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经贸可持续发展

　　潘悦，经济学博士，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教授。近年来在中央党校省部、地厅级干部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新疆班和西藏班等主体班次承担多项教学任务，出版专著及合著多部，在《世界经济》、《财贸经济》、《当代亚太》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经济与中国对外经贸发展。获得的荣誉包括：中央党校优秀共产党员、中央党校优秀教学奖、中直机关十大杰出青年等。

　　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开放经济体之一，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已经与全球经济、世界市场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外经贸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机制性推动力量。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潘悦认为，在后危机时期，保持中国外经贸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推动中国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是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的题中之意。

　　贸易不平衡和经贸摩擦不是阻碍中国外经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长期以来，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外经贸发展就是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环境支出获取了不断贬值的外汇储备，收益与成本不匹配，不划算。您怎么看？

　　潘悦：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判断中国外经贸３０多年发展的成本和收益，需要跳出外经贸领域本身，从历史的角度、国际的视野来衡量。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对外开放和外经贸发展，就没有现代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复兴。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除了廉价的劳动力一无所有，十数亿人口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然而，正是对外开放，通过外经贸的发展，十数亿人口成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借助这个优势，我们适时抓住了历史机遇，承接了制造业转移，建立了全球制造业基地，我们也由此创造了共和国高速增长的奇迹，不仅改变了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格局；从国际的视野看，中国的成功是通过外经贸发展整合全球资源的成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它的疆土都是有限的，因而天赋的要素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一国要想强盛，必然要突破本土资源的约束和羁绊。

　　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就是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的竞争。中国后危机时代的结构调整、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发展，都需要通过更大规模、更高效率的全球资源整合来解决。也正因如此，我们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开放领域和空间，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外经贸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一提到中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很多人就想到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和经贸摩擦。后危机时代，中国是否面临更加严峻的经贸摩擦？

　　潘悦：确实，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和经贸摩擦在国内外舆论中愈演愈烈，但后危机时期，阻碍中国外经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贸易不平衡和经贸摩擦。客观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并不突出，它更多的是美国为了转嫁危机责任和全球视线故意挑起的话题。由于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大国崛起的历程中都出现了较长时期的贸易顺差，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曾经拥有或依然拥有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美国、德国、挪威等发达国家，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俄罗斯等转轨国家都拥有比中国更高的贸易不平衡度，更何况，由于位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中低端，中国的贸易不平衡被显著放大了。把全球危机归结于全球经济失衡、进而是贸易失衡、进而是中国的贸易不平衡，由此要求中国承担全球经济危机的责任，打压中国出口，这是美国的阴谋。展望未来，伴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换代，中国确实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经贸摩擦，但以往的外经贸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它并不能改变中国外经贸发展的动力和步伐，相反，面对层出不穷的技术贸易壁垒和环境贸易壁垒，“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平和质量都在稳步提高，中国企业还将在经贸摩擦中越战越勇。

　　真正的挑战是出口优势产业能否顺利实现升级换代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外经贸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潘悦：真正挑战中国外经贸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在于，在后危机时期全球产业大幅重组和重构的背景下，伴随着中国低成本优势的逐步削弱，中国的出口优势产业能否顺利实现升级换代。改革开放前３０年里，“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市场所向披靡，就在于我们顺应了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在保持和扩大了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的同时，不断培育和发展了包括电子办公设备在内的新兴优势产业。后危机时期，低碳理念推动全球产业重构，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将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发达国家重返制造业，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国际贸易竞争将更加严峻。

　　与此同时，伴随着工资的增长、环保的加强、资源体制的改革等等，中国低成本优势显著削弱，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准确判断新时期产业重构趋势的前提下，加快产业的升级换代，否则，我们不仅将难以保持和增进“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而且有可能被印度等后起经济体挤出全球产业链。

　　中国经济时报： 在全球产业链上，一提到产业升级换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向上游高端制造业和下游服务业的转移，但对中国这样一个１３亿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升级换代有着怎样的意味？

　　潘悦：升级换代需要考虑中国国情，需要探索新的模式和路径。事实上，由于所处分工位置不同，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的附加值不见得比所谓的高技术产业低，在台湾，服装纺织业的附加值普遍高于ＩＴ业的附加值，因为台湾企业在纺织服装业的分工位置高于在ＩＴ业的分工位置；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就业者一生都没有能力在高技术含量的岗位上就业，因此，许多经济体比如新加坡都保有大量劳动密集岗位。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就业仍然是压倒一切的问题，我们仍然有上亿的初级水平的劳动力需要向城市转移，我们仍将是全球最具劳动力竞争优势的主要经济体，所以，依据中国国情，我们需要长期保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链条，产业的升级换代应该是在所有产业中用低成本优势创造高附加值，是在全球产业链上从中低端向上下游的延展，而不是简单地放弃或让出中低端环节，或者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

　　中国经济时报：定位未来外经贸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还要重视哪些方面？

　　潘悦：还要高度重视边境贸易的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将边境贸易的发展作用仅仅局限于富民固边，但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赋予边境贸易更多的战略意义。通过各种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推动边境贸易的发展，促进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既能够有力地促进沿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能够深化和扩展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汇合点，更重要的是，边境经贸的大发展将使我国继沿海地区之后塑造新的增长点，优化开放布局，实现真正全方位的开放与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外经贸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战略性议题。作为开放中的大国，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海外经贸关系的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海外的国家利益在加速增长。为此，需要我们采取切实有效的战略措施防范海外经营风险，维护和增进海外的国家利益。但是，作为一个后起的转轨国家，作为国际经济领域的新手，我们维护和增进海外国家利益的能力与现实需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我们不仅缺乏足够的经验，而且缺乏系统性推动和力量整合。

　　为此，我们亟待研究、建立与完善国家战略性体制，按照国际惯例，学习国际经验，综合运用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安全的甚至军事的手段，充分整合宏微观各部门、各领域的力量，切实防范风险，维护和增进国家的海外利益。这是大国走向强国的重要标志，也是外经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