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金融报
2011年出现的“用工荒”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东部沿海劳动力输入大省用工率先出现大量缺口，企业招工困难，这一态势迅速蔓延至内陆传统的劳动力输出省（市），中国由区域性“用工荒”向“全局性”用工荒转变，“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真的渐行渐远了。
一直以来，“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保持傲人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功不可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2005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7年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4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25%-30%左右。国际经验也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从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作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至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然而，“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这一客观的历史必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根据瑞银研究，中国劳动人口增速将在2015年后进入下降通道，直接的“人口红利”由此出现下降。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预示着，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劳动中国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发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
一般而言，“人口红利”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通过四种机制：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可持续。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只通过前两种机制发生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人口红利”在中国还只是停留在数量型发展阶段。真正的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实质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为此，在总体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具体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因此，“二次人口红利”再造，将会通过加速人力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社会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发展阶段由“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的转变。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