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闹钱荒”并非故意哭穷

　　“倒闭的三家民企是个案，主要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不能代表浙江民企。”温州市银监局一位人士电话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近期浙江温州有三家较大的民营企业倒闭，企业主出逃。这三家企业分别是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波特曼咖啡、乐清三旗集团。历来有民间资本“风向 标”之称的浙江温州，三家不小的民企接连倒闭，这在业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关浙江民企“倒闭潮”等议论骤然升温。

　　“倒闭潮”说法难成立

　　中小企业“倒闭潮”的说法，引起了有关部门重视。5月20日，中国银监会与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专程赴台州、温州等地调研。调查认为，经营多家公司的波特曼咖啡企业决策失误、战线拉得过长导致资金链断裂;主营电线电缆的三旗集团公司则由于盲目跨行业经营、恶意拉多家企业担保、向银行骗贷等原因造成企业主出逃。相比上述两家公司皆由经营策略不善导致资金供给出现问题，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倒闭则与资金链根本无关联。这家去年净利润3525万元的企业，因其法人代表黄鹤欠下巨额赌债并在今年4月外逃，导致经营陷入瘫痪。

　　“中小企业生存确有客观困难，但‘倒闭潮’的说法站不住脚。”这是调研初步得出的结论。

　　与此相呼应的是，浙江工商局也于日前发布了《浙江省民营企业景气指数二季度报告》，以具体数据作出回应。

　　报告显示，截至6月25日，浙江新设民营企业共6.38万户，同比增长10.67%，新设企业注册资金达1490亿元，同比增长46%。目前，浙江82%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总量达到了68.4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达到1.9万亿元。今年上半年，浙江民营经济总体稳定在高位区间内，景气指数远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景气指数的最低值(89.46)。2011年第一、第二季度的景气指数分别为112.45、110.22，已连续七个季度保持在110以上的健康高位运行区间。

　　“数据对比显示，‘浙江企业重现倒闭潮’的说法站不住脚。浙江民营企业总体仍在高位区间运行，健康运行态势没有改变。”浙江工商局相关人士也在电话中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据浙江工商局这位人士介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肆虐，浙江民营企业的处境可谓“乌云密布”。2009年一季度达到最低值89.46，此时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停产，企业家信心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今年上半年民营经济两个季度的景气指数均保持在110以上，虽然相比2010年下半年景气指数的最高点121.25，目前点位只是略有下降。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也发表言论“声援”浙江官方的说法。

　　“经历过金融危机最困难的阶段，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目前整体上处于好转趋势，并未观察到广东中小企业出现大规模倒闭的现象，有关中小企业‘倒闭潮’已经发生或将要来临的说法也是不严谨的。”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谢泓告诉记者。

　　民企确实面临“钱荒”

　　“任何倒闭的企业都能找出一大堆企业主观原因，但忽略客观现实对其间接的影响，那也是不客观的。”浙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企业主告诉中国商报记者。不管这三家企业倒闭的原因是什么，虽然老板跑了，但是他们甚至留下了一部分钱和物来给工人发工资。从这方面来看，他们依然是有心想做企业，在俗称“最后一次是惟一不用讲诚信的一次”的真理下依然能够留下钱物，说明他们还是有企业家良心的。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们是不会隐身的。而民营企业自身没有安全感几乎是大家都认同了的。

　　该企业主认为，不管官方如何解释，当前民企确实面临生存危机的巨大压力，不容忽视。

　　南方民营企业大都是出口型企业，由于当初工人都是从农村来的，大多能吃苦耐劳，而且工资很低。地方政府对于厂房占地以及税收方面都给与很大优惠，甚至很多地方厂房占地不收租，这样就大大刺激了民营企业的增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的人工、原料、地租金等成本开始提高，通货膨胀压力开始加剧，加上国外的行业贸易壁垒逐步加深，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多小企业的利润率只有3%-5%。该企业主说，“单凭人民币升值一项就可以致很多中小民营企业于死地。”

　　这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主并不是无病呻吟，一份来自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位民营企业主的说法。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当地企业普遍遭遇融资难和融资成本提高的考验，规模以上企业中近一半感觉资金面吃紧，中小企业状况则更为严峻。

　　自去年10月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稳健”以来，央行已5次加息，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直至21%的高位。银行开始“惜贷”。

　　一些银行开始主动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或成本，实现“以价补量”。目前温州的银行利率表面上是基准上浮30%，实际上各家银行通过变相收取管理费、咨询费、“扣存放贷”等方式，使利率上升至月息1.2%左右，超过原利率的1倍多。

　　“今年不仅贷款利息高，还增加了许多附加条件。”江苏一位民营企业家告诉中国商报记者。比如银行要求将贷款额的一半用于投资银行指定的金融理财产品，于是又变相增加了贷款成本。“公司今年的贷款成本增加了三成以上”。

　　中国商报记者在采访企业时发现，许多企业对当前货币紧缩、贷款抽紧、利息调高的局势感到不堪重负。当前在温州企业界流行两个字：“等贷”，即等待贷款。“谁能贷到钱，就是抱着老虎也笑”。

　　对此，兴业银行南京分行一位管理层人士电话中告诉记者，信贷规模有限，银行自身经营也有压力，确有一些银行倾向提升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或增加手续费来增收减压。

　　大中型金融机构贷款难催生了民间高利贷的盛行。

　　“一旦通过这种方式融资，企业就如‘吸鸦片’，不‘吸’资金链就会断裂，‘吸’了又会搞垮‘身体’。”浙江一位民营企业主电话中向中国商报记者道出了他们的难处。

　　广东银达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层也向中国商报记者表示，随着银行信贷收紧，广东民间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往年的民间融资利率在10%至20%，现在到了30%以上，而且还在不断走高。来自温州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单季上涨11.9%，环比涨幅高出8个百分点。针对民企的“哭穷”，有关方面又有何说法呢?

　　“民间之所以炒作利率升高，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部分放贷主体试图借用趋紧的货币政策改变企业家的预期，使得自己以更高价码进入放贷市场;再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些企业主已经深谙此道。” 温州银监局监管员周青冥告诉记者，“当前民企融资难在可控范围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也发表观点认为，不可简单地将企业融资难与银根紧缩相挂钩，但他也同时承认“民企融资难有所上升”的事实。“民企所面临的问题可控。”

　　周青冥、张文魁虽然都认为民企当前面临的融资难在可控范围这内，但他们也都同时认为民企融资难有所上升。

　　实事上，民企“倒闭潮”的说法不切实际，但当前民企确实存在着融资难。如何才能有效化解民企存在“钱荒”问题呢?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企如何破“钱荒”

　　“融资难、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走高”一系列长期存在和可预见的挑战正在不断挤压中小民企的生存空间，企业如何在困难中“突出重围”?

　　“在合理收缩信贷规模的同时，应当落实好‘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信贷政策，特别是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具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告诉中国商报记者。除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不应“一刀切”外，还需进一步畅通中小企业贷款渠道。目前大量民间资本无法通过合理渠道进入实体经济，亟待鼓励金融创新。

　　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也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倒闭潮‘虽立不住，但也为诸多中小企业发出了严峻的信号。” “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倒逼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应当将企业找资金，转变为资金找企业。”陈具体提出了如下三点建议：

　　首先，技术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因素。中小企业应积极引进专利技术，培育自身的研发人才和研发体系，在创新领域的差异化竞争中占有先机。

　　其次，企业在打造核心技术竞争力时，需要善于借鉴“外力”。由于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成本大、要求高，且研发活动承担着一定的生产风险，企业更需要积极吸收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形成以市场为导向，多管齐下的创新模式。

　　第三，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建立一套政策调节工具，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扶持力度，对于科技、三农、服务、制造业等不同领域的小企业有针对性地解决创新难题，促进产、学、研一条龙机制的有效运作。

　　至于如何有效化解民企“钱荒”的问题，身为银行负责人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提出了两点建议。

　　“政府希望达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效果，有必要对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给予政策支持，”马蔚华曾告诉中国商报记者。具体来说：一是政府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政策性担保机构或再担保机构的设立和引导，对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与银行共同承担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就效益来说，银行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对当地形成的税收等综合效益远大于银行贷款3-4%的利差收益);二是设立一定的中小企业风险补偿基金，对于金融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上的损失，由基金进行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

　　在出台政策让银行愿意为小企业放款方面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也提出了独特的建议。

　　董文标认为，对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营业税实行“五免三减半”政策，即从政策实施当年起，商业银行专营小企业贷款营业税5年内免征、后3年减半征收的政策，另外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部分所得税税率由目前25%降为15%，以缓解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收益不能覆盖风险”的现状。

　　“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应降低资本消耗系数，从而激励银行将更多信贷投向小企业。具体为，对大中型商业银行单笔500万元以下，城市商业银行单笔300万元以下，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单笔1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贷款按现行风险资本权重0.5倍的系数进行计量。” 董文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