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到“创新力红利”

　　每一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都是全国“两会”的一个重头戏。在这里，中国总理不仅与国民对话，也与世界对话。每一次的对话，都会留下许多令人记忆深刻的话语与思想。从朱镕基总理到温家宝总理的历次记者会，莫不如是。

　　昨日上午举行的2011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一一回答了记者提问，内容涉及就业、通货膨胀、人口教育、房价调控、金融危机，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等等。通过这些对话，人们大体可以看出中国正面临着的主要难题。

　　这场记者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对话无疑很多。诸如“信心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像战士一样“忧国不谋身，恪尽职守”这类充满个性的话语，也为记者会添加了几分色彩。尤其是温总理对于创新、民主与改革的强调，更发人深思。

　　在谈到创新问题时，温总理说，“我以为有两个数字比GDP更为重要，一是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是研发经费占生产的比重。这两条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力量，这才是最有力、最持久、最可靠的发展因素。”而在谈到民主与改革时，总理指出，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

　　无疑，温总理围绕创新、民主及改革等问题的发言有相当的启发意义，这是因为相关问题的求解情况如何，直接关乎未来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程度。创新力的加强，将成为经济发展最直接的推动力之一，而民主水平的提升及整体改革的深化，必将转化为强大的制度能量，进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种动力。

　　如果说，过去30多年里，在推动中国发展方面，“人口红利”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那么，未来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更多依靠“创新力红利”和民主的制度红利。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作为一个区间段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在慢慢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成为过去。尽管人口红利一段时间内还可以继续挖掘，但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多从“创新力红利”和“民主红利”中寻求新的收获。

　　不同于人口红利，“创新力红利”不会天赐。很多人常常艳羡美国是个很有创新力的国家，这个国家即便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也很快就会重现一种蓬勃的活力。相比而言，中国经济领域的创新力相对不足。同样，“民主红利”也不会天赐，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制度的发育过程，还需要国人的共同努力。

　　创新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针对创新、创造能力的增强，温总理从一个角度给出了答案，即提升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以及研发经费占生产的比重。这是非常重要的角度。人们也知道，提升创新能力没有钱肯定不行，但也不是光投入钱就行，在强调教育制度变革及重视研发之外，还需要高扬企业家精神。创新力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很明显，尽管创新的意义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但当今的问题在于，对于创新的实践远远赶不上认识的程度。能够有效激发创新行为的企业家精神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稀缺之物，至少是发扬不足。充分培育企业家精神，推动整个社会对于创新的更为重视，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能否实现“熊彼特式增长”。

　　“民主红利”的获取，自然同样需要后天的追求。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就政治文明进步的角度而言，一个更为民主的社会的建成，需要制度的继续变革与演进——这也是中央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高度重要性的原因所在。中国未来的改革，不是小修小补，而必须推动整体改革。当然，除了制度的进步以外，还需民众具备必要的民主修养——否则，仅有空洞的制度框架，则整个民主社会的大厦很可能会摇摇晃晃。

　　比较“人口红利”与“创新力红利”、“民主红利”等，前者属于数量型，更多具有天赐意味，后者则属于质量型，必须依靠不断追求才可获得。这些红利的意义已无须多言，关键是如何将之创造出来。在这个创造过程中，政府责无旁贷，每个个体民众也同样肩负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