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值和“结构型进口”可抑通胀

　　当前通胀和通胀预期已经很严重。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只是等待翘尾因素来降低统计数字，恐怕会错过调控时机，让通胀持续更久甚至恶化。当然，选择什么样的措施抑制通胀也很重要。下面的三种工具代价也许就比较大。

　　第一，提高利率成本很大。保持实际利率为正有道义上的必要，但操作成本很大。提高存款利率造成贷款利率两难。如果不提高贷款利率，那么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显著下降，严重的话可能动摇银行业稳定；如果同步提高贷款利率，那么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增加，银行同样不稳定。

　　第二，收缩货币时滞严重，远水不解近渴。人民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效果传递到物价指数，有两年时滞。因此适度收缩货币有必要，但如果用力过猛，会导致两年以后通缩，增大经济波动。这与宏观调控目标相悖。

　　第三，管制价格和财政补贴更不是好办法。不仅导致短缺，而且把亏损留给财政，费力不讨好。对储蓄存款“保值贴补”效果也一样。而且改制之后的银行继续获得财政补贴，似乎说不过去。

　　与上述三个工具相比，汇率工具抑制通胀和通胀预期的代价更低、效果最快。

　　从宏观层面上看，目前中国最根本的通胀压力来自持续的国际收支盈余正在推动实际汇率升值。实际汇率升值有两个途径：一是名义汇率升值，又称对外升值（以下简称“升值”）；二是通货膨胀，又称对内贬值。升值或者通胀都能改善国际收支失衡，在改善国际收支的过程中是“跷跷板”关系。限制升值速度就加大通胀压力，加快升值速度就释放通胀压力。

　　在国际收支失衡持续且严重的情况下，2008年中我们也曾建议容忍适度通胀来减小升值压力和外汇储备贬值损失。容忍通胀就像玩火，最大风险是通胀失控。因此容忍通胀必须建立在随时监控并且有能力控制通胀的前提之上。由于容忍通胀的本意就是为了替代升值，宏观调控随时可以逆向操作：用更快的升值控制通胀。正是因为有这个快速“掉头”的选项，容忍通胀的风险才是可控的。当前正是应该“掉头”的时候。

　　在微观层面，“掉头”的效果通过进出口贸易传导：人民币升值导致进口品价格降低。传导的速度和幅度取决于进出口的周转速度、价格弹性和贸易规模。对于无需再加工的消费品，从采购到运输交货最后送上国内的货架，空运的1个月内就可以完成，海运的2-3个月也可以大规模上架。因此，通过升值抑制通胀的时滞很短，效果会在1个月后显现、3个月内扩大并且显著反映在物价指数上。可以达到应急的效果。这是进出口依存度高达70%的国家独有的好处。

　　但是，有些商品的国内价格波动较大、对居民生活和物价指数影响也较大，但受到进口配额等中方制造的贸易壁垒的限制，进口规模不大，因此汇率变化对国内价格影响有限。为了让汇率调整对国内这些价格产生更大作用，可以通过增加配额等方式降低进口壁垒，增加进口数量。用“结构型进口”对治“结构型通胀”。

　　进口低价商品当然可以降低国内价格。但是，对于需求刚性的商品，只要适销对路，即使进口高价商品，也能降低国内价格。最近涨价较快的食品就是刚性需求。虽然居民对食品的需求总量变化不大，但内部也分高中低档的细分市场。一些居民增加了对高档进口食品的消费，就一定会减少对国内低档食品的消费，从而抑制低端食品价格上涨，让低收入者从这项政策中得到好处。供给增加不多，价格降低很大，这是刚性商品的特点。至于“适销对路”这个前提条件，商人自然会努力，不须政策制订者费心。

　　人民币升值对进口商有利，对竞争性的出口商短期略有冲击，对垄断的出口商不利。“结构型进口”对国内市场影响有限。

　　如果说上述政策组合是一服中药，那么加速升值是主药，降低某些进口壁垒是药引，共同达到抑制通胀的效果。政策出台的时候再配合适当的政策宣传，那么通胀预期比通胀降低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