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中国金融战略：2020》

　　前 言

　　一

　　其实早在2007年就有写这本书的意愿。

　　2005年7月我国汇率改革后，国内外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呼声日益放大。在中国，随着国际收支失衡日益严重，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增速难抑，一方面经济趋热，CPI、PPI正出现上涨势头；另一方面呼吁资本项下完全开放的声音越来越响；一方面，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外汇储备能否多元化？能否增持黄金？争论不已。另外，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刚刚开始，众多城市商业银行历史遗留的大量风险尚未解决，社会上对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争论热闹非凡；在此期间，股市、房市则是涨跌幅度惊人，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为人们所担心；上海方面，要加快上海国际金融市场的建设，要求放松各项管制政策；美国前财长鲍尔森频频来京，要求尽快打开中国的“金融国门”。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怎么看？怎么解决？汇率改革、资本项下开放、国际收支失衡、国内金融各项改革、金融对外开放、谨防资产泡沫，以及巨额外汇储备运用、上海国际金融市场建设问题等，一个又一个问题，孤立地看，应怎么解决？放在一起看，解决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孰前孰后，又应怎么解决？

　　对此，当时“华盛顿共识”是一派观点，IMF等国际组织鉴于拉美、东南亚等国金融开放经验教训提出的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派观点。中国不同于一般的小国，而是一个人口众多、正在崛起的大国经济体，世界舆论已开始将全球经济失衡的矛头指向中国。中国的金融开放与其他国家的金融开放有什么不同？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的崛起，又是否应该有所不同？翻看大国兴衰更替史，当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似乎并不能作出圆满的解释。中国在又一轮的伟大历史复兴中，能否从人类近代史中而不是从教科书中吸取点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曾经常困扰着自己。我个人一直想从历史的、战略的层面，厘清这些极其复杂现象背后的内在关系，提出自己认为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战略性的政策制度取向。

　　恰在2007年末，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总经理孙依依女士等人，代表该出版社约我写书。写一本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全球图书展法兰克福中国主宾国展会上推出的关于中国金融30年的书。我应允了，由此开始了认真的思索并起草了全书章节题目、提纲及第一章第一节的样稿。后因时间关系，实在不能继续下去。但是，又为当时中国金融领域中各种复杂的矛盾所刺激、所吸引，思考的兴奋点转向了原书提纲的最后一章——“中国金融第二个30年”，我蠢蠢欲动，想着手未来中国金融战略的写作。

　　正想动笔之初，即2008年初，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找我，愿赞助、鼓励我研究国家金融战略及两地金融合作问题。当时我讲：赞助研究可以，但必须尊重我的观点（怕代人捉笔）。香港方回答：没问题。2008年5月，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也表示，要赞助我研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正是在上述两方的鼓励、支持下（或者说“合同压力”下），我们开始了这项断断续续的研究。

　　2008年8月，在一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内部会议上，本人把研究中的一些初步想法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及国务院尤权、张平、谢旭人、周小川等部长级领导作了简要汇报。会后李副总理的一番鼓励，更是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心。

　　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扑朔迷离的世界局势，越发刺激了我对中国金融长期战略的深度思索与欲望，英镑美元的霸权更替、黄金本位以来的汇率制度变迁、牙买加体系以后的危机乱象……在大历史的思考中，深感自己的功力不够。如何概括和阐述中国未来金融战略的纲领？似乎总是寻找不到“最优解”。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我反复思考，对自己的文稿修了又改，改了又修，经历了前后近三年的断断续续的写作过程。今天，这本书总算要出版了，一定意义上，要感谢牛津出版社的孙依依女士，感谢上述两方的“合同压力”和美国的金融危机。

　　二

　　战略是包含时间因素的概念。上至国家、下至企业，在制定某一战略时，自然都有对战略时期的界定。本书为什么要选择以2020年为界？

　　首先应该说明，2020年只是表明一段时期的概念。意味着从现在起到2020年，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应该而且能够基本完成书中拟定的金融战略任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书中所涉及的某项战略措施，必定无疑地会在2020年的某月实现。也许某些措施是在2019年、2021年或者甚至是在其他年份提前或延迟实施。2020年——只是表示当前至金融大开放之前这一“战略过渡期”末的一段时间而已，即2020年是“战略过渡期”结束的象征。当然，这个象征的实际时点也可能是在2019年、2021年或者其他相近的年份。

　　其次，之所以选择2020年为界，是基于以下四点考虑：

　　第一，基于最近七八年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较好，中国金融发展形势不错。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体系损失较小。在危机后世界金融格局重组中，中国整体的金融实力不是下降了，而是相对提高了。而且，中国政府和中国金融界从美国金融危机中悟到了不少东西。因此，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这段较长的时间相比，相信今后中国可以用相对较短的时间，取得比这30多年更快、更具实质性的发展，即基于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实力，再用10年左右时间的努力，应该有条件实现中国金融的更大开放。

　　第二，海内外专家普遍预测，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高盛公司专家在2003年预测是2041年，后预测是2027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预测：早在21世纪20年代中后期，晚则在40年代中期；日本内阁府有关报告预测在2030年。 美国这轮金融危机，加速了世界各国经济力量的重新组合，世界经济与金融格局已大不同于过去。危机后的时局，迫切要求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必须要有新的思维、新的行动。这意味着，在今后又一个30年中的前10年，中国经济必然是大踏步发展，这个10年是奠定21世纪中叶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基本地位的重要机遇期，是面临新的环境挑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的重大历史时期。因此，理应要特别看重前一个10年。中国只有进行特别的全面的谋略、精心的策划，对金融发展中的短期制度、长期制度以及长短期制度衔接的安排作出认真的部署，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能在今后的30年特别是后20年中，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所以，特别有必要以此10年为界，进行全面的战略思考与布局。

　　第三，2009年，中国国务院宣布，到2020年，要把上海办成与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意味着，包括人民币全面自由兑换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金融大开放的时限初定为2020年。既然以2020年为界，自然是有实质性的内容部署。

　　第四，我国的经济规划是以五年为一个规划期。选择2020年为界，约十年时间，正好是“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规划时期，这可与政府金融战略部署，与国民经济发展中其他相关领域的重大改革与开放事宜一并考虑，并尽可能衔接配合，以期取得更大的效应。

　　三

　　本书包括“导论”在内，共分十章。

　　第一章，“导论”。主要回答中国金融战略研制中的三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

　　第二章，作为全书正文内容的开篇之章，首先阐述制定一国金融战略、策略时所必然碰到、必须回答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集中对货币、金融、金融系统及其衍生的一系列金融现象，进行回归本源式的基本理论讨论。目的是帮助人们，透过当今各种复杂的金融现象及世界上各派金融理论，在认识教科书所指出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本质、功能等一般阐述外，从全球范围、从历史视野把握，现实的金融世界在运行中的特质。指导像中国这样一个转轨、大国经济体的金融战略理论，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这是能否找到适合中国需要的、正确的金融战略的关键。因此，此章纯理论性的阐述，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其后各章中国金融战略具体政策措施制定的理论基础，是统领各章的主逻辑，也是全书的灵魂。

　　第三章，“战略环境与战略方向”。战略是对未来的选择，“未来”是什么？首先要分析阐述金融战略制定的环境，即未来10年中国经济平稳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机遇是什么？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透彻分析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制定金融未来战略的依据和出发点。根据未来的经济需求和现实的金融供给，中国金融未来战略的纲领性取向或战略方向自然就清晰了。这些构成了本章的主要内容。

　　从第四章到第九章，就战略谋划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汇率、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管理、国内诸项金融改革、沪港国际金融中心问题，分别进行理论与实证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基于战略总体构想下的政策制度建议。

　　第十章，从政府工作层面出发，就金融战略的核心意图、目标、原则、任务及行动纲领进行了具体阐述。

　　因为制定、阐述国家某一领域的长期战略及其具体的行动纲领，只有充分体现内在的逻辑力，具有历史的、理论的视角，才具信服力。所以，本书各章内容的安排，似有些多角度、多重性，显得篇幅过长。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给予理解。忙于决策的人或者对理论没有兴趣、或者没有时间啃理论的人士，建议不必阅读冗长的第二章甚至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每章前几节的理论部分。对于搞教学研究和理论研究但对金融行政事务兴趣不大的人来说，自然不必顾及最后章节。

　　四

　　在本书最初的课题研究中，首先，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张承惠、范建军、祝丹涛、乌兰，感谢中国证监会的聂庆平、贾忠磊，感谢中国人民银行的王宇博士，感谢向松祚博士，他们在书稿的最初阶段，奉献了智慧，提出了大量宝贵的意见。特别是祝丹涛、乌兰、范建军等，还花费了不少时间，提供了大量有关基础性的参考材料。

　　其次，要感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校长，他们在本书稿研究提纲的拟订中，以各种方式，给予了宝贵意见。尽管其中个别意见笔者虽未采纳，但对于如何全面思考研制中国金融战略，仍是大有裨益的。

　　在书稿写作中，笔者还曾在2008年和2009年赴香港召开若干座谈会，进行个别拜访，广泛听取了香港金融业精英、大学教授、政府官员的意见，其中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原局长任志刚先生、香港特区政府原办公室主任陈德霖先生、香港联交所原总裁周文耀先生、香港特区中央政策组顾问邵善波先生，以及在此无法一一列名的众多同仁、精英。特别就笔者在国内最初提出的中国国家金融战略需要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这一重要观点，进行了跨业界、多视角的咨询。尽管最初此思想并不被某些香港人士接受，在此，仍一并对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批评、建议与评论，笔者对书稿的最后形成总会觉得心里没底。

　　本书初稿完成后，又一次广泛征求了金融业内有关人士的意见。他们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周小川行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刘鹤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吴晓灵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张晓慧司长、国家外管局管涛司长、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缪建民总裁、香港金融监管局崔历博士、摩根士丹利公司王庆博士、高盛公司乔虹博士、法国巴黎证券陈兴动博士、宏源证券前董事长汤世生、中国并购公会王巍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贺力平(博客)教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丁志杰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周继忠教授、标准普尔公司廖强博士、《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财经记者徐以升、英国牛津出版社中国公司孙依依总经理，以及可能被遗忘未列入名单的其他女士和先生，作者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发自心底的真诚感谢。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助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办公室的薄岩女士，她最了解我们写作、思考的辛苦，也是她一直陪着我们辛苦。在近三年的书稿文字打印和整理中，她默默地完成了书稿的修了又改，改了又修这一枯燥、辛勤的工作。浸透着她辛勤汗水的A4纸草稿页，摞起来高度超过两米，一点也不夸张。

　　西方人习惯在一书扉页写上“本书献给某某至亲至爱的人”之类的热忱话语。本书献给谁？愿献给21世纪初出生的包括我的小外孙在内的一切中国人。

　　夏 斌2010年国庆假期，写于北京忠良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