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巴曙松
本次金融危机之前，伴随着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产品的快速发展，欧美国家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明显上升，扩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背离，保持着高于巴塞尔II规定的8％资本充足率水平，但杠杆率水平却很低。
相比巴塞尔II，委员会对资本的定义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提高了资本基础的质量、数量和国际一致性，尤其是加强了一级资本，要求其能够在持续经营条件下全部用来吸收损失。股份制银行一级资本的主要形式必须是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了资本扣除项目和审慎调整项目，仅适用于普通股。
以意见稿中的杠杆率计算方法来计算，欧美国家银行的杠杆率水平较低，而坚持传统银行业务模式的新兴市场的银行杠杆率水平较高。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监管当局和国际活跃大银行希望采用宽松的杠杆率计算方法，但新兴市场监管当局认为必须按照严格标准约束银行体系的杠杆率水平。最终，2010年7月举行的GHOS会议上，确定了最低一级资本杠杆率为3％。
但这降低了杠杆率标准，因为各方对杠杆率的规定存在一定争议。在会议上，各方还就杠杆率监管安排时间进度达成了一致。2011年1月1日开始监管监测期，此时主要任务是设计模板，并跟踪杠杆率定义的要素及杠杆率水平。2013年1月1日至2007年1月1日为并行期，此时将跟踪杠杆率及其要素与资本充足率的相互作用。2015年1月1日起，单个银行开始披露杠杆率及其要素，委员会将会密切监测杠杆率的披露情况。根据并行期的结果，2017年上半年将对杠杆率进行最终调整，以便在适当的评估和校准基础上于2018年1月1日将杠杆率纳入第一支柱。
至此，杠杆率监管既可以作为微观审慎监管工具，成为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补充措施，又可以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逆周期工具，提高银行风险监管的有效性。然而，杠杆率加强了银行的资本要求，可能给单个银行、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杠杆率监管可能导致不同模式、不同风险状况的银行间存在不公平。在资本充足率监管下，风险低的银行资本要求少，一旦实施杠杆率监管，在资产规模相当时，若在已达到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的条件下，低风险银行需要注入的资本比高风险银行多，导致这些银行的效率降低。
此时，银行会优先考虑减少低风险低收益的信贷发放，也可能转变业务模式，增加高风险资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银行的风险。如果银行从传统商业银行转向“影子银行”业务，通过资产证券化来发放信贷，则更会增加金融体系的风险。
而且，银行为提高杠杆率来提高贷款成本或者减少信贷，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银行提高贷款成本或者减少信贷，企业投资和消费者开支就会减少，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对企业投资来讲，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会大于大型企业，因为银行减少信贷，会相应提高信贷标准，中小企业的借贷就会受到限制。
此外，杠杆率监管影响存在国际差异。按照2010年7月26日GHOS会议上对杠杆率的最新定义计算，欧美国家的主要银行一级资本杠杆率要低于要求的3％，其中美国为1．18％，英国为1．73％，欧洲为0．99％。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主要银行的一级资本杠杆率水平较高，满足3％的要求。
根据中国银监会实施巴塞尔III中新监管指标规定，杠杆率监管标准设定为4％，2011年底开始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在2012年底达标。2009年底，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除中国交通银行杠杆率为3．5％外，均满足4％的最低标准。
国内商业银行主要从事传统的存贷业务，长期主要的利润来源是高利差下的利息收入，所以杠杆率要高于欧美银行。
短期来看，杠杆率要求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有限，而从长期看，仍存在较大挑战。未来，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将会加速，存贷款利差将会缩小；中国大型商业银行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将需要实施更加多元化的经营战略。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使得中国银行业传统的高利差盈利模式难以继续，中国银行业需要改变业务模式，开拓表外业务，发展金融创新。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中国银行业的杠杆率势必会降低。
届时，需要建立长期有效的资本约束和资本补充机制。而且，中国银行的资本成本要高于欧美国家银行，中国银行一级资本主要以普通股本为主，而欧美国家银行以留存收益为主。中国银行业需要转变资本形式，提高净利润水平，降低资本成本。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