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减持亲友团”中,套现过亿的有孙晓璐,约2
亿元,王育莲,约1亿元,均出自华谊兄弟。而由此产生的千万富翁则多达9位,分别为华谊兄弟董事马云、汉威电子董事蒋会昌、吉峰农机董事赖寒、中元华电监事郭晓鸣、大禹节水监事仲卫善、南风股份周燕敏、南风股份董事邓健伟、大禹节水董事聂根红、华星创业监事黄波。其中,吉峰农机借其参与套现的高管人数拿到了一项“之最”。该公司共有10位高管及家属对公司股票进行了13次抛售,套现4570万元。
套现为何成了靶子?
对于创业板高管这种套现行为,公众谴责声不断:
首先是谴责这些高管见利忘义,置股民利益于不顾;第二是谴责这些公司高管缺乏信托责任精神,企业上市募集资金的时候,都将报告粉饰的漂漂亮亮的,上市后却大多业绩却停滞不前,甚至下滑,这时候不好好经营企业,反而套现走人;第三则是揣测创业板的这些上市公司,不知做了多少包装,才从发审委那里蒙混过关。
针对这几个问题,除了道德谴责,我们需要进一步想清楚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
应该承认,在完成上市这个“惊险一跃”之前,这些创业板公司还是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与辛劳。他们获取的非常超额收益,其根源并非在上市公司本身。正是制度设计的缺失让他们迷失在资本盛宴中,安然享用超高溢价。
创业板当初提出的口号是“两高六新”,即高成长性、高科技含量,以及新经济、新服务、新农业、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商业模式,然而,太多“东郭先生”混迹其中。
首先是核准制:什么股上,什么股不上,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监管部门说了算,人的判断总是存在偏好和理性不足,即使申请人交上一大摞材料。IPO不是注册制,而是核准制,从而人为地制造紧张和寻租。
而对于后续的市场监督,创业板要做的是让买卖双方遵守秩序,因为新股上市,有人愿意卖,有人愿意买,市场完全能够自行配置资源。当有人不遵守规则,搅局了市场的时候,才需要监管者站出来做出赏罚决断。而恰恰是这一点,我们的监管做的远远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