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伟建：银行业成功改制的秘诀是“引制”

　　搜狐财经讯 11月6日，首届财新峰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中国与世界”为主题，深入探讨全球化大变革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谜题以及中国如何认知与适应新角色。以下是搜狐财经从“银行业进阶之路”主题对话现场发回的报道：

太盟投资集团首席执行官单伟建（图片来源：搜狐财经 摄影：杜玮）

　　太盟投资集团首席执行官单伟建：我以前在新侨主导了对深发展的收购，今年又把深发展出让给平安保险。整个深发展的改造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我们的利润从2004年的4000万美元到2009年的7400万美元，实现了很大的跃进，但是最大的跃进是，这期间我们的不良率从11.4%降到了0.63%。我们和国有银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改造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国家一分钱的支持，不良资产也没有被剥离。

　　不过，我在这儿不应该讲深发展的事情，我的任务是点评刚才胡董事长和王总经理谈到的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之间的合作。我想这个合作应该成为一个典范，是整个中国银行业在过去五六年体制改革、银行业的改革中一个很好的典范。我就想就中国银行业过去五六年的改革做一点评论，这也是从刚才两位谈话中引申过来的。

　　我记得在2004年、2005年，中国银行业刚刚开始改革时，国家已经出了很多资金来剥离了这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开始改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引进外资。但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在国际市场上普遍受到质疑，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银行体制当中存在着大量不良资产，由于国家的注资，才使得这些银行得以把不良资产从自己的资产中剥离出来。

　　当时国际市场有一个疑问，今天你的资产负债表是干净了，干净的原因是把以前所积累的那些不良资产剥离出去了，但是昨天的不良率还是30%、40%这样的天文数字，怎么才能保证今后不会再继续产生不良资产？我们知道，中国的银行业事实上是一门很好做的生意，由于有利率的监管，我们的息差（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的差别）是监管确定下来的，不能改变的，贷款利率不能低过某个限度基准利率，存款的利率不能高过某个利率，息差有所保证，不管竞争多么激烈，这部分利润是有保证的。只要不再制造新的不良资产，不把钱扔出去，就可以赚钱。因此，当时大家关注的是，能否保证在不良资产剥离之后，不再继续产生新的不良资产。

　　再说说引进外资。一般情况下，被中国银行业引进的外资是没有控制权的，深发展是一个例外，新桥对它有控制权。但是像交行等其他几家大行，外资是少数的持股者，这时候改制成功，市场上有普遍的质疑。当初投入银行业改革的几大投资者都赚了大钱，于是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桩公案，有人说银行被贱卖。但我可以说绝对没有被贱卖。

　　当初投深发展，因为不良率特别高和很多其他问题，那个银行无人问津。今天大家都觉得中国的银行很有吸引力，然而当时很多人裹足不前，因为对这些国有银行能否成功改革，大家有很大的疑问。2004年，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是否会成功》，我认为改革能够成功，对此持审慎乐观态度。在国际市场有普遍质疑时，我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时候我已经是中银香港的独立董事，还是审计委员会的主席，已经参与到中银香港的体制改革当中，所以我有切身体会。我们当时收购并控制了韩国第一银行，是在2000年收购并控制的，并用了五年时间对它做了非常根本的改造，当时我的体会，韩国市场是普遍不欢迎外资的，韩国的民众也不欢迎，韩国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的国家。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有很多银行破产，还有很多陷入困境，那时候把外资引进来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中国的银行体制完全不同，因为中国不缺资本金，在2004年、2005年不缺资本金。国家剥离不良资产、注资，都显示出中国不缺资本金。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外资银行带进来，为什么要引入外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是要借他山之石，也就是把国外的技术、管理方法引进来，就像刚才胡董事长讲的，不光是引资还要引智、引制，智力和体制都要引进来，把技术和风险管理方法引进来，有学习的心态，把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不管对方是否有控制权，把好的东西拿为己用。过去的四五年的实际证明，中国的银行确实是这么做的，把国外的经验、技术、管理、风险控制等等都借鉴进来，使得自己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中国的银行界把外国人一天到晚所要关注的东西学来了之后，西方的银行却把这些东西都忘记了，这次金融危机显示，中国的银行体制非常健康，美国和西方的银行体制变得非常脆弱，把自己教给别人的东西忘掉了。所以我说，刚才听两位董事长讲，双方的合作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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