺差的26%，高于同期德国、日本占比之和将近两个百分点。在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当中，由海外投资获得的资本收益项（Income）占到总顺差的一半左右；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则几乎完全通过商品贸易的顺差获得。德、日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日本还一度以“贸易立国”为发展战略，可见中国对外部需求依赖的严重。过犹不及。以往的对外贸易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现在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则使中国的发展重心不稳，而且同时也在资源、环境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因此，下大决心调整经济结构，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性解决办法。

　　从中期来看，需要中美双方互相增进交流和理解。美国在汇率政策方面的压力，是自下而上地来自于某些利益团体，因此，直接与美国行政机构进行交涉并不能有效化解争端。目前我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更为积极的手段，比如对美国国会议员进行游说。但是由于利益的确存在冲突，因此尚未对工会和行业协会进行游说，而这些团体恰恰是政策压力的根本来源。对此可以考虑其他途径达成谅解。以海尔公司为例，目前中国企业进入美国选择南卡罗来纳州，其中重要的考虑就是因为该州的工会势力最为薄弱。可见，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弱于同国外工会势力进行交流。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应回避工会势力，而是应学会与当地工会势力融合、共存，并有可能对工会组织的行为产生影响。

　　从短期来看，根据美国的政治周期以及我国的政治诉求，可以就汇率问题进行顺政治周期或逆政治周期的操作。例如，如果希望与美国在此方面达成谅解，在短期缓解矛盾，即可就此问题做顺政治周期的操作；如果希望对美国施压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则可借此问题做逆周期的操作。其中，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两年一度的国会中期选举，则是重要的政治周期节点。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正如前面所讲，问题的真正解决，仍然有赖于中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徐奇渊 《世界知识》2010年第20期） (来源：新华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