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王晓东、吴军、高育文
中国经济正重新进入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性时期。美、欧、日经济迟迟未能真正复苏之下，出口成为各国紧抓的稻草，贸易战、货币战阴影弥漫。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继续推进货币刺激政策，导致资金大幅流入新兴市场，助推资产价格上涨。
中国会面临怎样的经济环境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世界经济未来进入一个低增长的长期展望期，加上发达国家自身发展需求，外部市场会变小，贸易战、货币战也不会短期结束。但是，在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资本流入格局已定，中国要么加强资本管制，要么坐看资产价格泡沫化。
余永定：低热度贸易战不可避免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国过去主要是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由于债务比例提高，这一政策受到限制。既能推动经济增长，又不会导致政府债务比例提高，又不使美元大幅贬值，其实只有一个手段，就是出口。
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出口导向的政策，从美国政府的立场出发，我认为这完全正确。但是，这就意味着，美国要与像中国这样的对美顺差国产生冲突。所以，一定程度上的低热度的贸易战不可避免。
美国刺激出口基本上两种办法：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二是汇率。
在汇率问题上，美国可以采取主动的美元贬值战略，也可以不主动贬值，而是通过迫使其他货币升值实现同样的结果。
结合目前美联储即将开展的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我们可以分析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大的外部环境。
第一，美元再次进入下降通道。从2002年开始，美元就进入了所谓的战略贬值阶段，一直贬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段时间美元指数贬值的幅度是41%。当然，从更长的角度看，非常有意思的是，从1920年到2009年，美元一共贬值94%。也就是说从长期看，美元肯定是贬值的，别寄希望于美元还会坚挺。2008年危机之后，由于避险机制资金回流美国，美元升值。但从今年6月开始，这个过程停止了，美元重新进入下降通道。应该可以断言，美元已再次进入长期下跌的通道。现在，美元指数已接近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最低点。
第二，由于采取非常具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国实际上成了一个套利中心。过去，主要是日元扮演这一角色，现在由美元扮演。由于发展中国家资产收益率比较高，资金就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作为对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采取加强自动管制、控制热钱流入的政策，巴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此外，印度、马来西亚等多多少少都在采取这一政策。
以上两个对美元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判断，将是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基本的外部环境。面对滚滚流入的热钱，我们应该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是汇率升值一步到位，但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我也同意，为了防止由于人民币升值对企业造成的过大压力，可以逐步升值，但这样，就要加强资本管制。否则，这种政策就是自己打败自己。因为，渐进升值，利率、汇率要上升，热钱就会涌进来，货币政策就会失去效力。
中国要加强资本管理或者管制，虽然不太有效，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央行需要采取有效政策，遏制热钱流入，否则，政策难以有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张燕生：明年外贸、金融环境会非常恶劣
外部环境影响中国经济。对于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展望，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虽然二次探底可能性不大，但明年全球经济增速会低于今年，中国的出口和整体经济都会紧缩。因此对国内来讲，始终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预期最重要，要防止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再次出现内部或外部不可预见性冲击。
当前全球经济可以分为两部分：危机震中的欧美日以及危机的波及区。欧美作为这场危机的重灾区，目前私人消费、私人投资回升的基础都非常脆弱。此外，欧美日的财政状况普遍不好。
因此，欧美日目前主要是试图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整体需求蛋糕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各国都希望拿走一块。这就是未来全球经济、贸易的基本环境，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把危机的影响和调整代价对外转嫁。明年，贸易和金融环境会变得非常恶劣。
对中国来说，经济基本面不错，但面临的贸易和汇率压力是空前的。这种压力大大压缩了调结构、转方式的时间和空间。根据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的预测，今年中国出口可能会达到1.58万亿美元，进口可能达到1.4万亿美元，顺差有可能达到1800亿美元。明年，出口增速可能会下降到13%，进口增速下调到18%，明年顺差可能会下降到1260亿美元。
对于中国来说，明年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已经从传统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钢铁、有色、化工等领域，即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比较快、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
近期，美国开始接受钢铁联合会的请求，启动301调查，包括调查我国新能源产品的补贴政策。下一步，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可能从传统手段转向产业政策、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和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摩擦的领域整体上从通商政策，进入到我国国内政策。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非常严峻。
货币方面，汇率问题不是简单的汇率问题，实际上还是谁来调整政策，谁来为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困境埋单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人民币年升值幅度控制在6%以内，出口企业往往能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新产品、更新设备、调整设备价值链分布、调整出口价格等方式来化解。但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升值速度过快，加上目前面临的成本上升、外部冲击等一些不可预见性因素，影响可能就比较大。
哈继铭：美货币扩张将导致新兴市场泡沫
很多讨论的着眼点是中国经济应该怎么做，作为市场分析人士，我更关注中国经济可能会发生什么？
我认同美国经济明年还要下降的判断，而且从长期看，由于人口结构、高负债率等问题困扰，势必会造成政府部门拉动经济增长力量有所下降，而私营部门受去杠杆化的影响也会下降。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一个新的常态，即以低增长为特征。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体可能会不约而同地采取“宽货币、紧财政”的政策组合。财政再扩张下去反而会适得其反。
问题在于，国际市场如此宽松的货币环境，会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美国国内来看，泡沫已经吹得不能再吹了，没有肥皂了，前有ＩＴ泡沫，后又有房地产泡沫。美国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很有可能导致下一场泡沫，即一些新兴市场的泡沫。当然，这个泡沫不会马上就吹到顶点，还有一段时间。
从美国市场看，美联储在发钱，但不管多么宽松，美国的银行不肯在国内发放信贷，反而把钱投到印度、巴西、中国等国家，寻求高回报率，因为美国国内的回报率实在太低了。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资金从美国往外流。
中国应该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局面？
我们实际上有历史经验可以吸取。上世纪90年代，美国也是很宽松的货币政策，马来西亚的股票、韩国的股票、泰国的股票大家都抢着买。1996年美联储开始加息，美国国内经济好转，非理性亢奋也出来了，尤其是加息以后，以前以低廉成本从美国流出去的资金又回到美国市场。结果，大量资金抛售东亚经济体的资产，导致马来西亚、韩国市场下跌很多。说难听一点，就是外面的危机为美国摆脱困境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接下来的这种情况中国不能不防。先是亚洲金融危机前的外部泡沫，之后是IT泡沫，再之后是房地产泡沫，现在则是新一轮新兴市场泡沫。
目前各国政府也是想办法抵御这种风险。巴西是通过加强资本管制的方式，而中国现在还不明显。中国也可以将汇率一步升值到位，但这又不可行。所以，现在没有一种明确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看着资产价格上涨了，直到市场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另外，从中国国内的情况看，资本市场走势一直是和GDP的环比增速密切相关。我们的测算显示，GDP环比增速在第二季度已经见底，第三、第四季度一直到明年的第一、第二季度都是上升的；而通货膨胀应该在１０月见顶，１１月、１２月以及明年可能有所放缓。这种GDP见底、CPI见顶的格局，非常有助于资本市场上资产价格上涨，市场已经明显振奋了很多。
黄益平：由经济奇迹转向常规发展
短期政策要放到大环境中去，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奇迹，而中国经济现在可能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关头，即将从经济奇迹转向常规发展。
常规发展有一些特征：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比以前低一些；二是通胀压力高一些；三是经济结构会发生非常快的变化。
出现这些变化，有三个主要方面的原因：
第一，过去30年经济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因素，是世界经济环境比较好，但现在这些要变化了，今后全球生产成本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10年，不仅是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其实也是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但与此轮经济危机之前相比，全球经济的增长潜力水平将下降0.5～1个百分点。
观察美国经济有一个指标，即把美国经济增长与通胀分成不同阶段观察——当它的债务占GDP比例低于30%、30%～90%、超过90%时情况分别如何。由此可以发现，当债务占比超过90%时，相比低于30%时，GDP增长速度可能会下降三四个百分点，通胀速度会上升四五个百分点。道理很简单，当债务比例过高，必须要消化债务，这意味着没那么多钱支持经济增长，增长潜力下降，通胀上升。这个问题不光是美国，今后世界经济环境、增长潜力都要比以前低，通胀比以前高。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再加上贸易战、货币战，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第二，过去30年中国经济有很多优势，很重要的一点是劳动力成本低。但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确实在发生变化。
关于这一点，我和官员、学者交流时，他们有的还不太认同，但和企业家沟通，几乎每一位企业家都认同。劳动力成本上升非常快，而且很多企业家发现，现在要雇更多新的工人变得越来越难，不仅是沿海地区。这意味着，过去依靠低成本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
第三，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成本优势，不只是劳动力，还包含资金价格、土地价格、资源价格等。但是，中国要素成本正在全面上升。过去30年的中国改革，其实是产品市场全部市场化，而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要素市场的扭曲，或多或少压低了生产成本，这意味着过去30年老百姓一直在补贴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
现在正在发生变化，资源价格已经在调整，汇率也已经开始动起来，利率市场化相信也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看到的这些变化，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生产成本普遍上升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不是短期就结束的。
以上三个理由加在一起，意味着未来长期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不如以前那么好，内部生产率简单提升也已经不可能。
从短期政策看，有几个概要性结论：一是要改变升值恐惧症，用大国心态对待大国经济；二是近期的加息是一个好消息，加比不加要好；三是我认同余永定的判断，关于热钱问题，短期内需要考虑一些加强资本管制的手段，来稳定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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