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相龙：人民币真正国际化要经过15-20年的努力

2011年1月15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京召开中国经济年会（2010－2011）。会议主题为“把脉中国与世界经济走势”，旨在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发展、新特点、新变革，解读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精神，预测宏观经济走势，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贡献智慧。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会上演讲的题目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谈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步骤和途径时，戴相龙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人民币全面可兑换，人民币全面履行国际货币的五项功能，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体系中占有较大比例，这个比例应相当和超过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比例。因此，人民币真正国际化要经过3-4个五年的努力。

人民币国际化基本步骤是，完全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可兑现，基本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先发挥人民币的计价、结算、投资功能，再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途径是，先是在中国周边国家，再扩大到东南亚、东亚地区和新兴经济体，最后扩大到全球。

经历上述常规步骤和路径，通过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也应该通过政府之间的特定安排，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措施是，将人民币互换扩大到更多国家和地区，增加双边货币互换总量，直接用人民币到境外投资和支付贸易逆差，用人民币作为他国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在上述特定安排中，应允许人民币持有者，及时方便地用人民币购买中国商品和劳务，到中国进行投资，也可以兑换成国际货币。

戴相龙同时提出对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几点建议：

一是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加快大型金融企业走出去步伐。现在，我国已将境外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到20个省市区的67000多个企业，银行可对境外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企业可用人民币到境外开展直接投资，我国商业银行设在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家的分行可开展外币兑换人民币业务。所有这些改革应在更大范围稳步推进，并加快大型金融企业走出去步伐，在境外经营和管理人民币中发挥作用。

二是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到2010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高达2.85万亿美元，占用人民币20多万亿元。外汇储备过多，增加货币供应，加大了通胀压力，加大了中央银行调控成本，加大了中国外汇资产缩水风险，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占用人民币过多，导致信贷收支不平衡，银行监管部门难以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控制。为此，应控制贸易顺差，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扩大对外投资，减少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在加大资本项目开放方面，欢迎国际金融机构和有关政府到中国发行债券，欢迎有条件的企业到中国上市。经过试点，有序开放居民对境外投资。为实现控制货币发行过多和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双重目标，我赞同一些专家的建议，我国可采取日本的做法，由中央财政发行短期国债，用所筹资金，委托中央银行购买和管理外汇资产。如此，不增加财政赤字。现在，日本有外汇储备1.1万亿美元，其中，日本政府财务省持有95%，日本银行只持有5%。

三是加速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加快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提高我国金融企业在经营、管理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竞争力。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毛利差有3个多百分点，是国际市场的一倍，不利于我国商业商业银行走出去。因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减少存贷利差，同时支持商业银行综合经营，获取综合效益。现在，大额存款和小额存款执行同一利率，很不合理。建议商业银行发行大面额存单，以便机构投资者、各类基金的投资。

四是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差距，世界各国对人民币的接受需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人民币国际化，要选择一个离岸中心，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过渡。我国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又与内地经济紧密联系，是发展人民币离案中心的最理想地方。人民币在香港的流通，等于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增加了一种货币，不影响港币的法定地位。由于人民币汇率，按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管理，因此，人民币在香港流通也不会对港币和与美元的联系汇率产生重大影响。建议通过多种渠道扩大香港人民币流通量。同时，开辟香港的人民币持有人到内地的投资渠道，包括投资股票和债券。

五是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我国的一项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已提出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2009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有关改革正在稳步开展。但从国家要求和历史给予的机遇看，改革步骤较慢。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上海不是全国第一。建议国家加大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力度。美国的政治中心在华盛顿，金融中心在纽约；日本、英国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都在首都。我国是，金融交易中心在上海，金融管理中心在首都，这种情况，是否有利于在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需要经历历史检验。从现实出发，我建议，超大型金融企业集团所属公司应更多设立在上海；同时，通过重组在上海发展国家超大型金融企业集团；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应改进管理方式，更好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