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陈志龙
涉税事件成为近日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公众所表现出的“仇税”心态的反映。无论是发轫于南京的“婚前房产加名税”，还是从北京而起的“月饼税”，皆蕴含着基层民众日益沉重的税负焦虑。
而对于一些本属正常调整的税收业务，亦已然被打上与民争利的烙印，而面对公众的质疑与不满，以及在舆论的“倒逼”之下，税务部门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相互推诿或者发出模糊、有歧义的解释。
此前所发生的假的国税“47号文”，不仅大摆乌龙，大量媒体亦卷入其中，外界评论称“像个真的似的”进行以讹传讹的解读。
在此背后，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导致如此局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税制结构并未紧随时代变化而更新，加之透明度不高，又导致不同收入群体纳税金额差别悬殊。
这也牵扯出另一个问题——税负公平如何实现？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挑战日渐凸显，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也低于GDP的增速，而财政收入是远高于GDP的增长，一定程度上，这也要求税负公平问题应合理解决。
高收入行业漏税严重
“普通人发盒月饼要交月饼税，我代账的几个私营企业老板，什么消费都能通过公司账目上报销，老婆的化妆品、卫生用品、内衣裤、送人的礼品都开成办公用品，所有的餐费都拿来报销，一切的个人消费都能从公司报掉。数十万的工资奖金、上百万的股金分红，都有专门的税务筹划师来帮他以通过股权运作的方式避税，而普通的工薪族根本没有避税的机会。”谈及于9月1日实施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下称《个人所得税法》），南京一家代账公司负责人李女士告诉本报记者。
根据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因提高了个税起征点，约6000万人将免缴个税，而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曾在5月号《新财富》杂志上撰文表示，设计非常不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制，事实上已经沦为工资税。
然而，即便《个人所得税法》已修订并实施，但上述南京李女士仍然认为，月收入低于3500元(扣除“三险一金”后)的工薪族不再缴纳个税对于普通人是利好，但是如果建立不起对高收入群体薪酬的有效监管跟踪体系，个人所得税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它沦为“工资税”的事实。
江苏省地税系统的一位官员说，对高收入人群的监控也受制于监控体系的薄弱，很容易使个税沦为工资税。
“我们下面的分支机构曾对辖区著名高校的商学院的教授、大医院的名医生、上市公司高管进行工资以外其他收入项的申报登记，但按人头发下去的申报表，返回来的都是他们工资单上的数字，没人填其他收入。有的名校商学院的院长、著名的外科医生年收入数百万元，但税务部门就是征不到税。我们对高收入人群的跟踪系统是个空白，这也是收入两极分化的真实写照。”南京一家区级地税分局的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他的话被南京一家名牌高校商学院会计系的教授所证实。
不久前，一次喝茶聊天时，上述会计系教授毫不避讳地告诉本报记者，今年上半年，各种讲课收入、兼职做独立董事的收入已超过100万元，“这还不算多的，院里过百万元的多了去，至于缴了多少个税，只有天知道。”
这位教授还举了一个商学院教授挣快钱的例子。现在EMBA和MBA火得不得了，像高尔夫一样成为“富人的校园俱乐部”。教授们给EMBA上半天课，院里开的讲课费是1.5万元，院长更高，一般是2万元。而给企业做独立董事，南京有个学院的副院长一人兼了七八家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在的独董，就是开开会、喝喝酒、举举手、分分钱，每家除了一年给5万～10万的费用，有的还能报销几万块钱的发票。”而个人所得税究竟缴了多少，上述教授同样毫不讳言地说“能避就避”，“税务局没人来管的”。
收入数据与现实悖论
从税务机关掌握的高收入人群来看，数字与现实亦大相径庭，反差强烈。
一份报告显示，江苏全省的高收入人群中，月收入为2万～4万元的群体不到1万人，而月收入为4万～6万的人群还不到3000人。
南京的一位税务稽查干部对本报记者说，这个数字还没有南京德基购物中心（一家高档奢侈品商店）的VIP会员多。
这反映税务部门掌握的个税纳税群体数据与社会应纳税群体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主要是手段原始落后，现在收入渠道太多，传统的统计手段有效性差。而这几年税收增长太快，个税在总收入中占比不大，税务部门也不太当回事。加之高收入人群的纳税遵从度低，法不责众。”上述税务稽查干部说。
这个问题不解决，个人所得税必然就成为横亘在百姓心头的工资税。南京农业大学经管院院长周应恒认为，如果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路仍然停留在提高起征点以及减少征收的税率间隔上，远远解决不了当前个人所得税的根本问题。
江苏省2009年进行的一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调查显示，江苏城镇居民人均月度消费支出约为2013元。当时CPI还是负值，而今年的CPI已经“过六奔七”了，城镇居民的人均月度消费支出必然要高于这个数，过低的个税起征点意味着普通居民的日常消费行为都要课征个税，“月饼税”、“加名税”等种种合法不合理的怪事就不一而足，而高收入群体夜夜笙歌、花天酒地，在税收问题上却可以高枕无忧。
连续多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保持着30%的增长速度，去年突破了8万亿，今年可望突破10万亿。财政收入与GDP的占比创出历史新高，国库丰盈的同时，决策者应思考如何藏富于民。
从江苏财税收入主要税种构成分析看，1%的大企业缴了60%的税，2003年以来，全省主要税种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在40%以上。
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后，江苏全省交税人数不足200万，占总人数的约1/40，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在中国经济数一数二的经济大省，大量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总体不高、增长不快，“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依然任重而道远。
完善制度设计
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潘永和不久前在与本报记者交流时表示，个税改革是以财政的“千亿让利”撬动内需转型迈出的第一步，从这次减税的主体来看，受益者主要是中低收入者，通过减税逐步实现低收入者不交税，中等收入者少缴税、高收入者多缴税的改革目标。
潘永和表示，减税落实到一些具体人头上，虽然还是“毛毛雨”，但减税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性收入，但要想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起到有效调节作用，光靠个人所得税改革显然还不够，必须要有更完善的顶层制度设计，必须不断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改善因结构不科学导致部分税负过高的问题，形成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税收制度。
潘永和认为，在做大财富蛋糕的同时，努力“分好蛋糕”，这就需要公共财政有更多的担当。
如何让公共财政有更多担当，潘永和解释称，如加大对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的投入，更大力度地关注民生、重视民意，努力维护社会公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要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上下工夫，在百姓收入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既要“减负”，更要直接增加百姓收入，让人们兜里的“活钱”再多些，钱包鼓了，消费才更有底气，从传统的外向依赖和投资依赖向内需拉动的转型才有抓手。
本报记者也曾在新加坡听导游心生敬畏地介绍过他们的税务局是如何在个人所得税上和有钱人打交道的。
这位导游表示，新加坡个税实行申报制，税务机关有自己完善的情报信息系统，能通过各种管道对重点关注的社会名流进行收入统计。你申报的数字如果与税务机关掌握的情况悬殊太大，第一次先退票，不作任何解释——好好想想，还有哪些收入“忘记”报了；第二次，如果还是不对的话，稽查核对通知书就到你门上了，约时间跟你对账。
“事不过三，如果出现第三次，对不起，会按原先税率的200%甚至更高进行惩罚性征税，并且公之于众。所以，知名人士谁都不敢与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对抗。”上述导游说。
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杨涛认为，《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名”带有明显的主观判断，中国的税负显然是被夸大了，“从目前我国税收收入负担来看，我国的税负并不是处于很高的水平。”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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