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认为，调整分配关系实现均衡共享式增长，推动国富向民富转变是今年经济工作最大的看点与难点；应对高物价、高房价和高成本“三高”是对政府宏观调控的最大考验；“用工荒”拐点将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型的最大推力，政府要因势利导推动经济转型；解决公共产品短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关乎老百姓幸福感提升的最受关注的焦点。

　　“十二五”要解决五个经济失衡实现再平衡

　　搜狐财经：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是在“十一五”期间没得到好的解决，需要在“十二五”继续加强的？

　　辜胜阻：“十二五”期间，中国要着力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压力仍然很大。

　　具体来讲，一是，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失衡。2009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达到了极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为92.3%，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2.5%，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44.8%。

　　二是，高工业化率和低城镇化率的失衡。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严重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中国城镇化率为47.5%，但是在6亿城市人口中包含了2亿多农民工，有一部分是所谓“半城镇化”，所以中国实际城镇化率目前只在1/3左右。

　　三是，高价城市生活方式特别是高房价和低价工业化的失衡。城镇化可以分为有形的或物化的城镇化和无形的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后者可以称为“城式化”。农民工在两栖生存状态下，由于高额的房价、医疗费和子女教育费用等，城市生活方式或“城式化”的成本非常高，农民工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工业化表现为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价工业化。

　　四是，私人产品过剩和公共产品短缺的失衡。相对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非常突出。由于我国过去过多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资源配置失衡，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五是，高能耗和低减排的失衡。有研究表明，过去20年中，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7%-20%。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严重的“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

　　要制定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时间表，提高政策执行力

　　搜狐财经：当前我国财富分配失衡严重，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辜胜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较快，“蛋糕”逐步被做大，但“分好蛋糕”要比“做大蛋糕”更难。解决我国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问题，必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进程，积极推动国富向民富国强的转变，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均衡共享式增长。

　　具体而言：一要贯彻落实“十二五”时期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和任务，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协调发展。二要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效调节过高收入。三要政企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政府要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减少收费，为企业增加员工工资创造条件。要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和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四要加大对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五要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发挥其第三次调节作用。六要对居民消费率、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以及中产阶层比例分别设置科学、合理、量化的改革目标，制定分配制度改革的实施时间表，提高改革政策的执行力。

　　调控房价要加强供需双向调节，重在供给管理

　　搜狐财经：您之前表示，解决高房价问题，应该采取“中医”疗法，运用平衡术，那您对于最近这段时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怎么看？您是否担心“限购令”会让房价越限越高？

　　辜胜阻：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今年1月我国70个大中城市中九成房价上涨，高房价已成为我国城市居民生活“不可承受之重”。自2010年“国十一条”开始，“国四条”、“新国四条”、“国十条”、“限贷令”等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凸现了政府调控房价的决心，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长期来看，房价受房地产市场供需、土地供应、税收和信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任何调控政策取得明显成效需要增强针对性和各项政策的协调性。

　　客观来看，让房价保持合理水平，有效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要进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重在供给管理。一要积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加大住房供给。既要有多层次的保障房体系，也要有多层次的商品房体系，通过多向分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二要加强对民间游资的引导，减少投机性住房需求。要贯彻落实国务院扩大民间投资“新36条”等措施，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抑制游资冲击。三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我国地方政府收入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降低房地产成本。

　　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防止“中等收入陷阱”

　　搜狐财经：对于日益突出的用工荒问题，有人指出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您怎么看？

　　辜胜阻：“用工荒”现象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突出表现，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它表明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格局正在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或正向全面短缺转变。

　　近年来，“用工荒”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今年以来，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一是从时间上看来得更早。二是从范围上看影响地区更广。三是从工种上看涉及类别更多。

　　“用工荒”现象是对我国现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它将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权”，推动用工成本的上升，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把过去从低收入国向中等收入国的转变称为第一次转型，那么在未来的10年乃至30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第二次转型。

　　毋庸置疑，以农民工为主要代表的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第一次转型的重要因素。在推动第二次转型的道路上，“用工荒”的出现和持续发展意味着这一优势正在弱化。

　　从当前的调查统计数据来看，“用工荒”已经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显示，自2004年“民工荒”爆发后，农民工工资结束了长期的停滞状态，进入了一个快速的上升通道。迄今，农民工工资延续了6年的上涨态势，涨幅超过1倍，年均涨幅超过12.4%。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逐步消失，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维系。因此，未来“十二五”时期顺利推动中国第二次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和创新驱动。

(责任编辑：祝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