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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O中国CEO张欣:信仰了 幸福了

作者:财富堂
2011年03月18日10:32

  在北京长安街的黄金地段,12幢风格前卫的高楼,构成了一座被称为“京城最时尚的生活橱窗”的建筑体。这就是一直被赞扬和质疑包围着的建外SOHO。

  就在一个多月前,演员宋丹丹多次通过微博——这一被中国精英和大众广泛接受的信息分享平台,批评建外SOHO毁了北京城

的景色。这位有着强大号召力的电视明星甚至带着恳求的语气揶揄道:“我每次路过那儿,都有一种要犯更年期的感觉。求求您了,别再盖了,爱爱北京吧!”

  宋丹丹的矛头直指建外SOHO和更多“SOHO”的主人: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博客)和CEO张欣。曾几何时,这对明星夫妻一度成为中国建筑时尚和高尚生活趣味的引领者。在好友查建英的文字里,他们还被称作“中国最有名的‘土鳖-海龟’组合”。

  面对这一可能是近年来最严重的舆论危机,身为商人的潘石屹以一种示弱的姿态轻松回避;而他的太太则针尖对麦芒,在自己的微博中贴出了另一幢“SOHO”——“望京SOHO”的效果图,请130多万粉丝点评。

  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张欣对此似乎毫不在乎,她在建筑以及建筑对于城市气质的改变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

  她最近在接受《DOMUS》杂志采访时就颇为自豪地说,“我们开始SOHO现代城的项目时,北京几乎是清一色的灰……现在来北京,你会发现处处是色彩,却没什么好稀奇的了。这种现象不再是一种突破。但在那个时候,这对于城市是一次有意思的尝试,也可以说这样的尝试鼓励了更多的人敢于作出不同的思考。”

  在身边朋友看来,张欣是一个活在真空里的人,或者说得苛刻一些,她生活在一个自己为自己编织的、有些理想主义的舞台上。

  如今,这位曾喜欢把发丝染成淡褐色、热衷于谈论“城市灵魂”的女士,已经远离了楼盘、财富和销售数字;她现在的兴趣,是慈善、孩子和微博。

  她的一些朋友将这些变化归结为信仰的力量——张欣6年前皈依了源自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巴哈伊教;还有的朋友认为这是她在经历了物质的富足之后,其内在的理想主义的回归。但不管怎样,现在的张欣是幸福的,满足的。

  1

  与其说张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倒不如说她很真实,很自我。

  在SOHO中国位于“朝外SOHO”极具现代主义风格的办公室里,整个空间以白色为基调,落地窗从天花板直伸到地面,光线将房间照得通亮。宽敞的走廊一侧,摆满了供来访者休憩的咖啡色沙发和白色的桌子,穿着时髦的职员和年轻的外国人不时穿行其间;而在另一侧的落地窗前,有几张即将亮相的新项目设计图,以及几只摇头摆脑的小猪雕塑。

  整个空间宁静,舒适,洋溢着强烈的现代感;而在窗外的朝外大街上,却是一片车水马龙,穿梭来往的行人步履匆匆。

  张欣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今天,她所展现出来的国际化的一面,与她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

  她的出身并非豪门望族,虽然祖上在缅甸定居经商多年。上世纪50年代初的反华热潮,迫使她的父母回到中国,他们在北京结婚,成了外文局的两名翻译,之后在1965年生下了女儿。后来,他们因为文化大革命所显露的两种不同信仰而分居。张欣说,她母亲曾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做“缅语和汉语的双向翻译”,父母最终离婚后,她跟着母亲去了一所位于河南的干校。转了七八次学后才读完小学。

  在查建英所写的《龟的故事》一文中,描述了张欣小时候的艰辛生活——

  “她的母亲,一位脾气急躁、工作勤奋的妇女,只要觉得带着女儿不方便,就把张欣寄放在某个亲戚或朋友家,换了很多不同家。张欣说,她小学就转过七八次学。甚至1972年她们母女回到北京后,生活仍然艰难。她回忆那时的日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睡在办公桌上。每天晚上,我们把字典铺在桌上,就躺在字典上面。’”

  后来,她自己也回忆说,“那时候尽管在城市,但是生活很穷,每个月分得一些米、面和油,另外每年可获分发一斤鸡蛋和一些水果。但那时没有冰箱,水果不易保存,我们见地面较凉,于是就把水果分开放在地上,每天翻一翻。”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怀有崇高的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是富足的。

  1980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开国门,14岁的张欣,于是跟着母亲到了香港,那时候她们蜗居在一间极小的房子里,身无分文。母女俩开始在纺织厂流水线上打工。

  张欣在香港的生活是再简单不过了,白天在位于新蒲岗的工厂打工,晚上念夜校学英文。她后来在采访中坦言,到了香港,一下子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中掉下来,变为一天到晚盘算着做了多少件货赚了多少钱的流水线女工。“但我不觉得苦,人要能屈能伸。大到能看全世界,小到能看清每个点,我这个人的伸缩能力很强。”

  当然,在香港打工经历,也让她见识了社会下层及新移民挣扎求存的状况,培养了她的生存能力。她说,“很普通的人我也能看到他特别的地方,很国际的人也能看到他普通的地方。所以,后来选择与潘石屹结婚,很多人也问为什么,但我就是看到他的特别之处。”

  她和潘石屹的婚姻还是后话。当时,这个在电子厂担任仓库文员的小姑娘,正在暗恋着夜校里的数学老师。如果不是一个儿时伙伴的偶然到访,张欣的生命轨迹可能就会长期定格在了香港。

  这位儿时伙伴会说英语,上过大学,他告诉张欣:“你在这里的生活太糟糕了,你应该去美国。”

  深受震撼的张欣去了英国。当时,她在剑桥的一家秘书学校读了几年英文后,获得一份奖学金并进入了苏塞克斯大学。这所大学云集了众多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张欣的左派教授们大都参加过1960年代的运动,他们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对共产主义怀着一腔浪漫的阐释。张欣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完成了她的经济学本科学业。

  她说,“欧洲的教育很重视启发,一开始我不习惯。上课时老师总是不断提问题,问了后我回去改了答案,回来后他又问更多,过程中不断启发我的思想。”

  1991年,张欣从苏塞克斯毕业,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剑桥是一所充满了浪漫人文主义思想的学府。张欣亲眼目睹教授们如何在没有写论文的压力下,安静地探求人类未来的发展。

  她在剑桥遇到了一批后来对中国改革进程产生影响的中国学生,就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时,她却愿意保留对共产主义的情结,并如饥似渴地吸收欧洲浪漫主义的养分。

  硕士学业还没结束,张欣就被巴林银行相中,原本是去巴林香港分公司工作,没想到她所在的部门被高盛收购,她阴差阳错地成为高盛一名年轻的分析员。

  离开高盛后,她加盟旅行者集团,成为一名年薪将近20万美元的投资银行家。1994年5月,她在剑桥的同学张维迎建议她去中国考察一个名叫“万通”的公司。在回国的飞机上,她翻阅万通的资料时,为这家公司“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口号所展现出的奋进精神而感染——在华尔街,她每天和言语粗鲁、嫌贫爱富和不择手段的竞争打交道。而在中国,她发现了一群和她一样有理想的人!她很急切地想要跟这些人见面,当然,她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丈夫就在这些人之中。

  2

  那时候,潘石屹早已从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的岗位上离开,跟冯仑和一帮朋友在海南炒房地产。

  1994年的春天,刚刚在海南淘得第一桶金的冯伦、潘石屹们回到京城,准备大干一场。因为之前潘石屹已在海南得到确切的数据:海南人均住宅面积已到50平米,而北京不足7平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海南的泡快破了,北京的地产快火了!”

  当时,万通正进军银行、证券、保险、通信、服装等多个行业,而用于投资的资金都是以将近20%的年利率短期拆借来的,如果没有60%以上的毛利,投资肯定是亏的;在这种饮鸩止渴式的投资冲动下,公司已经不堪重负。潘石屹看出了其中的风险,他希望不要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扩张性投资,而是就在北京做房地产,身为北京万通总经理的他和冯仑发生了战略上的矛盾,而后者,觉得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理性调教。

  于是,张欣被请到了北京。然后,土鳖老潘和海归小张就认识了。几个月之后,两人居然结婚了。

  “我们两个人的结合,是最不可想象的。”张欣后来虽然这么说,但她的确从潘石屹身上看到了一种特别之处。

  老潘眼光独到,拥有灵敏的商业嗅觉,骨子里还有一种农民的狡猾。张欣说,她和潘石屹刚认识4天,他就向她求婚。“他对机会非常敏感。”她笑着总结。

  他们一开始就是生活伴侣和商业伙伴的关系。“土鳖”潘石屹对吸引国外投资有一些模糊的想法,而张欣想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位置。她觉得万通的一切,甚至包括其处在崩溃边缘的商业模式,都很可爱。在她的最初印象中,即使万通那帮人在长江的游船上开董事会,都让她找到了一种久违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她发觉,这里的一切,跟尔虞我诈的华尔街的感觉太不一样了。

  很快,在香港拥有“面对维多利亚海湾的大房子”的张欣,住进了潘石屹在北京的恩济花园。不过,他们这种“公主和青蛙的爱情故事”才刚刚开始。

  俩人很快就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爆发了冲突。在《龟的故事》一文中,查建英如此描述:“蜜月旅行期间,他们在去澳洲大堡礁的路上,就发生了激烈争吵。潘石屹对老婆的新马克思主义想法非常生气,因为她对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太无知、太冷漠了!而从张欣的角度,对潘石屹如此缺乏理想主义也感到震惊。张欣说,1996年和1997年是她生命中最艰难的两年:她和她的丈夫每天吵架。”

  具体到管理文化上,她希望公司能够定期举行员工会议,用民主来管理和解决问题,但潘石屹却认为,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才是管理一个公司的方法。“一个国家需要民主,但一个公司却需要专制,要不然就得乱了套。”

  经过一段家庭和文化上的磨合之后,张欣从高盛辞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潘石屹的事业——更严格地说,是她和他的事业。

  1995年,潘石屹用之前在万通赚到的钱,与张欣共同创立“红石”(3年后改名为SOHO中国)。受日本房地产业发展的启示,他们看到了SOHO式住宅的巨大市场空间,专门满足日益膨胀的中国中产阶级的需要。

  潘石屹瞅准了地处快速发展的朝阳区主干道上的一个地块,打算建造一个集公寓和写字楼为一体的大型房地产项目。当时,张欣对到手倒卖的赚钱模式不屑一顾,她决意要走国际路线,而且要施展她的优势吸引大的外国投资者,建造宏大的建筑。然而,就在她努力了2年而即将成功引入外资的时候,却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而告吹。潘石屹大发雷霆,说如果引入国内的小资金,项目说不定早建起来了。这场争吵引发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张欣飞去了英国疗伤,而潘石屹则赌气去了日本。

  张欣最终打破了僵局。俩人在电话里进行了长时间沟通,她主动提出自己下岗生孩子,公司的一切都交给潘石屹打理。

  当然,对“有头脑有想法”的张欣来说,完全撒手不管也不现实。在SOHO现代城开工之前,她负责建筑设计、项目管理和国外关系上的决定。1996年,她遇到了一位提出为建筑上色主张的建筑师,双方很快展开了合作。

  两年之后SOHO现代城落成。那是一批风格简约、时尚的公寓,里面是白墙和原色木地板;在用色上,每一座楼的外立面摒弃传统的灰色,代之以活泼的色调:红、黄、绿、紫。这种清新现代的风格,与竞争对手昏暗、空荡荡的毛坯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香港的《南华早报》采访张欣时,送给她一个美称:“为北京带来色彩的人”。

  这样的尝试让张欣感到惊喜,也让潘石屹尝到了甜头。凭心而论,重商的潘石屹其实看不起艺术,对时尚更是一窍不通,但张欣的艺术趣味跟他的商业包装需求却是不谋而合的。

  后来,张欣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总结说:“公司要是按我华尔街的那一套走的话,SOH0中国今天很可能早已经倒闭了。”按她的想法,一定是偏重于资本运作和金融操作,先把战略投资者引进来,上市,而后是国外的基金,等等。而潘石屹常说,张欣的很多关于企业发展路径和重大商业决定的思路最终是“伟大梦想,一脚踏空”,所以才形成了两人目前在公司内部的业务分工格局。

  张欣负责房地产产品的制作以及与产品制作有关的社会形象,而潘石屹则负责除此之外的重要的商业决定,各有侧重,分工协作。

  正是有了两人的默契配合,才有了红石公司的从无到有,有了SOHO现代城的空前成功,有了更多SOHO的市场佳绩。

  3

  生活中的张欣并不是个非常物质化的人,尽管她的身价已近百亿。除了在伦敦和纽约各购置了一套住房之外,她和潘石屹(博客)并没有更奢侈的消费——他们不买游艇,不买豪车,对物质享受并不热衷。

  在他们位于建外SOHO一个公寓顶层的家里,内部装饰非常简约。6米层高的起居室异常宽敞,房内的布置就像样板间一样素面朝天,唯一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宽大的落地窗和四周白墙上美轮美奂的艺术品。

  她在一篇写给一家日本杂志的文章中说,“我的家就在建外SOHO的顶层,从那里眺望小区内,心情就像做梦一样。因为就在前些时候还有工人工作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星巴克,年轻人在那里喝着咖啡。”

  她在“长城下的公社”还有一套公寓,从那里望出去,几座山峰之外,是残存的长城遗迹。

  这里所说的“公社”,是SOHO中国的另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实践,直接触发了张欣对建筑艺术的感觉。

  那是在1997年。SOHO现代城动工后,她和潘石屹想在郊区为自己建一个家。他们邀请建筑师张永和帮他们设计这间乡下别墅,别墅落成后,一度让张欣非常震撼:高高的钢柱,石墙,大窗户——又大又深,却洒满阳光。夫妻俩把这座房子叫做“山语间”。

  “山语间”的修建过程,把张欣带进了建筑学的圈子。2000年,潘石屹买下了一块长城附近的地,张欣突发奇想,“我们能不能做一百个山语间?”

  她和张永和的合作让她开始考虑,自己也可以做建筑。她回忆起在香港、欧洲和美国见过的所有建筑:“纽约的SOHO为什么让你感兴趣?因为在它周围博物馆、PRADA店、饺子馆、热狗摊都聚集在一起,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

  张欣坦言自己原本对建筑一窍不通,如今对视觉的展现和建筑的了解,是因为投入了150%努力,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她说,“一旦决定要做好一件事,我一定要做得很好。刚做发展商时,无论看书、看杂志、旅行或公干,也在看有关建筑的东西,要做到别人一讲,我就知道他说什么。”

  她说自己有很强的学习欲望:“一旦投入,就一定想办法在很短时间内,什么也学到。”

  在初期阶段,她对“好的建筑”的定义是:舒适、不浪费。第二阶段,她开始意识到人的生活与空间密切相关,给什么样的空间就创造了什么样的可能性,“这时候我们开始考虑SOHO的Small Office、Home Office这一部分”。

  第三阶段,张欣开始向往更“精神层次”的东西,按她的说法,“超越马桶把手”。这个改变最早从张永和为她设计“山语间”时就已经开始了。4年后,她决定将自己受到的启示落实到实践,尝试建筑的丰富可能性。

  潘石屹夫妇向12位亚洲青年建筑师发出邀请函,请他们参与设计一个长城脚下的建筑师走廊。

  这就是著名的“长城脚下的公社”。该项目占地8平方公里,由12位亚洲青年建筑师设计建造的42栋风格前卫的别墅和一栋俱乐部组成。

  “长城脚下的公社”成为张欣的得意之作。一份名叫《Departure》的旅游刊物对它做了如下描述:“门口守着一个身着黑色制服、戴着红五星的门卫,这个形象让你愣一下:他的外表会让你想起‘文革’时候的红卫兵,然后你发现,即使他是红卫兵,那也是Armani式的——长城脚下的公社绝不属于劳动人民,而是代表着中国的有钱阶层终于开始用风格代替媚俗。”

  张欣自己的解读是:“长城脚下的公社”的魔力,不是来自中国长城,也不是来自现代建筑,而是两者的结合。“别墅的设计,使得从公社中的任何一座别墅,都可以从各种角度眺望长城。长城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到周末,我都会与儿子和丈夫一起去郊外攀登长城。”

  这个项目为张欣赢得了至今都令其备感荣耀的奖项。

  2002年5月,因为“长城下的公社”项目,张欣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被授予“个人建筑艺术推动奖”。对她来说,这个奖项意味着她在建筑行业里有了发言权。

  这之后,张欣的主人意识愈加强烈。对于每个项目,都是先有一个感觉,感觉应该做什么样的,然后再从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秀的设计师把这种感觉具体表达出来,变成很物质的实体。

  2005年,在与潘石屹再次经历了一次感情风波后,张欣开始变得强势并逐步接管SOHO中国。到2007年,在她的力主下,SOHO完成了上市。

  在张欣全面介入管理后,她开始对包括对租务部等部门进行大规模人事调整,聘请大量跨国公司背景的人加盟。一位SOHO中国的中层管理人士感觉到,在2009年以前,潘张在公司决策上经常会传达不同的信号,让底下员工无所适从。从最终的结果看,往往都是潘石屹作出妥协。

  2004年,SOHO中国开始专注于商业地产,当时潘石屹的商业模式已经成型。首先,他会在核心地块拥有一块地,以充分体现商业物业的价值和张欣对建筑设计的品味;然后把这些物业快速散售给缺少投资机会的新富阶层(大部分是山西和内蒙古的煤老板)。地段、设计、散售是其核心所在。

  但张欣面对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与前两年迥然不同。首先,他们在北京越来越难拿到地。其次,在2010年SOHO业主因难出租而集体上访后,北京市“招拍挂”商业用地均会加上一个条件:“除住宅和公寓外,原则上不许散售”。这彻底宣告了SOHO中国的散售模式在北京的终结,他们只能转战上海。

  4

  当然,繁忙的工作并没有让张欣忘掉家庭生活和两个儿子。最近几年,她和潘石屹的生活一直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张欣说,“外国人通常觉得我们中国人更看重家庭,观念更传统。而眼下的情形并非如此。其实,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正变得越来越淡薄,甚至有些混乱。”

  有鉴于此,她很早就定了一条新的家规:尽力回避绝大多数与工作相关的聚会、会议及商务社交活动。他们夫妻俩从不打高尔夫球,周末的时间,一般都会留给两个儿子。她说,“周末我们总是一家人在一起,去参加孩子们的各种活动,比如每个周日我们都带着大儿子打网球,陪小儿子踢足球。也和其它有孩子的家庭在一起聚会。”

  她唯一固定出席的,是一年一度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最近两年,她在出席论坛时,开始用“微博”直播她的行程和感悟。

  2009年4月,她被美国《福布斯》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富豪”之一,排在奥普拉和eBay前CEO惠特曼之后。不过,她对这一“头衔”并不感冒。

  2005年,她在朋友的影响下接触到了巴哈依教。该教“人类一家”的教旨与儒家思想的“世界大同”相通,跟现代文明也不矛盾。它直接影响了张欣近些年的状态,“因为我现在有信仰,我觉得生活每一天、工作每一分钟都是一种祈祷”。

  “对巴哈伊教的信仰让我脱胎换骨。”张欣有一次在接受访谈时说,“我可能会不惜代价地盲目追求利润。但现在我会做出选择。例如,我不打算在澳门投资赌场,尽管这样做利润丰厚。我早已经过了盲目追求增长和利润的阶段。”

  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公益事业上。为此,SOHO中国成立了基金会,选择教育的现代化(尤其是精神教育)作为重点。

  她在潘石屹的家乡甘肃天水发起了一项名为“儿童美德发展工程”的慈善行动,包括美德教材的编写、使用,以及学校厕所的建设。

  就在几天前,她邀请好友黄亚生一起参与SOHO中国的“微访谈”,畅谈对曾引发争议的美国虎妈式教育的看法。她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幸福和成功没有直接关系,我认为幸福和严格或宽松也没有直接关系。真正的幸福来自于人的内心,有永恒的追求,不受环境的影响,还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环境,给他人带来幸福。”

  她的朋友将她对于慈善和教育的重视,归因于她对巴哈伊教的皈依。在好友洪晃眼中,张欣最大的变化是,“城府越来越好,就是她不着急了。张欣是一个越有钱就对别人越宽容、对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的人。”

  然而,很多人却并不这么认为。

  一位身边的人曾形容张欣是“会讲中国话的外国人”。不够标准、不够流程化的事情她就认为不好,一开始跟她工作的人交来的活90%会被打回去。她有很大的气场,会让周围的人感到压力。她还以直脾气著称,已宣布再也不会接受国内媒体访问;而即便是接受外媒采访如话不投机,她也会立刻沉默以对。

  两年前,“微博”这一信息新平台的诞生让她雀跃不已。她开始频频在微博上露脸,写下一些生活中的感悟和对新闻时事的看法。在看待“微博”这一问题上,她同样展现了一贯的理想主义和咄咄逼人的个性。

  她甚至公开在微博上声称:“把2011年的推广预算给砍了,全力转向网络,再见纸媒,再见广告!”如此不加掩饰的告白,让不少平面媒体尴尬不已。

  如今的张欣依旧和16岁时一样,充满着理想,她不但要盖更有新意的建筑,架构平台释放更多人的才华,还要不断地获得美德,不断地让灵魂发展,让她周围的环境布满感情。接下来,她、潘石屹和SOHO中国可能会遇到更大的考验,但也正是所有这一切,才构成了她的真实生活。

(责任编辑:曹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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