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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红利渐消退 全要素生产率待提高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年03月04日04:20

  “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下五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下调到7%,比上五年的目标下降了0.5个百分点。

  经济增速的下调,除了国家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降低经济增速,提高发展质量的目的外,也与“十二五”末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将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有关。

  针对人口红利将出现转折,中国如何应对潜在经济增速可能开始下降的现实,以及如何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在空间,本报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蔡昉长期对人口红利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在近年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刘易斯拐点将出现的重要观点。

  挖掘人口红利的空间

  《21世纪》:中国劳动力人口达到最高峰后开始下降,这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蔡昉:2015年中国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会逐步结束,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意味着过去的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高储蓄率、人口抚养负担低的情况将改变。因为过去30年经济增长近10%,与充分挖掘了人口红利有关。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特征更加突出。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重是6.8%,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但是2010年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8.3%,超过世界平均水平7.5%。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不可逆的,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使得未来5年中国面临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情况,这意味着中国在较低的发展水平步入老龄化的阶段。

  根据现在简单的推算,2022年人均GDP大概能达到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就不那么严重了。因此,要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就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使得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1世纪》:对于转变发展方式您有何具体建议?

  蔡昉:这包括如何从过去更多地依靠出口转向依赖内需,从过去靠单纯的资源、能源、要素的投入,转向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依赖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从过去较多地依赖于第二产业向转向更多依赖于第三产业。

  同时,实施产业结构升级,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和资源禀赋相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也不要过于剧烈,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所以现在最好的延续方式就是拉动内需,一边升级产业结构,一边挖掘人口红利的空间。同时东部竞争力丧失的产业,可以向中西部逐步转移,因为我们国家比较大,在一个地区出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其他地区可能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低廉,同时要将农民工转成市民,在解决其社会保障问题后,可以解决其后顾之忧,拉动其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同时农民工进城后,提高城市化率,在促进城市建设时,可以产生巨大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劳动力短缺未必拉高物价

  《21世纪》:目前物价越来越高,农民工工资和最低工资越来越高,是不是与人口红利逐步结束,劳动力短缺有关?

  蔡昉:劳动力短缺的确推动工资上涨,但未必拉高物价。劳动生产率上升是支撑着工资上涨的。由于长期以来工资上涨速度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即使目前工资上涨快一些,也不会导致产品不足引起的通货膨胀。

  那就意味着,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无论农业也好,还是其他行业也好,物价就不会有因为短缺引起的上升问题。

  现实生活中,工资上升较快可以持续,这个工资上升既与劳动生产率上升有关,也与劳动力短缺相关。长期看,工资在上涨,一定会相应增加消费需求,这个需求增加在很多情况是消费的商品组合变化。例如,过去窝头咸菜是一种组合,现在牛奶面包的组合则是一种新组合。在这个消费组合变化过程中,价格相应就涨上去了。因此,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适度的物价上涨。

  “十二五”时期以及未来,要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工资涨幅的同步,有赖于形成劳动力市场制度。这种劳动力市场制度包括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贯彻实施劳动法,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和严格的执行等等。

  事实上在比较高的发展阶段上,工资通常都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加劳动力市场共同决定的,我们要主动去建立这个劳动力市场制度。

  目前中国劳动力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为城乡收入差距还没有彻底消除。二元经济也不可能很快消失,一些农民工愿意转移到城市,但没有完全融入城市,主要原因是目前城乡之间还存在相当多的制度障碍。比如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的制度障碍,这些制度障碍存在一定会制造出劳动力供和需之间的摩擦,那必然会产生民工荒或者返乡潮交替出现。

  “十二五”时期,宏观经济要更加关注就业,尤其是保障农民工就业。因为城镇居民在失业后,有失业保险覆盖,但是农民工是无法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1世纪》:中国“十二五”的经济速度确定为7%,比“十一五”要低0.5个百分点,这是否意味着人口红利慢慢结束,使得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如何应对这个下降呢?

  蔡昉:不能这样理解,“十二五”增长率定为7%,只是表明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际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速,是高于规划确定的目标的。

  “十二五”期间,由于劳动力人口总数最高峰是在2015年,即人口红利结束是在“十二五”末,所以潜在增长率 “十二五”期间会下降。到“十三五”,人口红利消失则对经济有负的影响。

  但不管如何,“十二五”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因为过去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极高的投资,即大量的投资提高资本密集度,但现在这个也很难支撑,因为未来5年靠投资来提升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同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有发达国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是全都靠投资来加快生产,而是依赖生产率的提高,这使得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与未富先老关系密切。在过去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两类国家获益最多,一类是穷国,因为他们能够生产出最便宜的产品,在全球化中实现自己的优势;还有一类是富裕的国家,因为他们在科技前沿上创新,实现管理优势,可以生产出最前沿的推动技术进步的产品。处在中间的国家,他们的比较优势不明显,劳动力比不过穷国,科技比不过富国。

  所以处于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中间国家,在全球化中获益较少。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未富先老的国家,“先老”意味着是劳动力便宜的优势消失,“未富”意味着你还没有达到前沿的阶段,这时你就在一个比较优势不显著的阶段。

  《21世纪》:这个陷阱跨越的关键是什么?

  蔡昉: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跨越不了。我们看到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就跨越了。但是此后日本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缓慢,经研究认为,并不是因为人口红利结束导致的,也不是泡沫经济引起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有效提高。

  比如日本在1990-1995年结束人口红利后,本应该迅速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但是因为政府扶持企业,以致该淘汰的企业没有被淘汰,该被消亡的产业没有被消亡。这使得低效率的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最后整个日本的经济竞争力下降。

  所以,政府要去选择比较有动态优势的企业扶持,不能以影响就业和地方GDP为借口,而对经济发展施加过多干涉,这样做不能提高生产力。

  《21世纪》: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提高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吗?

  蔡昉:全要素生产率在统计上是一个残差,是经济增长不能为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和人的素质提高等。

  如果新增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职业技能比较好,就业比较稳定,有好的培训,这些非熟练工人逐渐成为技术型工人,积累经验,产品效率就能得到提高,所以是一个全面的要求。

  现在很多大学生就业困难,但是实际上过了几年后,都可以显著提高收入。目前就业困难,最主要是反映就业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农民工就业,还是大学生就业,我们把这部分人相应保障做好了,就业总量就不是问题,再做好培训,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就业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相对匹配,就可以使得经济保持较高的速度,发展质量也更好,这主要是因为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加大科研力度,使得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提高,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一方面。

(责任编辑:王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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