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证券时报》
曾几何时，人们被过剩劳动力安置搞得焦头烂额。如今，2004年发端于东南沿海的“用工荒”正以急速向全国各地扩展。3月8日，人保部部长尹蔚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用工荒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同时今年城镇大概需安置劳动力为2400万，其中青年学生加起来近1400万，
中国有8亿左右的劳动力总量，因此不能仅凭人保部提供的3000万待就业人群就断言中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殊不知，如此庞大的就业基数，区区3000万待就业人群权可作为充分就业下摩擦性、结构性失业的正常状态，而非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之理据。而且当前风卷全国的用工荒强有力地反证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说难以成立。
纵观工业革命后世界各国就业情况，出现真正用工荒等问题的时期主要集中于美洲大陆。15-16世纪新航路的开发和新大陆的发现，导致美国出现劳动力不足问题，且美国的用工荒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至少18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还未能有效改善劳动力紧张问题，典型的例证就是当时南方奴隶主曾开高工资网罗获得人身自由的黑奴，但在自由与经济激励面前，美国黑人选择了自由而拒绝了高工资的诱惑。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也造成战后较长时间的用工荒。
显然，当前中国既无战争所带来的非正常人口伤亡，也无1960年代大饥荒期间那样的人口折损，中国未出现典型的人口断层现象。因此，借助刘易斯拐点来解析当前中国用工荒现象，并不足取。
其实，不论是当前用工荒问题，还是30年来劳动力供过于求，在理论上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即经济增长源自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这是至今经济学家依旧争议但却越来越明朗化的经济增长秘密问题命题。自索洛修正了其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剩余来引发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秘密之新思考后，当前经济学界不论何种派系，都认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因此，若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原来所谓的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和当前用工荒都是只不过是劳资利益博弈的问题。
具体而言，若制度环境更有助于提高资方在博弈中的地位，那么资方可以获取TFP增长所带来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经济增长收益，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边际工资，使劳动力市场的边际工资偏离实际均衡值。改革开放30年来，资方利用其在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有利地位和市场获取信息之优势，稳固地保持了劳动力价格长期偏离实际均衡值，直到近年来随着知识结构、个人诉求等优于前辈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流，劳动力价格长期偏离均衡值的问题才得以缓解和改善。
同样，若制度环境有利于劳动力在博弈中的地位，那么工人就可获取TFP增长所带来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经济增长收益，甚至可以使资方投资收益偏离实际均衡值。当前欧盟和美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如美国三大汽车生产商就一度受制于庞大的工会压力而陷入困境，导致除福特之外的两家汽车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同样，欧盟法律赋予工会较大的权利，严格要求企业不能随便解雇雇员，导致欧盟的企业长期以来面临较重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希腊等“欧猪五国”的债务危机、日益扭曲的经济产业格局以及私人部门活力的长期低迷，都客观上佐证了强化工会权力的制度安排给整个经济带来的系统性损益。
毋庸讳言，正是中国长期以来在分配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等经济制度层面偏向于资方，导致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内需承载力有限等问题。劳动力在当前制度框架下处于不利局面、导致缺乏一个激励人力资本创新的机制，使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难以走出低端制造之宿命。同时，当前外需不确定，国内经济过度依赖资本密集型投资如高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经济增长越高，经济增长转换为居民福利的通道愈逼仄。同样，当前经济内外失衡，导致了巴萨效应在中国的变异，即在人民币汇率长期偏离均衡值下，由于经济增长主要的收益方聚集于企业和政府，该效应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为主而非通胀为主，直到近年来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过大，抬高了参与方的风险溢价偏好，巴萨效应才逐渐在通胀领域获得体现。
由此可见，除非一国劳动力市场出现显着的非正常折损，否则一个经济系统能容纳多少劳动力和人口，是一个无需争辩的自然状态，不存在各个行业劳动力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等问题。
为何改革开放初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我们认为，一则源自长期以来农业处于哺育工业的不利的政策与制度格局，使农业劳动力回报低下，存在转移动机；一则工业承接了国际技术外溢，迅速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在当时加工制造业等贸易部门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比务农更大收益下，大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然而这种过度的转移使农村自1990年代末期就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匮乏，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主要为老人幼童等问题。这充分显示1990年代学界倡导的廉价劳动力实际上是贸易部门对农业资源的抽离。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廉价劳动力潮涌并非市场状态下的劳动力过剩，而是政策性、制度性所带来的劳动力非市场化造成的结果。同样，当前用工荒，本质上是劳动力市场对长期以来劳动力价格偏离均衡值的自发修正，即劳动力通过用脚投票来表达其利益诉求。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知识结构提高、识别能力增强背景下，对劳动力市场价格进行重新博弈的可喜且理性过程。至于当前失业集中于大学生，农民工反而稀缺，显然与近年来大学扩招造成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工种结构的扭曲有关。因此，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反映出的问题不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而是中国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所面临的转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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