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李增新
没有哪一国经济能永远一帆风顺
时隔一年，世界金融局势动荡依旧。财新《新世纪》记者又一次对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进行了专访。
保尔森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在本月初就已抵京，除了参观企业和出席研讨会，还与多位中国政府现任
保尔森卸任美国财长一职已有两年，身为高盛公司CEO更是五年以前的旧事，目前他特别关注的是全球经济的能源瓶颈和可持续发展。不过，在金融界戎马一生的保尔森，不可能对当前时事充耳不闻。相反，由于已是“无官一身轻”，采访中他更加挥洒自如，对全球经济的热点问题和大势判断依旧耐人寻味。
危机莫误读
对于本次金融危机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保尔森强调，绝不能由于危机而因噎废食，逆转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去管制化将是“大错特错”。市场化令全球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摆脱贫困，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提高发挥了重大作用。
危机确实暴露了监管领域的重大缺陷，“但需要的不是更多规则，而是更好的规则”。保尔森认为，在危机前，美国监管体系没能跟上市场发展，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政府没有处理危机所需要的权力和灵活度；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刺激政策也有问题。金融行业中，银行犯了大错，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衍生品和证券化过于复杂。
“但我总爱对人们说，如果某个想法是错的，它就根本不会带来多大麻烦，因为它自身发展不到哪儿去。”保尔森说。证券化、衍生品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危机，正是因为他们本身是个“好主意”，只是增长太快，而监管没能与时俱进。
与前次采访相比，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已经出台了《华尔街改革及消费者保护法》，即“多德-弗兰克法案”。
保尔森评价道：任何法律规章都无法避免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危机会不断发生。但能够做到的是，减少将来危机暴发时的危害，制定规则以更自如地管理危机。
“多德-弗兰克法案”有几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其一是给予政府紧急处置权，可在破产法庭之外应对银行的“失败”。只有这样，当银行破产倒闭时，才能确保足够快、有序地进行清算。其二是建立了系统性监管委员会，由财政部长牵头，主要监管机构首脑组成一个工作组，对整个系统负有责任和权力。当监测到对整个体系构成威胁的风险时，监管机构可及时介入。其三是美联储对所有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都有监管权。最后，还规定了对衍生品市场增强透明度，衍生品要么中央登记结算，要么在场内交易。
保尔森尤为看重的是政府的紧急处置权。实际上，没有任何机构太大而不能被清算，而是太大而不能“很快”被清算。监管者拥有了处置权，就意味着一旦发生银行“失败”，他们知道应当怎么做，而这意味着事前就要有一个清算计划，也就是保尔森称作的金融机构的“活遗嘱”。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而不是普通的纳税人。“活遗嘱”主要规定基本原则，但随着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不断变化，计划应被定期审查和调整。
这部法案已经涵盖了改革所必需的最重要领域，但数千页的文本在将来的解释、执行中还会遇到阻力。“也许比好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如何确保他们的实施，”保尔森说。
对美国国内要求审计美联储的呼声，比如有些人要求，公开美联储在危机中对金融机构的窗口贴现贷款或内部评级。保尔森认为这些要求站不住脚，央行独立性“至关重要”。
美联储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但实现央行独立性是渐进的过程。从过去中国金融市场、监管框架来看，中国人民银行的各项决策，比如扩大汇率机制的灵活度，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说明中国央行也在不断演进。保尔森称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是“令人尊敬的国际领袖”。美国已有较长的演进历史，实际上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变化用时更短，维持包括货币政策的改革势头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臧否“居者有其屋”
保尔森曾在《峭壁边缘》一书中写道，2008年将房利美和房地美（下称“两房”）收归国有时，对这两个典型“大而不倒”的政府支持企业将来的道路还无暇顾及。在上一次采访中，他认为全面改革的时机未到。但今年2月，奥巴马政府已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
保尔森指出，政府方案只是提供了三个选项，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两房”改革不但是庞杂的经济议题，更是巨大的政治挑战，需要国会和政府的大量工作和妥协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前“国有化”整个房屋市场行不通；回到危机前的架构亦不可取，因为它本身就是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
核心问题是，有必要重新定义政府在住房市场的角色。“两房”的功能必须大幅缩减，或专门支持低收入借款人，或只在市场动荡、房地产抵押贷款信用大幅减少的情形下发挥作用。政府对“两房”的支持必须显性和透明。
“居者有其屋”在美国乃至全球都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保尔森说。但问题是，在过去短短几年，美国房屋拥有率从65％增加到69％，难道真的要让所有人都拥有住房吗？“不幸的是，有些人应当租房，”如果有人能够获得100万美元的贷款，还由此享受到个人所得税减免和利息支出部分的扣除，这对租房人来说并不公平。
对“两房”改革中如何保障投资者利益，保尔森指出，在他任上，政府已对“两房”债务提供足额担保，这一策略从未改变。改革指的是“两房”未来业务的减少甚至消失，但这是指“增量”；而对已有的债务存量，任何路径都会确保其背后的政府担保。
保尔森表示，诚然，2008年7月授权政府处置“两房”的《住房和复苏法案》有政府作为优先股股东注资“两房”的规定，如起初的可注资2000亿美元到后来追加到4000亿美元。但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国会给予政府非明确的、无上限地支持“两房”债务的权力。有这一权力，注资上限并非一个实质约束。
保尔森说，将“两房”收归国有时，美国政府在法律角度上异常谨慎，将来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国有化的一种“逆转”，同样是美国从未经历的情况。但确定的是，美国最引以为豪的对产权的保护绝对不会动摇。
美国长期最大的挑战
欧债危机爆发已一年有余，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救的已有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没人能保证接下来不会再扩散至其他国家。
保尔森说，目前欧元区有起伏波动，主要由于一些国家的公众压力，政治上的困难很大。其实欧盟与欧洲国家具有应对危机、稳定市场的巨大经济能力，关键是决心和意志力。
在他看来，欧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结构，也就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各自独立的政治体系。“看不到这样一个群体国家的组织，如何采取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有理由期望的是，更加和谐、协调的财政政策，更强的约束力。”保尔森说。
看得再长远，则是经济结构调整与财政可持续性，这与美国及大多数发达国家面对的挑战别无二致。
保尔森指出，美国财政是长期内的最大挑战。好在过去半年多以来，对财政问题的关注，“比我毕生职业生涯中看到的还要多。”白宫成立的“鲍尔斯-辛普森”（削减）赤字委员会的主要贡献是它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向人们显示，美国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如果社会的不同构成部分各自做出一些并不算大的牺牲，集合起来对整个国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作为家庭，我们都希望子孙的生活至少与我们一样好。”保尔森说，“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我们却总是很自私，因为老一辈不情愿做出牺牲。”但他还是认为，美国政治家能解决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危机会迫使人们做一些以前不曾想过或忽视了的事，现在正是开始。”
改变“非常态”
保尔森曾说，没有哪一国经济能永远一帆风顺。
“我不相信运气，只相信给自己创造运气。”他认为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是由于中国人民富有创造力、勤勉坚韧，还拥有卓越的领导人。不过，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套经济体系，能永远避免金融问题。经济变得越大、越复杂，就越难将市场机制与行政力量合理地结合起来。
十多年前，中国之所以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是当时的经济增长强劲，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深。那时中国的银行不赚钱，资产负债表上有巨大的损失，随后进行重组。本次危机中，西方银行成了危机的爆发点，而中国银行则在经济刺激计划中成了信贷的引擎。数据上看，中国在危机前债务占GDP的比例在下降，所以在危机中承担起更多债务而不至于引入过高风险。
面对将来，保尔森认为中国不可能再以封闭的金融体系应对危机，人民币应逐渐市场化。中国是个“奇迹般的非常态”（miraculous abnormality）：一个人均GDP排在全球100位左右的国家，一个完全融入到国际贸易体系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汇率却不够灵活。
但保尔森并不怀疑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自由化的决心，因为最明显的原因不是要使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得到好处，而是为中国自身。“每当讨论中国经济可能面对的风险，我总会下意识地想到，所有人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需要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和稳定。另一方面，改革的速度越慢，风险和成本越大。”
保尔森认为，“十二五”规划的核心是继续加大经济结构调整，中国有很多重要工作，包括切实将经济动力从低成本出口转移到更有效地运用能源，更多依靠内需，依靠由市场决定、更好地传递价格信号的货币，更有效的政策以应对通胀。
但保尔森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与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是加以区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不是能“宣布”出来的，这是一个自然、漫长的演变过程，前提是货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开放的资本账户下可自由兑换。
他以美元为例，指出美元成为储备货币，建立在一个长时间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上，加上对产权的强有力保护，自身流动性非常强。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如果投资者需要变卖美国国债来充实现金，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卖出，不会出现没有买家的情形，这才是储备货币的典型，保尔森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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