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目前我国养老产业存在着作坊式、规模小、服务差、配套弱、投入少、无标准、缺监管等问题。
“当我看到有些老同事为照顾病中的老伴而力不从心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总裁杨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说。此番话
作为一家已拥有1.6亿固定客户、中国最大寿险公司的掌门人，杨超的顾虑不无道理：当看到公司已退休的老员工、一位老保险人及其亲属被病痛折磨，却得不到良好的医疗护理，不能过“幸福的晚年生活”，不能“老得有尊严”时，他心里的触动可以想见——因为，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商业养老保险，都没能成功地将这些老人的需求全面覆盖。
不仅仅是中国人寿的员工，全中国的老人，都将面临严峻的“养老”问题。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关窗期”的日益临近，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四二一”人口结构，无形中增添了每个家庭的养老压力，家庭养老的负担越来越重。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究竟谁为中国人养老？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毫无疑问的是，社会化养老已势在必行。
在给养老产业算的“经济帐”中，杨超提到，2010年、2020年和2030年，我国老年产业规模有望从近1万亿元，提升到8万亿元和22万亿元。这比国家老龄委发布的，“2050年左右，中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将达到5万亿元”的测算更加惊人。
果如此，则老年产业的规模相当可观。
面对如此巨量的潜在市场，社会各方资金都不会无动于衷。那么，作为社会长期资金的主力军之一，保险资金准备好了吗？尤其是，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又有怎样的“图谋”？
22万亿养老消费
《21世纪》：作为国内最大保险公司的掌门人，你平时需要关注的问题应该会很多，这次为何选择了“养老产业”作为大会发言的主题呢？
杨超：春节前夕，在慰问部分离退休老干部的过程中，看到有些老同事为照顾病中的老伴而力不从心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想，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不确定的，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每个人都会慢慢变老。中国许多事情都在改变，但有一件事情难以改变：老年人占比越来越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但有一个愿望是我们共同的：希望老年人生活得越来越好。
我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搞企业就得算账，所以我也给我国的养老产业算了算账。
《21世纪》：具体谈谈你为养老产业算了哪些账？
杨超：我算的是“政治账、民生帐和经济账”。
从“政治账”看，发展养老产业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据统计，200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亿，占总人口的12.5%。预计2000-2025年，老龄人口年均增速将达3.3%，2020年老年人将约占总人口的18%，2050年占比将超过30%，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届时我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养老压力和挑战。解决养老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占社会1/3比重的人群的和谐稳定，还会影响到家庭进而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从“民生账”看，发展养老产业能扩大社会就业，而就业是民生之本。“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就业人口供给达2500万，如果按照经济增长8%的速度估算，实际能提供就业岗位1200万人，存在1300万的就业缺口。养老产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根据国外经验，初步估算，2010年、2020年和2030年，我国养老产业从业人员可能从2000万人增加到4000万人和7800万人，提高就业率约2%以上。如果按照老年人口与护理人员3：1的比例配备，仅此一项就能增加就业1000万人。因此，发展养老产业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就业水平。
《21世纪》：这是政治账和民生账，经济账又是怎样的？
杨超：从“经济账”看，发展养老产业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养老产业具有产业链长、涉及领域广、环境友好、健康可持续等特点，涉及看护护理、医疗康复、金融、旅游、文化等二十多个行业，并对上下游产业如建筑、钢材、水泥、机械等有明显的带动效应。
按照这样的假设：未来2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保持7%、内需稳步上升、未来10年内老年需求加速释放、未来10-20年老年需求稳步增长、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在这样的前提下，参照国外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模型进行测算，结果表明，2010年、2020年和2030年，我国老年产业规模有望从近1万亿提升到8万亿和22万亿，老年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可能从6%左右，提高到12%和15%左右，对GDP的拉动作用可能从3%提高到6%和8%。
《21世纪》：22万亿元的养老消费规模，这个数字比老龄委测算的5万亿元还惊人。那么，要大力发展养老产业，你认为目前市场上还缺少什么？有何建议？
杨超：目前我国养老产业发展存在着作坊式、规模小、服务差、配套弱、投入少、无标准、缺监管等问题。要推进养老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因此我建议，要引导长期性资金投资养老社区建设。
投资养老社区存在着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的特点。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在国家财政拨出部分资金的同时，引导社会资金、特别是长期性资金投资养老产业，一方面创新养老产业发展的融资手段，另一方面开辟社会长期资金的有效投资渠道。
此外，还要给予适当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根据国外经验，政府对于养老产业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是加快养老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建议实施积极稳健的养老政策，稳步提高养老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适时出台企业年金和补充养老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研究支持投资养老社区建设等养老产业的相关优惠政策，促进养老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21世纪》：有人说，一些发达国家对养老产业的监管相当严格，有些监管和检验标准仅次于对核电站的监管水平，对此你怎么看？
杨超：一定要加大对养老产业的监管力度。发达国家的确对于养老产业有严格的监管政策和较高的检验标准。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对养老市场予以规范，对于养老机构的医疗保障、医疗护理体系也没有资质认定和监管，导致市场处于一种不规范状态，老年人难以得到有效的养老服务。建议国家根据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差异，尽快研究并出台养老产业的准入标准、养老社区的建设标准、运营管理标准和动态评估机制，保障养老产业科学规范有序发展。
养老产业三大参与路径
《21世纪》：保险资金参与养老产业建设的积极性有目共睹了，那么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通过怎样的渠道才能真正分享到这22万亿元的巨大养老消费市场呢？
杨超：按照保监会规定的资金运用的相关管理规定，我们有三个渠道可以介入到养老产业，或者是进入到保障房建设领域。
一个是债权计划，就是以债权的形式提供一揽子的保险资金支持，这个方式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比较简单，就像银行提供融资一样，先把资金借给你一定年限，我们收取固定的利息。当然我们的年限可能会长一些，因为养老产业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大，周期非常长，所以需要有像保险资金这样性质的社会资金投入，所以我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会各种资金，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长期资金投入到养老产业的发展建设中来。
《21世纪》：除了债权计划，还有哪些渠道可以采用？
杨超：还有就是通过股权计划，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养老社区的建立肯定要有专门的投资公司、养生事业管理中心等等，这些机构都有股权结构，而能够发展养老产业的地区土地资源应该是稀缺的，因此，这个股权保值增值的潜在机会很多。但是，目前股权投资的政策细节还在探讨之中。当然，我也希望监管部门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允许我们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来支持养老社区、养老产业的建设。
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基金的方式。保险不直接投入养老产业项目中，而是通过投资母基金或者专门设立的基金，基金再通过一揽子的打包计划和市场化的运作（实现收益）。这是间接的方法，但也是保险资金的市场化运作的方式，通过专业机构来推进养老产业的发展，实现投资保值增值。
《21世纪》：对于保险资金来说，这三个渠道哪个更适合？怎样评估各自的优劣？
杨超：最简单的、基本能够确保安全的、操作起来简便的就是债权计划。例如设立一个8年或10年期的债权计划，专门用于保障房建设或是养老产业建设，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回报率，再加上合格机构进行担保，基本上就可以进行了，操作简便，风险可控，运作最快，但收益是固定的。
股权投资的收益波动比较大，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公司内部，都对于股权投资的管控比较严格，对项目的要求也比较高。公司内部会对股权投资的方案设计、投资比例、股权的价格评估、项目的增值，包括未来的管理运作等都会高度关注，因为这里面有风险。
《21世纪》：你给养老产业算过账了，那么给中国人寿投身养老产业算过账吗？养老产业的盈利模式应该怎样？
杨超：作为投资人我们要探讨一个比较可行、可操作的盈利模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养老社区主业上都是比较难有很高的利润的，还是要增加附加值。例如在养老社区附近开发一些别墅区或者其他居住项目，有条件的老人的子女可以周末来这里居住，一方面探望老人，一方面可以休闲度假。
但是作为保险资金来讲，我们还要考虑消费者的利益，所以我强调了我们首先要为我们的现存客户进行服务，在他年轻的时候，通过买企业年金和养老保险以及附加的补充养老保险，等到他退休以后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因为他已经在退休前已经储备了退休后要用的钱，已经用于养老的消费。
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参照国外的先进经验，就是把老人的资产，例如房屋，用房产向银行或者保险公司进行抵押，来满足之后的养老消费。这个在国外比较流行，我们也要慢慢地推行。
保障房“阳光化”
《21世纪》：刚好你提到了保障房，这在你的提案中也有提及，应该也是保险资金非常看好的投资领域，但有机构测算称，保障房的投资回报率只有3%，有些已经投入到经济适用房的企业甚至大叫“亏损”。据了解，不少银行对此仍持观望态度，对此你怎么评估？
杨超：保障房还没有进入到实质性的操作阶段，还不能具体说收益率是百分之几。但我们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来看，所谓保障性住房，就是指公租房、廉租房、限价房等等，这些领域的准入标准、退出机制等等，他们（香港和新加坡）在各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
但目前我国是首先要解决“有房住”，然后才能解决产权等问题。所以中央政府出台了未来五年要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的计划，这个数字是巨大的。可以算一下，一家三口算一户的话，3600万套住房就解决一亿人口的住房问题，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这是个非常大的民生工程，作为保险企业我非常支持这个政策的出台。
但3600万套保障房的计划，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即便政府出了其中的10%，剩下的90%也要几万亿。这笔钱从哪来？所以，我建议政府部门应该鼓励、引导和支持社会资金的投入。那么，社会资金进入就需要有科学的、有可行性的、保证一定回报的盈利模式。当然我们保险资金最关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资金安全，其次才是盈利水平。
《21世纪》：既然盈利模式上不清晰，你为何会看好保障性住房建设呢？
杨超：一方面这是一个巨大的惠民工程；二是因为保障性住房收的租金不能太高，政府在支持这项工程上，一定会在土地资源给予支持；另外在管理机构、配套设施上，在政府的监控下一定是比较安全的，作为保险资金来讲，风险是可控的。而随着不断的探索和运行，保障性住房的盈利模式一定会更加清晰。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首先保障性住房的支持政策要出台，制定标准，如准入、退出、管理、监督一系列的办法和标准。而且要力求统一，不要各行其是。既然是阳光工程，就让保障房的相关制度在阳光下运行。
《21世纪》：是不是养老产业和保障性住房建设能否盈利，都必须仰仗是否能够获得廉价的土地？
杨超：保障房建设也好，养老产业建设也好，都涉及到敏感的土地问题，我们建议各级政府，出台有关方案支持养老产业，支持一方面体现在土地的供给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土地的价格上。因为我们也要有一定的建设标准来确保这个行业的服务质量。当然我们也在借鉴国外的经验，去年我们派了两个国外的考察组去欧美国家调研和实地考察，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养老产业要想实现持续发展，单纯依靠政府出让土地的方式是不行的，还是要通过商业化的方式获得土地，对此，你怎么看？
杨超：保障房的商业化运作是很难的，但养老产业相对可行。因为保障房本身就有限价的要求，比如公租房的收费标准要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那么土地出让的价格就不能过高，否则肯定是没办法经营的，商业机构还是要考虑资金投资的收益。
但养老产业针对的是有一定支付能力的群体，消费层次很多，而社区有相关的配套，所以推行起来也会比保障房快。
《21世纪》：中国人寿在参与养老产业上有哪些进展？
杨超：我们在几个地方做调研，比如此前我们提到的河北廊坊、海南琼海，最近我们又在浙江杭州湾做调研，我们也接到了一些省份的邀请，例如福建、云南、湖南等地方，我们都会根据当地的需求，根据我们的客户群的分布等进行综合分析和考虑。
《21世纪》：无论是保障房还是养老产业，对于保险公司来说都是全新的投资领域，我们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队伍，对组织机构上中国人寿是如何安排的？
杨超：为应对新的挑战和市场变化，我们已经成立了中国人寿投资控股公司，在控股公司的架构下新设立了三个另类投资平台，一个投资不动产，一个投资股权，第三个就是投资养老产业。而今后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将负责权益类投资和固定收益类投资等一些日常性的投资业务，两家机构合理分工，这也是符合监管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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