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方烨 王璐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发表题为“提高居民消费率与转变增长方式”的主题演讲。许善达在演讲中表示，当前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要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在于增加居民消费，而只有实现居民收入总量增长以及缩小收入差距，居民消费才能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以投资、出口拉动增长不可持续
许善达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样的提法在很多年以前就提出了，在“十二五”规划中被再次提出。他认为，与以往“十五”、“十一五”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的转型程度要更为深刻，这主要体现在消费问题的提出和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的变化上。
许善达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依靠投资和出口，也就是对外贸易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不管每年或者每五年的政策如何调整，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核心方针。而在“十二”规划中，消费开始被置于比投资和出口更为重要的位置，提出了要增加居民收入，让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表现在相应指标上便是，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十五”、“十一五”规划中的4%提高到了不小于7%，即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不低于G D P的增长速度。
“让消费来作为拉动经济的动力，是由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所决定的。”许善达进一步分析指出，“十二五”规划之所以如此重视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是因为从客观情况来看，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已无法支撑中国社会进一步持续发展，而这种不可持续性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的角度而言，目前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产能过剩。金融危机期间，在出口萎缩、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负面冲击，中国政府实行了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而且真正的投资规模远远比四万亿还要大。诚然，通过这样一个加速投资的决策，经济的适度增长得以保持，就业、国家税收也相应增加。
但是，他说，同时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其中的部分投资属于自我循环，即“我这个投资需要你的投资，你的投资又需要我的投资，你也投了资了，我也投了资了。”
许善达说，这样的投资本身的自我相互满足部分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一点在制造业特别是与机械相关的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后的结果是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生产资料的产能增加了很多，虽然这种产能增加也能拉动经济增长，但产能增加以后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从投资方面来看，中央政府不可能每年拿出几万亿来继续投资，而地方政府为了摆脱金融危机已借债很多，现在也不可能再用同样的方法融到资金用于投资。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规模都将下降。
再从消费方面来看，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无法马上消化这些增加的产能，如此之下，国内产能的需求和供给之间自然而然出现了绝对过剩。
与国内市场的绝对过剩不同，对于中国来说，国际市场是一种相对的产能过剩，即成本不能支撑需求。许善达认为，中国在国际市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低成本能不能持续的问题。例如，中国的鞋并不能满足全世界鞋的需求，全世界对鞋的需求要比中国的产能大得多，但是竞争者众多，能占领多大的市场份额，要看自身成本能低到什么程度。然而目前中国鞋的低成本已不能维持下去，如果价格优势没有了，虽然全世界还需要很多鞋，但因为价格没有竞争者的低，中国的鞋自然就卖不出去了。
他指出，这种成本优势的失去，有很多原因，比如工资成本的上升。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刘易斯拐点时期，劳动力的供给情况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样充足。与此同时，最低工资标准、社保制度等各种国家政策的实行，使得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都在上升。
因此，在现代供给需求情况下，工人所能接受的工资水平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企业用原来的工资水平或者比原来工资提高一点的水平已无法招到工人，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才能招到工人。这样的话，工资成本就会上升，原来的低成本不能持续下去，再加上人民币汇率等其它因素的影响，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肯定受到影响，相对过剩就会比过去更为严重。
环境成本也在上升。许善达说，他曾参加过国家16个科技重大专项，其中一个就是水污染治理，研究中发现很多地方的污染已非常严重，而且农村要甚于城市。比如河南某地打井打到几十米没有干净水，淮河有一段全是污水，湖南生产的有色金属全排入了湘江，就算现在停止排污，原有的污染物自然消化也要100年以上。可见，中国的环境污染已到了让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地步。
还有资源问题。与以往所宣称的地大物博相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不仅人均资源稀缺，而且有很多资源是绝对稀缺，这些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都是限制条件。而且很多企业从利益出发，并不考虑资源的长效利用，使得资源紧缺状况更为严重。
除了经济上的产能过剩，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还表现在社会的不稳定。由于上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社会潜存着很多现实矛盾，诸如上访、告状本身就是基层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而有些社会矛盾在无法得到合理解决的情况下就会激化从而引发恶性事件。许善达表示，越是强化这样的投资行为，越是会增大恶性案件发生的概率。
总而言之，许善达认为，随着产能压力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越来越凸显出不可持续性，我国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发展速度停滞，从而引发出很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只有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在短时间内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以较低成本、较小代价将社会经济发展转到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上。
继续结构性减税 让更多人得益税改
许善达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多内容，如增加科技的含量等。但在中国，核心是要增加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将其转变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也是“十二五”规划里政府需要做的最重要事情。
那么，怎样来实现这个转变？他指出，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实现总量增长；第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缩小基尼系数。从统计学上说，基尼系数也就是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速度的相关性很强，当基尼系数很大时，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减慢，而当基尼系数缩小时，经济就会发展起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就是贫富差距拉大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致使经济发展停滞。所以，只有同时具备总量增长和基尼系数缩小这两个条件，才能让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许善达进一步分析说，G D P有三个主体：政府、居民、企业。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政府收入增长30%，远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十二五”规划提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不低于经济发展速度，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占G D P的比重要增大。照这样算下来，唯一的结果就是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要大大低于经济增长。但如果企业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甚至是负的，转型必然无法完成。所以，要想实现“十二五”规划的要求，使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长速度，只有继续执行结构性减税的方针，让政府收入增长比例降下来。
许多人担心减税后政府的开支怎么办，许善达说，“至少在今后五年到十年内，政府不用担心自己的收入水平，政府的收入一定会保持一个相当快的速度增长”。
他表示，中国有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本身既是外汇的储备，也是财政收入的储备。因为中国进出口的税制规定，进口一美元征的税要远远大于一美元出口所退的税。假设一年内，进出口同样增加两千亿元，对G D P来说贡献是零，但把两千亿出口退税退掉，把两千亿进口征税拿进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是增加的。
此外，中国现在的政策是要扩大进口，即使进出口量减少了，但进口增长的量还是要超过出口的量，最后财政收入仍然是增加的。所以，只要继续实行鼓励进口的政策，中国外汇储备里的财政储备就会释放出来，政府也就有足够的资源来落实结构性减税的方针。
许善达还强调，只有在收入总量增加的同时，缩小了收入差距，居民消费才能真正增加。换句话说，要完成以消费为主要动力的转型，不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经济发展速度，而且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经济发展速度。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如果收入差距拉大，收入越高的群体，在他的收入使用上用于消费的比例将下降。所以要想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在谈到具体措施时，许善达认为，首先要明确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是什么。对此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提出，腐败和垄断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但在许善达看来，这两个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经济本身就一定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每一个生产者都要追求超额利润，而这得靠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资源、更先进的技术、更高级的管理，这说明在市场经济中对于资金、技术、管理的需求是永恒的、无止境的。在这样一个需求永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这几种生产要素的人格化，也就是它们的所有者的价格就一定会上升。与此同时，对普通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需求就会减少，它的人格化也就是一般的劳动者的价格就会下降，或者说增长的速度远远慢于资金、技术、管理这些要素的持有者，最终导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许善达说，虽然收入差距扩大会引起很多负面的东西，而它又是市场经济的天然趋势，但逻辑的结论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是让政府在市场经济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通过政策调整扭转或者改变它的这个趋势。类似的例子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政府出面通过征收社会保险等税收，筹集资源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还有很多国家立法规定最低工资，来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从抽象理论上来说，这个调整的措施、程度等取决于整个社会的供需状态；但具体而言，国家之间、国内各地区之间都存在差别。
与国外不同，中国的低收入群体有很多类型，无法用一个政策解决，不同的低收入群体要用不同的政策去提高他们的收入。比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产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收入要增加，只有靠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去很多年，中国实行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的政策，因为有生产资料上涨等因素，农民的收入根本没法保证。作为中国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农民的收入不增长，居民消费根本不可能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以，现在的政策是增加农产品生产补贴，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许善达建议，在C PI的整个上涨幅度里面要有一定的份额用于提高农产品价格。
还有一类所谓农民工或者城里低工资的职工。有人提出，因为有很多人的工资达不到交税的水平，所以提高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没有意义。许善达表示，对于达不到扣除标准的人来说，用提高扣除额的办法的确对他们的收入增加是没有作用的，但不能因此就不要提高扣除额，不要减轻交税人的负担，不交税人的收入提高和降低交税人的税收负担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完全可以双管齐下。
所以对这两个利益群体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来提高他们的收入，一种是已经交了税的工薪阶层，应该做的是怎样降低他们的税收负担，即通过减税增加他们的收入；另一种是工资更低不用交税的，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比如采取最低工资标准，还有实行社会保障，虽然直接收入没有增加，但增加社保也相当于减轻了未来支出的负担。
个体户也是目前低收入群体之一。许善达介绍说，1994年，个体户每个月的销售超过2000元就要交增值税或者营业税，按毛利50%来算，这意味着个体户收入达到1000元就开始交税，而且社保、医疗保险、住房分配等福利保障都没有，一切开支都要自己解决。后来，国务院批准将个体户交税的空间定为2000元到5000元，具体数额由各省自定，最后这个标准都慢慢调到了5000元。据统计，从2000元到5000元，税少收了50个亿元，但有550万的个体户不用交税，再算上雇员，受益的人数就达到了2000多万人。可见，我国的税制是一个底座很大但高度不高的金字塔，个体户和小企业数量众多，但交税总量不大，只要在底层提高一点，减税不多，但受益人数就会非常多，这对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居乐业都有好处。同时，他表示，扣除额提到多少，没有对错之分，完全取决于政府准备让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免税的利益。
五年不够 转型需要更长时间
“虽然‘十二五’规划提出转型非常及时，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工作量巨大，一个五年计划是完不成这个转型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许善达坦言，要实现增加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绝非易事，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已相当严重，国内消费需求马上还消化不了这些过剩的产能。而且虽然规划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现实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惯性存在，仍在旧轨道上运行。
首先投资需求在经济发展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起前两年只是稍有减弱而已。当前银监会的要求是新项目不给贷款，原有的投资项目中没完成的还需要继续投，因为半拉子工程损失更大。只是新项目略有减少，但整体投资规模并不小。
而在出口方面，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量减少，而且也不可能有太大增长，所以中国将出口目标转向了发展中国家，也就是用中国的资金出口来带动产能出口。通俗地说，就是中国将钱贷给某个国家，同时这个国家要买中国的东西。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的很多项目都是这种模式，例如，中国贷给委内瑞拉700亿元人民币，帮助开发油田、建炼油厂、修基础设施，最后委内瑞拉用石油来偿还。“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种状态，你给我贷了款，我才能去买你的东西，将来我用某种资源还，如果你不给我贷款，我也不买你的东西，我的矿在那儿也开发不了。”许善达说，现在，央行已开始允许人民币对境外的贷款，这种以资金带动产能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在整个出口里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依赖着出口。
此外，从企业和政府的角度来看，很多方面比如政府的政策、企业的经营策略都还没有完全调整到以消费代替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认识上，目前的政策组合还不足以支撑“十二五”所提出的转型。
对此，许善达建议，政府还应制定一些新的政策，阻止经济持续沿着现在的状态往前发展，不要等到崩盘的时候再去调整，那只能是一种破坏性的调整。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比如巴西、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很高，经济发展速度停滞。但是最近这些国家的经济又开始发展了，基尼系数下降了。对于我国来说，不但它们处于陷阱中的时间段具有借鉴价值，而且如何走出陷阱也值得去思考和分析。
与此同时，许善达还建议，每年评估一次，统计哪些指标完成了，哪些指标没完成，其中重要考量的指标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如果一年的评估发现政策效果不够，就要赶快调整政策。这就要求各个部门要做一些政策储备，一旦需要调整就可以很快跟上。
观点集萃
1、不赞成房产税
关于房产税，许善达首先提到了其与流转税、所得税的区别。简单而言，个人有销售收入了，其中有一部分要交流转税；而销售收入出去成本后就是赚的钱，其中有一部分要交所得税。这两种税都是个人有收入、有所得之后，政府从中拿走一部分。而房产税是个人先拿钱买了房子，买房子的钱就是交过税的钱，然后为了住这个房子，个人还要把交过税的钱拿来交房产税。可见，房产税和所得税、流转税的最大区别在于，所得税和流转税都有增量，而房产税没有增量，是政府和居民之间存量的分割。
这种直接的利益分割往往容易激化矛盾。比如拆迁中，房子拆掉了，政府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如果房子拆不掉，政府就拿不到这笔钱。而对于居民来说，政府虽然会予以补偿，但补偿的钱只是针对房子的，是这块地价中很小的一部分。这时，政府和居民的利益属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一方获益大了，另一方必然会获益少，这样就会容易发生矛盾，发生恶性事件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一个恶性事件的影响比一万个顺利拆迁案例还要大，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可能因此增加。
因此，许善达不赞成房产税，认为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割肯定是存在，但从维持社会和谐的角度考虑，在中国的环境下，应该减少这种直接的利益分割。
2、好的税制要照顾穷人也要留住富人
许善达认为，一个好的税制，不仅要照顾穷人，对低收入群体减税，也要留住富人，对高收入的一些税率降一点。当前全球都在争夺人才，当然不能说每个人才都是富人，或者说每个富人都是人才，但总体而言人才和富人重合率是很高的。现在很多富人移民，或因为政治问题，或因为历史原因，而某些税率过高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在他看来，中国45%的最高税率不太合理，美国才30%，香港的最高税率为15%。而且，这么高的税率得到的税收也不多。此外，对富人征收很高额的税并不是一个调节收入差距的好方法，应该把主要的资源包括政策资源，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不是用于把高收入的税征的很多。
“很多人移民以后，回来做企业，还在中国赚钱，但是他自己得当外国公民去。”许善达指出，中国要怎样吸引富人，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所以中国的税制要照顾穷人，解决穷人的收入增长问题，但也要留住富人。
3、中国实行财产税完全不现实
许善达介绍说，1994年改革的时候，流转税占比达到百分之七十多，所得税百分之十几，其它税不到百分之十。17年后，流转税降低到百分之六十几，所得税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几，其他税百分之十。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所得税的比重增加不到一个百分点。我国的税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哪个税为主体，哪个税为辅助，不是由人的主观想法所决定，而是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发展水平上升了以后，流转税的比重慢慢下降，所得税的比重慢慢上升，然后再到一定水平，财产税才能够上升。
所以，在中国人均收入只有4000美元的水平上，要让财产税成为一个主体税种，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完全不现实，5年、10年都实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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