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洪：幸福需要加快推进阳光财政

　（蒋洪：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时代周报：刚刚过去的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了一大热词，不少地方领导人纷纷畅想“幸福地区”、“幸福城市”、“幸福社区”，而前不久《人民日报》又连续三天推出系列报道“春天里·幸福出发”。“幸福”似乎成了政府的施政导向，对此，你怎么看？

　　蒋洪：不论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把幸福作为目标总没错，关键在于怎样理解幸福。幸福不是说来就来的，也不是称之为“幸福城市”，人们就真能多份幸福。幸福是老百姓内心实实在在的感受。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幸福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蒋洪：从最低要求来说就是基本生活能够得到满足。吃饱穿暖就是幸福，忍饥挨饿谈不上幸福。有工作是幸福的，失业让人痛苦。有个温暖的家是幸福，孤苦伶仃让人可怜。有个蜗居也算是幸福的，总比看着房价涨得揪心强。

　　有了温饱之后，人们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有人关心，受人尊重，能说心里话，有地方评理，这些都会给人幸福感。受冷落，被歧视，有话只能憋在肚子里，走到哪里都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即使吃饱穿暖了，给人的感觉一定是不幸福的。

　　幸福需要社会的和谐。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人向隅，举桌不欢”，就是说，一桌子人中有一个人不高兴，那么大家都高兴不起来。一个社会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很快，但是应该看到，人们分享这一成果的情况有所不同。有的人腰缠万贯，财大气粗，盛气凌人，但还有不少人却要为工作愁，为买房愁，为子女上学愁、为看病难愁，为养老愁，日子过得很窝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幸福离我们还很远，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才谈得上幸福社会。

　　时代周报：显然，要实现个体和社会幸福，就需要政府扮演应有的角色。你如何看待政府在促进幸福方面的职责？

　　蒋洪：政府必须尊重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也就是说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在这个基础上，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规则，来协调人们相互之间的冲突。曾经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要促进社会的幸福就要政府去创造财富，去投资，办企业，组织生产。这样做的结果，社会财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人民不是幸福了，回过头来看看，真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知道，要使大家幸福，最需要政府做的事情是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规则。这个规则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市场竞争规则，另一个是民主政治规则。有了这些规则，大家才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向往，人们的才智才能最充分发挥，财富才能迅速增加，人与人之间才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达到社会的和谐。

　　时代周报：实现社会整体层面的幸福，一方面需要保证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又需要找到社会规则，如何能找到这个平衡点？毕竟政府有时候提供的规则可能伤及个人对自由的追求。

　　蒋洪：社会规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人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又能保护个人的自由，这需要权衡。如果这个规则是我们大家共同参与制定的，我们总可以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因为制约过度或者不足都会让我们大家感到不舒服，就会设法调整。这个过程会很长，但会不断向平衡点靠拢。

　　但是，如果社会的规则是少数人或个别人说了算的，那么就不能指望找到这个平衡点。因为制定出来的规则一定会偏向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正是通过违背大多数人的愿望、侵犯大多数人的自由来实现的。政府并不天然是个为人民着想的机构，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有权利选择和约束政府的时候，政府才有可能成为社会幸福的追求者，才会制定出好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有一个好的社会规则，就必须要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

　　时代周报：中国目前的现实是不是距离你刚才所说的理想状态还有一些距离？

　　蒋洪：是的，虽然“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长期以来的目标，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拿公共财政来说，大家需要拿多少钱出来办公共的事情，需要办哪些事情，这些事情都需要大家通过人民代表机构共同来决定。但现在的情况是，拿钱的时候没个商量，拿了多少钱，用了多少钱，大家不知道，拿钱去干什么了，也稀里糊涂的。因此必须要有个规则，否则就会对公众造成损害，感觉就不幸福了。人民要当家理财首先必须了解自己的财有多少，从哪来，用哪去，这是最基本的。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在呼吁“阳光财政”。

　　时代周报：你一直呼吁 “阳光财政”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否认为其是社会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

　　蒋洪：是其中之一。只有让大家都来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才能保证它用于符合大家利益的用途，否则就很有可能让某些群体、某些个人用大家的钱，办自己的事。我们常见的形象工程、三公消费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数字还很惊人。有的钱干脆就到了个别当权者的腰包里，成了他们个人的财产。老百姓的钱来之不易，花得不好很心疼，不会让人感觉幸福。财政透明和官员财产公示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可几年的调查发现，财政透明化的进展缓慢—从省一级财政情况来说，2008年平均得分21.71分（满分为100分），2009年稍有进步，21.87分，今年的情况还没统计，但也只有微量进步。进步很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干部财产公示到目前为止只是在个别地方的低层干部中试点。

　　时代周报：今年有没有继续提这方面的提案？

　　蒋洪：有。在预算公开方面，我在提案中要求中央政府采取行动推广财政透明的先进典型。在乡镇层面，我们有四川的白庙乡，它把自己的行政开支、公务开支一笔一笔晾在网上，被社会誉为“中国第一裸乡”。在地市层面上，做得较好的有广州市和焦作市。前者公布了114个部门的预算，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扬。后者我们去年对它进行过测评，得分约为80分，而目前全国省一级财政的平均得分仅20多分。如果各地都能像这些先进单位一样，那么我国的财政透明度状况就会有很大的改观。

　　这些先进典型说明了，第一，预算公开在技术上完全可行，那些地方能做得到，其他地方当然也做得到。第二，财政透明是合乎法律的。目前很多单位以“保密”为由不公布财政信息，说是违反法律。白庙乡、广州市、焦作市行动说明这样做完全合法。第三，预算公开了，天不会塌下来，只会改善政府和公众的关系，促进政府的廉政建设，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所以我呼吁中央政府采取行动，弘扬和推广这些地区的改革精神和先进经验。典型只有推广才真正有意义，否则就会成为一种点缀。

　　官员财产公示，是我去年在小组会上提的，我今年要写成提案。我强调干部财产公示要从高层领导干部做起。大家应该注意到，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改革，通常是从下面做起的一些点滴的局部性试验。这些一般是从科级干部做起，我的提案认为财产公开应该从高级干部做起。温总理最近在与公众交流时也谈到将干部财产公开作为制度建设的一个内容，我很赞同，但这件事宜早不宜迟。现在如果不做，以后做会更难，现在下不了决心，以后就更不用说了。

　　时代周报：你认为，要实现社会“幸福”最为关键的是什么？

　　蒋洪：最大的关键是体制，最大的难点也在这里。胡总书记说，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好的体制。要改变目前这种权力过于集中、不受制约的状态，这样才会有公平正义，才能有全社会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