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本质：减税而非起征点

　　在整个个税调整的讨论中，一些人要求大幅提高起征点的理由，往往和政府整体税负过重、增长过快和政府收入的不当使用联系在一起。其实，是否要提高起征点、是否要减个税和整体税负是否合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对后者质疑以对前者不理性的情绪表达出来，是我们今天在个税起征点问题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

　　分离开这两个问题，情况就变得很清楚了：个税起征点上调只有在使大部分人受益的情况下才有必要性。依国际惯例，其上调不是无依据的漫天叫价，而是应该按物价上涨的幅度每年小幅提高。而整体税负的判断和减税的合理性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

　　目前，我国宏观税负（财政总收入）按宽口径计算约为国民收入的30%出头，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35-55%，高于同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一般为20%多），在国际上属中等偏高水平。这样一个水平是否过高可以争论，但这样一个水平已经不低恐怕没有太大分歧。随着近些年来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完全扭转了改革开放前期比重急剧下降趋势，开始出现了减税的空间。如前所述，从我国税收比重看，绝大部分来源是商品流转税，个税仅占个零头，已经是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个税比重最低的一个，再减下去与中央多年来提出的增加直接税比重、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的税收体制总体改革方向完全相反。因此，减税应当从商品流转类税开始。减这类税既降税负，又可缩小收入差距，还可减少商品价格扭曲，一举三得。同时，减商品税不仅是3亿工薪收入者受益，几亿不拿工薪的农民也受益，覆盖面更宽、更公平。

　　除了减什么税的问题，还有一个减多少税的问题。撇开对整体宏观税负可能的口径与合理性的争议，抑制总体税负的过快增长是各方面都比较能达成一致的认识。十二五期间，国民收入的年增长规划只在百分之十之内，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也只是不低于GPD的增长，税收再保持20-30%的增长显然就不适宜。控制税收增长的速度不仅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也有利于挤压行政事业费和三公经费支出的增长。

　　2010年的我国税收总额已是7.3万亿，今年一季度又增长了30%以上，全年看来又在20%多。如果拿出增长部分的少一半来减税，并不影响政府原有盘子的开支，财政税收又可保持与国民收入相近的增长，那么这个可减的数就应当至少是6000亿元以上。而这次个税起征点和税率调整，财政部的测算总共减少税收1200亿，只是6000亿的五分之一，仅相当于3亿工薪收入者每人400元，平均每月33元，显然实在是太少了。如果增加5倍以上，达到接近平均每人每月200元，这对于中低收入者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可见，离开减税额这个更实质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并没有多大意义。而非钻起征点的牛角尖，以牺牲人数最多的低收入阶层为代价来追求其他阶层收入的提高，就更把问题完全搞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