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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挂钩”关键在于防止“被公有”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0年11月10日10:28

  当前,各地掀起一股消灭村庄的热潮,大量“被上楼”的农民,用自家宅基地和住房换取小区的安居房,用承包地换取城市社保。此项以“增减挂钩”政策为依据的“新圈地运动”,成为了各地实现经济增长的新途径。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进下,广袤的农村正在消失,农民变身为居

民,其中的利害关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中国经济时报: 地方政府如此狂热地兴起“新圈地运动”的原因是什么?

  党国英:首先,我想特别说明,我不大赞成“新圈地运动”这个说法。事实上,因为城市建设而大规模占地是1992年以后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近几年中央政府对城市扩张用地的控制总体上要比过去好。地方政府之所以借“增减挂钩”试点政策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正好说明国家对土地的管控起了作用。直接占耕地搞建设,要比利用“增减挂钩”政策搞建设的成本低。利用“增减挂钩”试点政策搞城市建设会引起舆论和媒体的强烈关注,是因为它涉及到农民住房拆迁问题,如果工作缺乏规范性,就会伤害农民利益,引起更多的麻烦。

  利用这个政策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造城”,而“造城”运动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地方政府热衷整治城市、扩张城市当然与它们追求“政绩”有关,也不排除一些官员把搞建设当做捞取个人好处的机会。但是,往深处说,腐败的原因不是搞建设,而是体制制度有问题。要纠正的不是搞建设,而是产生腐败的体制弊端。

  中国经济时报:就按您的说法,不提“新圈地运动”,那么,“增减挂钩”政策是不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推进城镇化的良方?

  党国英: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需要一整套政策,而“增减挂钩”政策可以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以为,这个政策是必要的,但对于解决所谓土地“短缺”问题,还要有其他配套政策。而“增减挂钩”政策本身,也需要细化和规范。

  从某种角度看,我国城市并不缺少土地,因为我们的城市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所以,我们还需要鼓励地方政府利用好城市的存量土地。例如,可以再搞一个“挂钩”,将“增减挂钩”的指标和城市的人口密度、经济密度挂起钩来,密度低的就不给或少给指标。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增减挂钩”政策需要怎样规范?

  党国英:我认为,需要特别注意这样几点。

  第一,在村庄整治、实行集中化居住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意愿。一个地方的迁村并居,哪怕对农民有再大的好处,只要农民想不通,就不要强制。一户农民,十年不愿意搬家,就十年不动他,即使政府给了他很大的补偿。

  第二,不要搞“搬净赶绝”。按我们的调查,尽管大部分农户愿意进城过城市生活,但专业农户是不会选择进城的。而一个农户会不会成为专业农户,需要一个过程,农户很难在短期内下决心做专业农户。只有尊重农民意愿,特别是不去强制那些游移不定的农户搬离村庄,才能为专业农户的成长创造空间。

  第三,新建集中居住小区的设计、建造不可马虎,要从长计议。脱离农业的农村年轻人今后大多会选择各类已有城市,留在新建集中小区的主要会是一些农业服务领域的劳动者,所以,小区不要建得太多。应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让脱离农业的农民逐步离开农村到城市,而不仅仅是农村的小区。最好按照小城市的标准建造小区,这样一来要降低小区分布的密度,不可一个县搞几百个,有几十个就可以了。这其中不应包括专业农户。

  中国经济时报:在国家强调解决“三农”问题这么多年后,还存在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原因何在?农民的利益要如何保障?

  党国英:“增减挂钩”政策如果执行得好,是对农民有好处的。在工作中的确存在问题,例如我前面讲到的需要规范的三个方面。任何时候,弱者的利益总是容易受到伤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根子在权利结构。政府的权力和权利太大,常常不受制约;而农民土地财产权没有建立起来,他们的土地“被公有”了,自己说了不算。我想强调,问题的关键不是如媒体所说的“被上楼”,而是“被公有”。

  土地承包权要固化为农民的财产权,农民的宅基地和房屋更应该如此。如果农民不愿意上楼、搬迁,却被迫上楼、搬迁,对当事人就应以毁坏私人财物罪来处理,受害者必须获得赔偿。中央政府应当严格督查,严肃处理一些案例,以儆效尤。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农民目前的境况是城里进不去,农村也即将回不去了,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党国英:这个问题要看大局。脱离农业的农民还是想进城,并不想回农村,特别是年轻农民。他们的路在何方?当然在城市。我们就是要敞开城门,欢迎农民进城。但在具体工作中,也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想一蹴而就。

  中国经济时报: 如果“增减挂钩”政策落实好,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什么影响?

  党国英:如果真能把这个政策落实好,对中国未来发展会有很大好处。第一,城市获得发展,大量脱离农业的农民在城市落脚,中国二元结构的基础将不复存在,城乡差别的消除就有了基础。第二,留在农村的那些没有“上楼”的农民也因为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收入大增。第三,这个过程会扩大内需,将产生中国未来经济成长的巨大拉力,成为中国未来二十年高速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第四,中国耕地还会大量增加,我估算会增加优质耕地1亿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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