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人口红利”

　　《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的作者南丹·尼勒卡尼现为世界软件业著名跨国公司——印孚瑟斯公司的总裁，堪称印度新经济的旗舰——IT业的杰出代表。业界人士熟悉班加罗尔的南丹·尼勒卡尼，不亚于熟悉硅谷的史蒂夫·乔布斯和西雅图的比尔·盖茨。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改革家，有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他以过去20年印度人“观念”（ideas）的变化为主线，写就了这部让人“一次读懂印度”的鸿篇巨著。书中全面阐述了印度民族在政治、经济及社会观念方面的历史沿革，其中印度人在本国庞大人口问题上的新观念，让我们有耳目为之一新之感。

　　上世纪，谈起印度，我们的第一感觉是脏、乱、穷，而“人太多”（火车顶上都坐满了人）则被视为祸根所在。在人们看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缺失，或者虽有政策，执行起来虎头蛇尾，凸显了印度政府的无能。这个国家作为竞争对手，远不足虑；作为穷邻居，它似乎已经滑到了无可救药的边缘。

　　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对印度的看法与我们大同小异。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人口学家保罗·埃尔利克曾这样忧心忡忡地描写印度的人满为患：“吃饭的是人，洗漱的是人，睡觉的也是人，挤公共汽车的还是人……人，人，到处都是人。”在国际社会眼中，人口过剩是这个国家的“难以承受之重”。印度就像个不争气的穷朋友，总是缠着向人借钱，却又不肯为了还账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其中包括行之有效地节制人口。为了养活庞大的人口，1966年印度竟然消耗了美国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

　　印度政府，还有那些热心公共事务的民间人士、非政府组织，也曾花大力气尝试控制本国人口，这其中既有宣传诱导，也有雷霆手段（其中包括获得各种执照或贷款必须出示绝育证明；犯人未经绝育手术不得假释等）。无奈的是，节制生育是同印度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相悖的，印度老百姓不喜欢计划生育，再漂亮的口号也没法让他们的思想转过弯来 （这个民族是偏爱多子多孙的，100多人的大家庭常见，人们的社交圈子主要局限在自己的堂兄妹和表兄妹们中间）。1977年，在节制生育上实行强硬政策的国大党政府被选民用选票轰下了台。此后，对任何政党来说，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于是，新上台的各届政府对节制生育的议题无不噤若寒蝉：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出言谨慎。

　　印度的人口爆炸曾经成了其他国家的心病，被视为世界末日的先兆。60年代，曾任美国国务院人口问题顾问的威廉·帕多克在 《饥荒1975》一书中预言，1975年会爆发世界性的大饥荒，届时印度将“再也无法挽救”。

　　然而，让帕多克等人战战兢兢的1975年过去了，饿殍遍野的惨状并没有出现。进入80年代，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人们在人口问题上有了新的发现和体验，传统的人口理论受到了冲击。学者们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何积极影响为切入点，对“人口过剩”这一问题进行了再认识。人们开始摒弃新马尔萨斯主义，不再对人口增长的现象取绝对悲观态度了。人口是一种优势而非负担的观点渐趋流行。其中的主要论点为:

　　——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群中蕴藏的创造力或创新能力也在增长，而创造力或创新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人口众多而年轻的国家最有希望成为知识型经济体，崛起为创新大国。

　　——鉴于此，像印度这种国家的人口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应当被视为国家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尤其是在信息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中心角色。

　　——人力资本也意味着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新的、诱人的经济机遇：已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经济体将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劳务外包给相对年轻的国家。

　　——人口同时也是消费资源。众所周知，消费群体的扩大和消费水准的提高会刺激生产的增长。

　　——当一个国家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较大，需供养的人口（主要为未成年人和退休者）的比率较低时，整个国家的经济会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良性局面。这是因为工作年龄人口的供养负担较轻，因而事业上较为专注，消费顾虑较少，储蓄率较高。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就是在享受“人口红利”(demograph－icdividends)。人口红利即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的人口条件。

　　人口红利是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以美国为例，二战后出现的“婴儿潮”后来成长为“兴旺的一代”。 人口红利对1970-200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

　　按照作者的说法，当下的印度在人口优势方面占尽了先机，正处于黄金时期。当年，印度因节制生育政策失败而多生的孩子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这并非印度人或政府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属歪打正着，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也。

　　今天的印度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国家，劳动大军的平均年龄仅为27岁。世界各国大多经历了这样的人口曲线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营养、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率必然下降。其后带来的就是因为居民自愿减少生育而导致的出生率下降。印度自然也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过程。因为在人口方面受到的人为或行政干预较少，所以印度出生率下降的曲线较为平缓、自然，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也较为长久。早在1980年，印度已经开始享受人口红利了，这一效应会一直延续到2050年，这足以避免中国这种“未富先老”的尴尬。

　　今天，活跃在印度IT、制药、生物工程和电信等新兴产业的是几千万充满朝气、雄心勃勃、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因为年轻，他们往往不肯安于现状，较少受到传统或习惯的羁累，常常率先成为新思想的践行者。劳动大军的年轻化成了保持印度经济盎然生机的源头活水。

　　此外，当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纷纷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印度年轻的劳动人口恰好填补了世界劳动力的缺口。在作者看来，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人才招聘的目的地。在一个头发日渐灰白的世界上，年轻的印度工程师和经理，作为IT/外包行业的一支生力军，已经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好评，从而提升了国家的形象。

　　同时，在论及人口优势的时候，作者并没有刻意回避人口众多的负面影响，事情有利即有弊：人口过多会给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带来巨大的压力，把握不好，则有可能产生剧烈的社会和文化动荡。传统的人口学观点是无法全盘否定的。对此，书中发出警告，假如国家在教育、医疗、就业、环境方面不能及时应对人口形势的变化，就会坐失人口红利的良机。80年代巴西等南美国家出现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酿成了“窗户虽然开着，阳光却没有射进来”的败笔。而像一个人一样，一个国家也只能年轻一次。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家的人口命运即国运。”

　　除了少数专业人士以外，对国内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一观念还是全新的：几近闻所未闻，在很大成分上无疑是言之成理的。“中国同印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可以迅速做出政策上的调整，驾驭自己的人口问题。”（作者语）我们认为，在顺应本国人口形势的变化，酝酿政策调整的时候，借助“他山之石”，无疑可以对经济社会的和谐、科学发展起到良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