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投行在华竞争变局

　　清晨7点，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度琪明（Gaby Abdelnour）准时出现在会议室，等待他的除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还有接下来一直安排到晚上11点的若干个会议。

　　这位精力充沛的银行家强调，摩根大通看中国市场是相当长远的。

　　“我不会将中国经济逐年分析，而 是放眼于未来，比如5至10年，这是一种长期投资方法，因为我们非常看好中国的长期前景。”度琪明说，“我看重的是长期盈利，扎根中国市场。中国企业的发展空间巨大，亦需要大量资金协助其增长，而我们希望与其并进，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务融资或并购业务。”

　　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有176家公司在沪深股市进行了IPO，融资规模达2127亿元。估计2010年全年，沪深股市的IPO融资金额达5000亿元，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IPO市场。

　　如今，在亚洲IPO市场长袖善舞的摩根大通，对于中国市场的渴望找到了一个出口，今年6月摩根大通与第一创业签署协议组建合资证券公司，摩根大通持股33%，第一创业持有剩余的67%股份。目前已进入审批流程，有望明年获批。

　　目前可参与中国内地IPO及融资交易的境外经纪商并不多，高盛、瑞士银行、里昂证券、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等均拥有合资券商牌照。不过摩根大通这位后来者似乎并不忧虑。

　　“外资银行的商业模式现在已经面临新挑战。如果看今年中国区投行情况的排名，你会看到一些外资大行今年并没有承销很多项目。”度琪明说，中国本土投行一直在争夺市场占有率，发展策略比较激进，不过，他认为某些中小型投行的发展有待观察，而他最关注的是在中国市场上占前三位的中国本土投行。

　　根据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数据，今年前9个月，摩根大通凭借33亿美元的全球投行业务收入拔得头筹，在全球所占的市场份额达到7.6%。

　　对于引起颇多争议的自营业务，度琪明透露，摩根大通不会终止自营业务，而是将之移交给资产管理部门来管理，并吸收第三方资金，以符合“沃尔克法则”的要求。他直言，“所有机构都需要改变其业务模式以符合监管的要求。而某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人股权、自营交易和对冲基金业务的投资银行，将不得不改变业务模式。”

　　度琪明于1998年加盟摩根大通担任董事总经理，曾担任投资银行企业部主管，并兼顾公司于中欧、东欧、中东及北非的投行业务，擅长为企业及政府部门提供战略性资产出售方面的并购建议。

　　亚洲盈利贡献目标20%

　　《21世纪》：今年三季度，各大投资银行的表现参差不平。摩根大通三季度净收入为44.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3%。不过投资银行部分的净收入仅为12.9亿美元，环比和同比分别下跌约7%及33%。投资银行业绩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度琪明：首先是全球固定收益业务的影响，固定收益业务的利润较去年减少了约38%，因为信贷及利率市场的交易量减少，息差收窄，目前利率处于低位。其次，由于欧美市场不景气，全球投资银行业务的并购、股本市场及债务资本市场业务量也有下降，这部分业务按年减少了9%。第三，信贷组合的影响。我们的信贷组合损失了约4亿美元，原因在于所谓的信贷价值调整（CVA，一种会计调整手段）。今年三季度我们的息差收窄，CVA随之下跌。

　　《21世纪》：亚太区今年第三季度的业绩如何？亚洲区业务的增长动力是什么？

　　度琪明：虽然部分被股票业务的疲弱表现抵消，但是受益于投资银行及自营投资的表现强劲以及固定收益业务的活跃表现，亚太区业务在第三季度创下新高。其中，投资银行收入大增，在第三季度的最后10天内，我们就完成了6个IPO项目，融资超过50亿美元，并启动了另外6个IPO项目。

　　今年第三季度，我们完成了数个东南亚国家及大中华区最大的IPO，而且有几个IPO还在筹备审批或在路演当中。很多客户都对股本融资有浓厚兴趣，而国际投资者对亚洲资产的投资意向也非常踊跃。只要估值合理，资本市场融资就会有好的表现。这就是带动亚洲业务增长的主要因素。

　　《21世纪》：亚洲业务对摩根大通总体业绩的贡献度有多少？对于亚太区的业务发展，你有什么目标？

　　度琪明：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看我们在亚洲的业务组成，目前我们在亚洲纯属经营批发银行业务，提供投资银行、财富管理以及证券服务。如果把这三项业务与摩根大通在全球的同类业务相比，亚太区在今年初至今的盈利贡献（以净收入作标准）约为13%-14%。

　　全球业务有升有降，亚太区的盈利贡献比例也会随之变化，但我的目标是，亚洲的总体业务在周期平均的基础上（即包括市场上升期和下调期），可以为公司贡献约20%的净收入。 投资银行业务具有相当高的波动性，对于很多投资银行来讲，固定收益占总体业务的比例很大。因此，如果固定收益市场表现不强，整体业务将难以有出色表现。我希望无论市场处于上升或下调期，都能实现20%的目标，这一点很关键。

　　外资投行内地商业模式之困

　　《21世纪》：不过，你们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并非位居首位。

　　度琪明：中国内地市场的竞争格局与亚洲其他地区不同，本地银行为主导，这是正常现象。外资银行需要获得牌照才能涉足当地证券市场。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协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或兼并收购。比如之前提及的许多IPO都来自中国企业。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它们所要求的产品和服务会更加复杂，而在这些方面，摩根大通有很大优势。

　　《21世纪》：根据Dealogic的最新排名，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内地投资银行收入共计达到35亿美元，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市场。不过，在承销费挣得最多的前10家投行中，有七家都是中资银行，摩根大通排在第十位。而在2009年，前10名中有8家都是外资银行。你觉得产生这个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度琪明：观察国际排名表就会发现，亚洲（不包括日本）前十大投行的市场占有率今年减少了10%。而排在第11位到第20位投行的市场占有率则提升了10%，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内地的投行。这表明内地投行成长迅速，在亚洲市场占有率提升，例如中金、中信证券、国泰君安、中国银行、农行证券等在今年发展得很好。

　　中国本土投行一直在争夺市场占有率，发展策略比较激进。但是它们是否与外资投行竞争？是，但也不完全是。我最关注在市场上占前三位的本土投行。

　　《21世纪》：与其他外资银行相比，摩根大通在内地的发展速度不算快，特别是其他多家大行都已拿到了合资券商牌照。对此你担心吗？你打算如何拓展内地的业务？

　　度琪明：我倒不担心，因为有些外资银行的商业模式现在已经面临挑战。如果看今年内地的投行排名，你会看到一些外资大行今年并没有承销很多项目，这与中国本土投行的竞争力加强有关。我们会从其他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历中汲取经验，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每家银行都有不同的业务模式，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聘请不同的管理人才，这涉及到各自的企业文化、经营模式以及目标市场。

　　摩根大通今年已经建立了两家分别从事大宗商品和私人股权业务的外商独资企业，在华分行的数目已经增加到六间。此外，我们已经签署了证券合资企业的协议，正在等待政府的审批，估计明年上半年会有结果。

　　《21世纪》：亚洲的多个市场发展程度有差异，摩根大通在不同的市场发展，相应有什么策略？

　　度琪明：亚太区市场非常复杂，既有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市场，也有新兴市场及前沿市场。我们在某些监管架构成熟的市场拥有更加先进的平台，而其他市场的平台则处于发展中。我们将继续投资于亚洲市场，但具体情况会因应国家而异。

　　比如，我们在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拥有高度一体化的平台, 所有业务均为全资拥有,可以通过一体化的平台精简业务流程，不断投资及发展与客户的关系。我们在日本开展包括批发业务在内的所有投资银行业务。摩根大通在日本是位居前三四位的外资银行，在固定收益和投资银行方面，更是首屈一指。目前，日本市场对摩根大通亚洲业务的贡献非常可观。而在中国内地，很多业务是必须通过建立合资企业来运作。

　　不会终止自营业务

　　《21世纪》：最近有关人民币升值的讨论非常激烈，作为区内资深的银行家，你如何看待货币与汇率问题？

　　度琪明：首先，货币问题非常复杂。不幸的是，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已沦为报纸的每日头条，事实上在报纸上讨论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讨论应由中美双方领导人私下进行，而不是经媒体公开进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会采取强硬的态度。讨论越不公开，讨论成果就越富建设性。

　　其次，有关货币问题的讨论不应被政治因素所左右。一旦货币问题成为政治工具，解决问题的机率必然被削弱。第三，需要中、美两国各自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中国需要加快国内消费，并在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下允许部分制造企业倒闭；美国则需要寻找减少赤字和债券发行量的方法。要注意，目前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持有国。

　　《21世纪》：你如何看待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复苏步伐？

　　度琪明：很明显，美国经济已陷入极其缓慢的增长期。现在大多数美国消费者（富人除外）并不消费。因为他们不知道政府接下来会采取什么税收政策。失业率依然高企，他们面临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而且，他们的财富正在缩水，许多人在购房之后房价大幅下跌，变穷的感觉抑制了消费。 第二方面是企业和银行。美国的企业如今坐拥前所未有的巨额现金，却不确定政府下一步的税收政策和法规，因此在开支方面采取谨慎态度。企业本应购置设备、雇佣人手，但现实却是手握现金，用于收购其他公司、精简业务以及裁员，或是派付股息、回购股票，这与正常情况背道而驰。

　　第三个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颁布了许多法规，其中一些增加了企业拓展业务的难度，一些则导致银行难以继续投资。目前的现状是经济环境不明朗，居民消费低迷，拖累美国经济放缓，造成库存积压，盈利减速。这一切反过来又对经济构成影响。事实上，美国经济将陷入极其缓慢的增长当中。这也是美联储考虑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的原因，但我无法确定此举是否有效。

　　《21世纪》：你如何看待对美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一系列的新法规能否真正解决核心问题？

　　度琪明：金融改革应该以理性的方式来监管违规操作以及贪婪的欲望，而不是打压金融业。金融改革更不应掺杂政治背景。但不幸的是，现实并非如此。

　　金融改革有几个主要目的，其一是保护消费者。其二是防止银行投资于高风险活动，就是所谓的“沃尔克法则”。其三是对金融业潜在的系统风险，即针对衍生品业务进行管制。颁布法规的目的在于降低银行的盈利波动，以及结合所有法规保护消费者。

　　如今这些法规已纳入法律，但要切实执行仍需起草200到300条细则。目前法规的若干定义以及实施办法仍存在诸多漏洞或不确定因素，所以在真正落实前还需要进行大量工作，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持续一年时间。

　　《21世纪》：这些新法规对于摩根大通在美国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业务造成什么影响？

　　度琪明：我们正在着手准备应对措施。我们认为这些法规良莠不齐，某些方面有利，某些方面若不能正确处理，也许会适得其反。另外，有些法规则并不合理。

　　最终会对摩根大通产生的影响有好有坏，我们将改变某些业务的运作方式，为某些业务补充资本金，也要放弃若干业务，更有可能将某些业务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客户。总体上的影响对我们相对较轻。

　　《21世纪》：刚才谈到“沃尔克法则”，事实上已有一些美国的投行将其自营业务分拆至独立的实体。摩根大通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以达到监管的要求？

　　度琪明：我们不会终止自营业务，而是将之移交给资产管理部门来管理，并吸收第三方资金，以符合“沃尔克法则”的要求。但我们不会放弃该业务。因为引入第三方投资者，我们在持有该方面业务的比例会减少。这些规则直到2013年才正式生效，所以我们仍有准备的时间。

　　《21世纪》：你是否担心业务模式的某些改变会对摩根大通产生不良影响？

　　度琪明：所有机构都需要改变其业务模式以符合监管的要求。某些投资银行，对于私人股权、自营交易和对冲基金业务的依赖程度很大，它们将不得不改变业务模式。

　　摩根大通一向以客户业务为主，因此所受的影响小得多。而某些公司将被迫剥离其私人股本以及对冲基金业务，会导致人才流向对冲基金或私人股本基金。我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