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合则两利，争则两伤。”在12月24日的四川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如是表示。
本报记者了解到，本月中旬，磨合多年的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通过国家发改委审议，业已上报国务院，预计近期出台。
规划中的成渝经济区约20.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15个市和重庆31个区县，人口和GDP总量均占西部地区的近三成。在刘奇葆看来，成渝经济区产业联动意义极其深刻，如能互补携手，将赢得西部20年来所没有过的重大机遇，经济区也势成中国西部经济增长极和西部经济中心。
带动效应明显：大项目落子如飞
“川渝一体，才能招大商。”刘奇葆称，和以往被动式地招商不同，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消费格局，欧美市场式微，各国多将外部需求新增部分寄望于中国；在我国，中央实施多年的区域均衡战略，西部新增需求已大于东部，国内外资本要获得较大市场份额，必须以产业西移来交换。具体到川渝，两地共同推进的城乡统筹改革，已构成价值一体的市场腹地，这是川渝的本钱，“万万不可分割”。
实际上，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川渝已经感受到国际产业转移已势如潮涌。如，前两年，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就对惠普说，重庆可以让其80%的零部件，来源于重庆本地，而且可以承接其相当一部分内销，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比沿海的两头在外更为优越，惠普被充分说动，下了4000万台单；然后，黄奇帆又拿着订单找到世界最大的零部件厂商鸿海集团，郭台铭马上跟进，鸿海代工的竞争对手——英业达、广达也被逼跟进。英业达带来的零部件厂商更高达60个，富士康本身零部件商也有20多个
黄奇帆成功游说台湾广达集团到重庆投资，更让重庆各界津津乐道。十多年来,广达在中国大陆只有上海、江苏常熟两个生产基地,对于建设第三个基地格外谨慎。在江苏，广达一家就做了9000万台整机，但从来不做零部件，这次到重庆，广达为了应对富士康，召集了25家厂商。这么一来，电子厂商就在重庆形成了零部件加整机一体化局面。
黄奇帆称，东部某省市的领导找到广达，说我们对你很好，不要到重庆去，应该在当地的三千万台扩张到六千万台，同样，江苏、北京、广东三地也去拦住这个西迁潮，结果无济于事。
“不是我求你，是你求我，我就变成了一个衣食父母，这是西部有别于东部的价值所在。”黄称，产业集聚之下，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一小时的区域范围内，布局了18个电脑零部件基地，一个基地100亿投入，差不多2000亿零部件。2000亿零部件叠加到整机上面，整机最后形成差不多4000亿，重复计算就是6000亿——沿海1亿台整机，但分布在15个地方；中国内陆20年没有生产一台电脑，突然冒出个重庆基地，一下子跟沿海打平。
有了4000万台订单的客观存在，重庆圈地10平方公里，算起来每平方公里500亿的销售值，十平方公里是5000亿的项目，在这个前提下，本身就有了最好的申报概念。2009年重庆获批了寸滩保税港区，2010年2月又获批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10.3平方公里），一年内国务院在一个地方批了两个特殊关税区，历史上是没有的。
而成都受重庆模式启发，也在富士康引进上开始发力，这个项目也同时带动了戴尔、德州仪器多家巨头跟进，随后不久，也拿下了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4.68平方公里）。
黄奇帆的“人口红利论”
“城乡统筹，是我们吸引人力和土地资源的王牌。”黄奇帆说，如果城市化、工业化有了，但城乡统筹没有搞好，“就等于是把沿海的模式简单的搬过来。”
重庆还定了一个目标，2020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70％，户籍的城市化率要达到60％以上，“这是市委、市政府自己给自己下的套，我们是自我革命，没有哪一个省有这个指标。”
这一切的背后，是对人口红利价值的评估。黄奇帆计算，重庆年轻的劳动力绝对成本达70、80％，农民自己可以平衡的；另外百分之二三十是政府启动内需的时候，本来就该投入的，投入以后，农民进城以后的消费，一个人至少比在农村多1万元，300万农民进城，就是300亿的持续拉动，年年的内需拉动，重庆就转变了发展方式，增加了内需，这种措施持之以恒，每年几百亿的拉动，全国就是几万亿的拉动。
“这才叫真正的转变增长方式。”黄奇帆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真正形成内需市场，这本身就是对国际资本项目的最大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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