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初生记

　　一百年前的中国，没有什么领域的历史不与政治风云相连。一部关于早期首钢的矿业史带给我们的，是当年中国斑驳杂糅的政治与社会风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冷暖交融

　　2011年1月13日，随着首钢集团董事长朱继民宣布首钢北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正式停产，这座著名的钢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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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首钢的年龄已届92岁。92年前，正是1919年，就在北京的大学生们轰轰烈烈掀起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在石景山东面的一片荒地上，首钢的前身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为它的炼铁炉开工凿石。

　　故事要从1914年讲起。这一年，袁世凯还当着大总统。5月里，40岁的瑞典人安特生踏着春光来到北京。对于中国人来说，安特生可不是位等闲人物。中国20世纪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周口店猿人遗址、河南的仰韶文化等等都和他的名字联在一起。此时安特生来中国，是作为地质学家，具体说，他是当时中国民国政府农商部正式聘请的矿政顾问，来帮助中国人寻找矿藏。

　　小小红色“染料”引出铁矿大发现

　　当时在北京有另一位来自丹麦的矿冶工程师，名叫麦西生，就在他的寓所里，安特生看到了一些深红色的“染料”，安特生是个识货的人，他马上意识到，这些“染料”恐怕是种矿石。

　　原来，就在几个月前。农闲季节常有在北京街头做小生意的农民，麦西生就看到了那位背着篓子操河北宣化口音卖“染料”的农民。以自己的专业知识，麦西生看出这“染料”恐怕是某种矿石，他买下了一些回家去化验，发现果真是一种含量甚高的赤铁矿。

　　不敢怠慢，麦西生立刻想知道这矿石产自哪里。于是他又到街上转，结果又找到了卖染料的人，一打听，原来这东西产自北京往西100多公里的龙关山。

　　事后过了90余年，2010年，关续文在他那本《首钢史话》中重现了这个场面：民国初年，初冬的北京街头，嘈杂混乱，一个背着篓子叫卖红色赭石染料的农民身后，却尾随着一个碧眼直鼻白皮肤的外国人，在那个政权更迭动不动就兵戎相见的年代，引得街上人们一片惊愕……

　　这颇为传奇的发现，对于安特生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运气。他马上安排助手与麦西生前往龙关山察看，接着他又同地质调查所的技师新常富等人一起亲自前去踏访，发现在龙关、辛窑堡一带确实有一个巨大的矿层区，储量达1亿吨，“那是个富铁矿，矿石含铁量在46%到56%之间，都可以直接投到炼铁炉里冶炼的”，《首钢史话》的作者关续文介绍说。

　　发现铁矿的消息报到北洋政府，引起轰动。袁世凯在忙着与国会议员们玩猫捉老鼠的政治游戏、一步步迈往“洪宪皇帝”宝座的间隙，还抽空发了安特生一枚“三等嘉禾勋章”，以示嘉奖。

　　当时最早向北洋政府呈文要求开发龙关铁矿的，是陆宗瀚。此人并不有名，但他的哥哥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名人——前驻日公使陆宗舆。陆宗舆参与了与日本的“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订，后来在五四运动中与曹汝霖、章宗祥一道被学生们列入要求严惩的“三大汉奸”。不过在1916年时，陆宗舆刚刚从驻日公使任上卸下，后来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他那时名声没那么恶，在民国初年，政坛人物与商界大佬间的身份来回转化也是寻常景象。

　　陆宗瀚是在1916年6月向政府提出呈文的，他在报告中说，要集资100万元，组建龙关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先采矿，再办炼厂。但是在这一年，中国的政治风云实在变幻多端，袁世凯因称帝病亡，代行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琪瑞正忙着派系权争，另一面还要对付张勋的复辟行动，哪里顾得上龙关山的铁矿？呈文递上去就没了下文。

　　一战风云催生钢铁业上马

　　1918年的时候，安特生与新常富等人又一次前往龙关勘查。当他们出了麻峪口进入宣化境内时，忽然发现前面路边站着数人，一个个手拿石块交头接耳。安特生他们正不知所以，那持石者前来说道：我们正在这里等着“献矿”呢！

　　你不能不承认安特生真是好运气。那些红褐色的石头果真就是很好的赤铁矿矿石。此后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后来到了烟筒山，翻山越岭历经了十几天颇为艰辛的现场勘察，终于搞清楚了，这里又是一处面积巨大的铁矿藏，含铁量平均为48%，与龙关铁矿同属一个矿床，安特生在给北洋政府的报告中写道：“其矿产之美富不亚于凤凰山、龙关、秣陵、大冶诸处，实为最近发现唯一之大铁矿。”

　　安特生的报告来得正是时候。此时今非昔比，中国的政要大佬们，正摩拳擦掌地想办铁矿呢。在那个年代，中国没有纯粹的矿业工业史，矿业发展必然与政治史和国际风云紧密相连。

　　1918年国际上发生的最大的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到了第五个年头。

　　中国是在1917年宣布了加入协约国一边对德宣战的。不过，战争带来的经济上的直接影响，是铁价暴涨。看到此种行情，又有徐绪直等人对陆宗瀚开办龙关铁矿的报告旧事重提。这位徐先生不是别人，乃北洋元老、担任过一届民国总统的徐世昌之子。徐绪直向政府打报告说，现欧战方酣，铁价日昂，国内主要铁矿正宜乘时开发，以辟富源。他建议交龙关铁矿公司改为官商合办，资本增加到200万元。到1918年2月，报告被政府批下来了，3月16日颁下“大总统令”：派陆宗舆为该矿督办。

　　陆宗舆是在这一年的6月16日读到安特生的《烟筒山铁矿勘查报告》的。已经当上“龙关铁矿公司”督办的他，当即向农商部提出要求，将烟筒山铁矿划入龙关铁矿公司并案办理，最后获得批准，公司更名为“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于1918年7月18日宣告成立。

　　官商大佬们的盛宴

　　办铁矿，第一需要的就是资金，以当时中国的贫弱，钱从何来？既然这是一个官商合办的公司，于是公司简章上就约定，由官方与商界各出一半，共集资500万元。

　　官股250万元来自农商部和交通部。农商部既然为统办，需要承担128万元；交通部以后要依靠该公司所产的钢铁来制作铁轨，于是要分担122万元。

　　商股的250万元，都是私人出资。1919年3月29日陆宗舆在家中花园召开股东会，他向与会者们报告说：公司的计划是，建立一座大型炼铁厂，估计利润率会在27.2%；炼铁废料等可以生产水泥，利润率会在50%-75%之间；还会建炼钢厂，估计利润率可达46%。三大主要项目平均下来，利润可达41%，比当时利润最高的本溪煤铁公司还要前景光明。

　　于是拥有“龙烟”的股权成了1919年时中国政界商界巨头们风头最劲的事。

　　研究者郑连明根据他掌握的史料，整理出一份“龙烟”的主要股东名单。它简直涵盖了当时北洋政界商界的主要风云人物。他们不是政要本人，就是政要的家人，这样以官方身份大规模参股持股商业性公司，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想象。

　　这样，来自私人的商股共计140户，筹集到了230万元。股东们主要都集中在大官僚和大银行家这些权势人物上，当时的中国恐怕也只有他们才拿得出钱。从中也可看出他们确实对龙烟铁矿的前景充满信心，认为它可以一本万利。

　　选址石景山：首钢历史开启

　　钱有了，政府也批准了，矿石也从矿山采出来了，下一步的就是选择冶炼厂的地址了。

　　“炼铁厂的选址，有‘就红’（矿石产地）和‘就黑’（煤炭产地）之争，更要考虑交通、地势、垃圾处理等等因素，难度非常大，最初一共考虑过宣化、石景山、天津、坨里、长辛店、卢沟桥、通州和丰台等九处，最后才选定在石景山。”关续文介绍说。

　　最后大家都同意把炼厂选在北京西部的石景山。在陆宗舆起草的《龙烟铁矿公司股东会报告书》中，讲述了其中的理由：这里地势较高而且宽阔，基岩地层坚固，有座青石山恰可以承受建高炉的压力。所需的铁矿石，可以由京绥路从北面运来，而炼铁所不可少的另一种配料石灰石，附近的将军岭就有出产，用水，可以从这里的永定河中汲取。炼成之铁走京奉线运至天津外销，也是极为便利。还有，人们又得知“京师华商电灯公司”马上就要在石景山的北麓兴建，电力来源的解决也极为方便。官员们还考虑到这里地处京畿，战时安全也容易保证。让人比较担忧的还是煤炭来源似乎不那么有保证。陆宗舆倒是想得比较开，他说：“公司在与京绥铁路接近的蔚州，觅得一煤矿……适合炼厂之用。但为本厂目前制炼计尚不及时，故于该煤未能供应之前，暂以沿京汉路出产之煤如井陉、磁县、临城、六河沟等处，皆与之订有优惠合同取求甚便……”

　　石景山炼铁厂的位置就这样确定下来了。这一决定，奠定了首钢——日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的最初根基。后来石景山铁厂发展成石景山钢铁公司再到如日中天的首都钢铁公司，实际都是从1919年的这一天开始的。

　　1919年9月，石景山炼铁厂破土动工。那座海拔20多米高的青石山被凿平，从美国购来的炼铁炉就建在这之上。这座可日产250吨的炼铁炉，连同热风机、锅炉等都是从美国贝林马雪尔公司订购，用关续文的话形容，整套设备皆“世界先进，亚洲一流”。

　　除了打好炼铁高炉的地基，石景山炼铁厂还挖掘了原料地沟，修建了厂内的铁路干线，建设办公用房与职工宿舍等，当1921年美国的设备陆续运到时，关续文说，此时“炼铁厂的筹建工作已完成80%”。而就在这时，“龙烟公司”没钱了。

　　资金链断：命中难逃之劫?

　　龙烟公司当初是筹集500万元开办起来的，听起来这笔资金不算少，但实际要应付开发烟筒山铁矿、将军岭石灰石矿并建一个日产250吨的炼铁厂，这笔钱还远远不够。龙烟公司的督办陆宗舆这时调动了自己的全部能量。

　　在1919年这个年头，陆宗舆可以用“焦头烂额”来形容。五四运动点名要打倒的三个大卖国贼，他是其中之一，并且在该年的6月被徐世昌宣布撤销他的币制局总裁的职务。不过这些政治风云，似乎对于陆宗舆在实业界的运作发展并不构成实质的影响。

　　作为日本通，陆宗舆想到的挽救龙烟之策就是从日本借钱。1921年，陆宗舆跑了趟日本，9月返回后，向龙烟公司董事会提出向日借款的合同草案，以龙烟所有财产做担保，拟向日本东亚兴业借款180万日元。为此，龙烟铁矿所有技师、会计聘用日本人稽查，每年需向日方交铁砂10万吨，生铁4万吨。这个借款合同被报纸披露以后，正打在中国人最敏感的心结上，当时舆论界一片哗然，认为这是一个卖国的协定，是把中国的矿产主权拱手出让，国会议员向农商部提出质问，农商部急忙声明：“报载龙烟公司督办以公司抵借日款，并以承受矿砂为条件各节，并未据该公司报部有案，无论对内对外当然不能发生效力。”

　　除了向日本人借款，龙烟还想过向“四国新银行集团”（包括英、美、法、日四国）申请垫款120万元。起初该银行集团也表示愿意共同投资，但却迟迟不见行动，直至1924年时，银行集团以“董事意见不一”为由，取消了投资成议。

　　龙烟公司既然是官商合办，拥有那么多地位显赫的官员股东，陆宗舆们也不是没想过让政府来出手相助。1923年4月15日，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也是龙烟的股东之一）来厂视察，他向接待他的龙烟公司工程司负责人程文勲问道，投产需要的总资金是多少？程文勲告诉黎总统：若要开炉，总计共洋318.8万元左右。黎元洪听罢说，所需费用，政府补足就是！两月后，这位大总统就被曹锟赶下了台，龙烟公司的拨款也再无音讯。

　　筹办四五年，花费数百万，石景山龙烟炼铁厂终于没有炼出来一炉铁。从1919年开工，到1923年停建，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7月，这里已荒草萋萋，设备锈蚀。

　　首钢的历史，凡92年，丰富多姿，其中的前18年竟是这样一种特异的光景。它像是一道剖面，映照出一百年前当这个古老而贫弱的国家急于富强时，对未来有过多少斑斓的想象，却对这个毫无工业基础的国家上马重工业必然会遇到的困境，毫无准备。看起来，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干扰，或许这条路还能走得顺畅些。龙烟公司以那样雄厚的官方政治背景而一时崛起，却又毁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动荡之中。所以，早期首钢的命运多舛，也正是国运的一种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