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奎：谨防贫困陷阱 仅凭救济不能解决问题

　　□ 赵亚奎 | 文

　　仅凭救济并不能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因为贫困往往与权利相关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的GDP总量业已接近40万亿元人民币。由此测算，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关注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再谈贫困问题，似乎不合时宜。因为，一般来说，贫困问题通常对应于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的经济体，而中国早已超过这一水平。

　　但是，事实上，除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贫困的中国”。

　　正视“贫困的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贫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缓解。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底的9423万人减少到2009年的3597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3.8％，成就显著。

　　然而，由于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对贫困的治理不可能一劳永逸。由于导致贫困的原因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加上外部冲击，在一些贫困现象曾经得到明显改善的地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返贫现象。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贫困监测数据，2001年至2009年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例从61％增加到66％，民族地区八省区贫困人口比例从34％增加到40.4％，贵州、云南、甘肃贫困人口比例从29％增加到41％。返贫现象非常明显。

　　此外，还有几个原因，导致现存数据可能并没有充分反映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其一，目前中国贫困标准偏低。2008年制定的贫困标准为农村人均纯收入1156元，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个年头，中国将实行新的贫困标准，即农村人均纯收入1500元，比过去增加了25％以上。但是，不可否认，无论是旧标准还是新标准，即使通过购买力平价换算后，仍与国际上通行的贫困标准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其二，以前的贫困分析忽略了城市中存在的贫困人群。长期以来，国人对贫困的印象主要限于中西部的农村贫困。然而，城镇居民中的贫困问题也同样亟需引起关注。

　　民政部发布的《2009年度全国民政事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2345万城镇低保人口，虽然绝对数量上比十年前增加了约10倍，但是，较之现实中存在的大规模贫困群体，仍然存在数以千万计的缺口。

　　尤其是，目前中国失地农民总量已经突破5000万，未来几十年内还将会有数以亿计的失地农民从农村转向城市，由此将会在城市中产生阶层性、区域性的贫困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的“城中村”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贫困的自我强化

　　暂时或短期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往往使某一群体的发展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陷阱”之中，即使付出辛苦的努力，也无法使生活水平得到可持续的实质提升。

　　贫困往往通过一些相当简单的机制自我强化。比如，穷人难以支付教育所必需的费用，而缺乏教育就难以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从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处于贫困状态的父母，往往没有多余的资金为下一代的教育投资。贫困人口的生活交际范围，往往也是同一个生活水平的人，存在强烈的示范效应；邻居的孩子辍学打工，很可能让家境相似的孩子也选择早早离开校园。虽然贫民区的个体存在着流动，但是，聚集性的贫困削弱了贫困人群集体行动的可能。

　　大量研究表明，对于“贫困陷阱”中的人群的救济，效果并不乐观。比如，通过给贫困人群提供食宿，乃至提供临时工作，固然可以短期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在中国社会当前救济机制并不完善的现实约束下，救济难以持续。即使通过外来救助使得部分贫困人群暂时脱贫，但是，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贫困产生的原因，那些暂时脱贫的人们也会再次坠入“贫困陷阱”。

　　如何打破这一贫困怪圈？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对此做了很多深入研究。根据“科斯定理”的政治学版本，社会总是朝着效率的运作方式上转化，但是，现实社会中大量“贫困陷阱”的存在，却令这一观点失去了说服力。

　　为什么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状况会如此普遍？为什么诸多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可以持续存在？美国圣塔菲研究所（SantaFe Institute）的鲍尔斯（Samuel Bowles）结合演化博弈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对“贫困陷阱为何难以打破”作出了理论解释。他指出，当各种看似不合逻辑的制度安排变成自我加强的习俗和惯例以后，一般的外部冲击就难以打破这种均衡，特别是当处于“贫困陷阱”中的个体不能积极投身集体行动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不合理的习俗和惯例，只有在造成高度不平等的后果，并且有相当高比例的不幸人群集体行动的时候，才有可能被改变。

　　如何消减贫困

　　当今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但是，这一总量财富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

　　就中国的发展现状而言，由于政府掌握了相当庞大的社会资源，理应付出更多财力来解决贫困问题。日前，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收支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为9081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19.4％，却仍然落后财政收入增长1.9个百分点。而且，从总量上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约2.3％，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显然，这一指标仍然有大幅提升的空间。

　　同时，全社会的消减贫困活动，也应该逐步从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应该积极提倡和放开各类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社会的消减贫困活动，使贫困问题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关注焦点。

　　然而，仅凭救济并不能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因为贫困往往与权利相关。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etya Sen）在其有关贫困和饥荒的著名研究中，开宗明义指出，饥荒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不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权利的缺失，使得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很难拥有脱离贫困的机会，而贫困又使得这些人们更加难以获得本应拥有的权利。

　　中国西部农村和城市底层存在的贫困问题，虽然不乏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因素，但关键在于贫困人群相关权利的缺失。以城乡差异导致的农村贫困问题为例，主要原因就是贫困农民缺少在教育、村民选举、生产资料定价以及土地处置等方面的权利。

　　布朗大学学者钱楠筠等人的研究表明，引入基层村民选举，可以有效增加村长相对于村支书的权力，从而有效增加村级行政机构的治理能力，比如，抑制农村土地流失、抑制不当政策的实施、增加灌溉和初级教育等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等等。在“引入”基层村民选举和当地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

　　这意味着，不必过分担心初期的选举是否规范，只要引入选举，就可以使得村级层面的治理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换言之，即使只是向基层民主方向所做的极其有限的边际改进，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基层民众的生活。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研究员

　　平议

　　济贫之道在于赋权

　　有史以来，人类社会一直不乏各种济贫手段。然而，在很多时候，这类手段本质上只是某种慈善或恩惠，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底层民众的处境，反而常常加剧了他们的贫困。

　　早在1601年，英国便颁布了《济贫法》。但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这部法律为穷人提供的救济手段，其实是将他们集中“圈”起来，隔离于主流社会的视线之外。1834年颁布的《济贫法修正案》更是明确规定，穷人只有放弃自由，才有资格申请救济。济贫院也因此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

　　换言之，贫困群体一方面被当作纯粹的施舍对象，另一方面又被视为有性格缺陷、不可信赖和没有权利的人。他们的尊严和自我救助的可能性因此被剥夺殆尽，坠入难以自拔的陷阱。18世纪、19世纪是英国底层民众的“艰难时世”，狄更斯小说对此早有精彩描述。

　　1792年，潘恩（Thomas Paine）在《人权论》中率先提出，对穷人的养老补贴，不是施以恩惠，而是赋予权利。从此，济贫的方向逐渐转向赋权。这一观念在20世纪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从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消减贫困的巨大成就。

　　在当今中国，济贫，请从权利的边际改进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