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重庆共富的战略考虑与路径选择

　　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通过的《决定》，全面贯彻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庆祝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精神，明确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是一份指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走民生路、念共富经的重要文件。为了让大家 更深入地领会《决定》的精神，与大家作三方面的交流。

　　一、深刻领会《决定》包涵的重大思想

　　全委会开得很成功。薄熙来书记代表市委常委会作了一个非常好的主题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党的事业发展、顺应人民群众期盼的新观点、新要求；《决定》提出的 “共富十二条”，4000多字，一目了然，条条看得见、摸得着，条条可测量、能落地；会议形成了抓发展、缩差距、促共富的广泛共识，激发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创造性。学习领会《决定》，务必吃透弄懂《决定》蕴涵的重大意义、理论逻辑和改革创新思维。

　　(一)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对此，薄熙来书记作了全面系统、深入浅出的阐释。概括起来，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使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邓小平鲜明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观90年的建党历程，我们党始终担负起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踏上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康庄大道，正昂首阔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

　　二是“314”总体部署的题中之义。胡锦涛总书记将重庆定位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要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若遵循沿海地区过去30多年的常规路径努力去干，重庆经济保持15%左右的增速，到2015年建成“增长极”和“经济中心”，是能够做到的。但是，“314”总体部署的要求不只在于建成“增长极”、“经济中心”，还在于城乡统筹和全面小康。重庆有别于京、津、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搞好城乡统筹。要在建设增长极、经济中心的过程中，同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决不能出现城市很发达、农村很落后的局面。同时，全面小康必须表现为三个差距的缩小，是人人都享有较好生活的均衡小康，而不是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被平均出来的小康。从这个意义上讲，“314”总体部署的定向导航，包含着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

　　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科学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通过对生产力的科学布局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而不能是各种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十分紧张的局面。其次，增长方式必须转变。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拉动。长期靠出口拉动，会导致国际贸易及国际收支不平衡，造成贸易摩擦；长期靠投资拉动，发展方式难免粗放，高投资率毕竟难以持续。必须转向为以内需为主，特别是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再有，国民收入分配必须合理。一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做得不够好，以至于在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同时，基尼系数之高也成了全球第二。衡量是否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标志在于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城乡、区域、贫富差距不再扩大，并且逐步缩小到合理区间。

　　四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纵观历史发展进程，贫富差距历来是民心所向的风向标。按照国际标准，当贫富差距超过了社会容忍底线，比如基尼系数超过0.5，整个社会就十分脆弱，一个小概率事件就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社会动荡。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8左右，重庆的基尼系数也达到0.438，务必高度重视。我们只有合理调整利益格局，着力解决好当前突出的民生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们的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

　　(二)《决定》富含经济学原理。 “共富十二条”的确定，不是拍脑袋、想当然作出的。我们既考虑了实践的需要，做到条条指向明确、目标措施过硬；又以丰富的经济学原理为支撑，力求解答一些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系统阐述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通俗地讲，就是做“蛋糕”决定着分“蛋糕”，分“蛋糕”反作用于做“蛋糕”。然而，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常常纠结于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孰轻孰重。

　　《决定》提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反对平均主义，防止两极分化，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又好又快与公平正义相统一。这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蛋糕”做不大，何谈分得好？我们必须坚持能快则快、又好又快，加快做大“蛋糕”，加快做大总量、提升发展质量，为分好“蛋糕”打牢基础。另一方面，“蛋糕”分不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对立情绪越积越多，人们一旦丧失对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蛋糕”最终也难以做大。事实上，经济快速发展并不必然产生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决不能坐等“蛋糕”做大后，再考虑如何分好“蛋糕”，“做蛋糕”与“分蛋糕”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这些年，我们保持一般预算支出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及基层，全面落实“民生十条”，不仅解决了大量突出的民生问题，而且激活了内需，拉动了经济增长。全市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前三，今年上半年增长16.5%、居全国第二；地方财政收入五年翻了两番多，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1.3%、13.1%。这一连串的数据雄辩地证明，发展与共富是能够有机统一的，是可以良性互动的。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实践证明，政府不是万能的，无法也不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也会有“失灵”的地方。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灵活运用，有三种情况：

　　(1)让市场这只“手”发挥好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比如，要缩小城乡差距，必须有效激活城乡资源要素，确保市场“这只手”真正延伸到农村去，让广大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好处。通过“地票”交易、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等措施，就可促成农民财富爆发式增长。

　　(2)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力。比如住房问题，若完全由政府保障，会造成房源不足，老百姓拥挤不堪；若完全由市场配置，又导致房价飞涨，产生了大量“房奴”或“蜗居”。建立政府保障与市场配置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构建“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就成了必然选择。

　　(3)在市场这只“手”失灵的时候或达不到的地方，需要政府这只“手”弥补到位。比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爱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等，就需要政府“出手”。

　　三是公有制经济理论。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从本质上讲，这种制度可以防范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讲：“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这些年，重庆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助推 “五个重庆” 建设、“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区县园区发展等方面功勋卓著。同时，通过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为政府扩大民生支出提供了财力支持。截止去年底，市属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比例已达到15%。《决定》提出，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今后5年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就是对小平同志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充分运用。

　　相应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主要症结在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而资本获利太多。《决定》明确实行职工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高管薪酬“三挂钩”，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加强税收调节，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

　　四是基尼系数。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提出了这个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这一指标在0与1之间，但并非越低越好。计划经济年代，全国基尼系数低于0.2，分配绝对平均，但那时候是“一大二公”、“一穷二白”。这种效率低下、共同贫穷的局面，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0.2—0.3，则社会发展均衡有余、效率不足，但比绝对平均好。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基尼系数就在这个范围。0.4—0.5，做“蛋糕”的能力很强，但分配不公，这是当前我们所在的区间。超过0.5，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社会不稳定，各种矛盾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0.3—0.4，是全球公认的合理区间，既能通过高效率做大“蛋糕”，又体现分好“蛋糕”的公平性。在0.3—0.4这个区间，0.35最为理想，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有人说，走共同富裕道路，反对两极分化，就是搞平均主义。殊不知，基尼系数变动过程中本身就考虑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有个过渡阶段，绝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走两个极端。

　　我们提出到2015年，全市基尼系数由现在的0.438下降到0.35，下降0.088，难度的确非常大。学术界测算基尼系数的方法有多种，较为科学实用的是按收入法测算，主要涉及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两个板块内部的基尼系数等因子。对这些因子的运用，各区县要视具体情况分析。比如渝西几个县和主城近郊区县，城市显然没有主城区那么富，而农村的状况肯定比“两翼”的好。目前，这些区县的城乡差距可能低于2.5：1，基尼系数一般也在0.3左右，但不要因为差距比全市低而沾沾自喜，也不可搞一刀切，以市里的标准作为自己区县的衡量标准。如果照搬市里提出的这些目标，就意味着差距不仅没缩小，反而拉大了。“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各区县一定要实事求是，目标分解务求科学合理。

　　五是“刘易斯拐点”。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表明，当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减少到10%时，务农收入将超过务工收入，就会产生“刘易斯拐点”。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不是原有城市人口自我的生活改善和结构调整，而是大量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一个地区农民收入若80%以上靠务农，其人均劳动力收入大约在1000元左右；若60%务农，40%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可能有2000元左右；若40%务农，60%靠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可能3000元左右；若 20%—30%务农，70%—80%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就可能超过5000元。总之，务农收入不如务工收入，这些年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这种情况不是永恒的，当“刘易斯拐点”到来时，农民在农村中的务农收入会超过务工收入。我认为，中国国情特殊，务农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比例减少到25%左右时，“刘易斯拐点”就会到来。

　　这些年，重庆一直以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一体化作为发展战略，努力减少农民务农，使其更多地进城务工。从去年起，市委、市政府不遗余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力争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就是为了抓住“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机遇，加快发展富民的步伐。

　　六是供应学派理论。这种“供应”是企业供应、就业供应，而不是产品供应，本质是提供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其内在逻辑是：政府通过财政补助和税费优惠方式，扶持工商企业繁殖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减少失业者，由此政府用于失业人群的公共保障费用就会减少，进而各种税负需求也进一步降低，刺激经济社会发展。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就可实现经济良性发展。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运用了供应学派理论，造就了一时繁荣。随着形势好转，这些国家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痛”，不断加重税负，企业生产成本很高。同时，大量资金进入虚拟经济，工商产业等实体经济内难有资金循环，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导致产业大量转移到亚洲、南美等一些新兴国家，转出地则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从这个角度讲，《决定》提出打造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融通、低物业等“五低”成本发展环境，运用财政补助，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培育市场主体，就是对供应学派理论的借鉴和运用。

　　总体上，《决定》中的“十二条”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符合市场经济学原理，有章有法，绝不是凭着良好愿望闷头蛮干。

　　(三)落实好《决定》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共富十二条”目标明确，表述简约，是不是仅靠“5+2”、“白+黑”，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就可完成任务呢？不能！必须动脑筋，“实干+巧干”才行。“十二条”涉及的基本面非常大，每条覆盖的群众少则几百万人，多则上千万人，每条需要投入的资金量少则几百亿元，多则上千亿元。

　　从涉及的人口数量看，《决定》第一条讲了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到2015年全市就业岗位共计900万个。5年市场主体达到200万个，其中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可带动150万人就业；新增80万个体户，每一个体户带动一两人就业，就是100多万人。《决定》第四条讲了建设2500个农民新村，每个农民新村集聚500户左右，涉及100多万户。《决定》第八条讲了规划建设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可解决200万人的住房保障问题。

　　从涉及的资金量看，《决定》第一条讲的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按人均收入2万元算，再加上养老、医保等，总收入就有上千亿元。新增30万个大中小微企业、80万个个体户，新增的收入量有上千亿元。《决定》第二条讲的户籍制度改革，大体上一个农民转户进城涉及的15年左右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费用需要10万元，到今年底完成300万人转户，需要成本3000多亿元；到2015年完成500万人转户，总成本就有5000多亿元。《决定》第四条讲的地票交易，每年6—7万亩，每亩价值20万元，就是上百亿元，5年总计700多亿元；若每亩交易价格增至25万元、30万元，5年就会上千亿元。《决定》第五条和第六条讲的扶贫帮困，照顾好130万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一年要花十几亿元，5年也是近百亿元。《决定》第七条讲的国资经营收益30%上缴财政，现在国有企业利润每年大约500亿元，每年上缴150亿元，5年即便不增长，总计也有750亿元；如保持20%—30%的增长，上缴就会超过千亿元。《决定》第八条讲的建设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投入也是上千亿元。初步匡算，“共富十二条” 直接涉及的资金量1.1万亿元。

　　对于这笔巨量资金，从来源上看，5000多亿元是政府支出，另外5000多亿元由政府作制度安排，企业和社会单位埋单。从投向上看，大约5500亿元进入农村，惠及1500多万农民；5000多亿元进入城市，为城镇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所得。

　　投入规模如此之大，覆盖范围如此之广，绝不是一个个小打小闹的改革措施，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枢纽性工程”，是涉及全社会的系统改造。因此，我们不仅要把总体框架、逻辑线条理解到位，还要把每条战略举措操作到位，绝不能留空白。比如，《决定》提出农村“三权”抵押贷款1000亿元，目前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还不完善，全市大约只有100亿元。在同等情况下，有的区县只完成500万元，有的却有5亿元，相差百倍之多！再如发展股份合作社2000个，现在全市有500多个，但分布很不均衡，有的区县多达200个，有的区县一个也没有。

　　干事凡爱动脑筋的，效果肯定比较精彩。仅仅凭勇气和决心，凭蛮干，甚至瞎干，是不行的。把“共富十二条”落到实处，需要大胆探索，创意而为，抓到关键处、干到点子上，才能开花结果，产生巨大的效应。

　　二、准确把握“共富十二条”的内在逻辑和操作路径

　　(一)就业创业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面。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本身经济发展很慢，失业率很高，财产性收入很低，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肯定难以解决。《决定》首先强调充分就业和创业富民，就抓住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和基础环节。

　　实现充分就业，核心在产业发展。重庆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增长连续多年在15%左右，今后5年仍有把握保持在这样的加速轨道上。尤其喜人的是，全市工业销售值连续几年保持在30%左右的增速，去年总量超过1万亿元，今年可达到1.4万亿元，明年达到1.8万亿元，2015年将超过3万亿元。工业大发展，必然带动金融、物流、商贸零售等服务业蓬勃发展。现在全市银行业贷款余额超过1万亿元，房地产业、商贸物流、进出口贸易等服务业营业额也有1万亿元，总之，今后五年，重庆的工业销售值、银行贷款余额、第三产业的营业额都将达到3万亿元的规模。

　　在这“3个3万亿”的经济规模中，目前我市200多万个产业工人干了1万多亿元，人均创造产值40多万元。随着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2015年按人均80万元测算，工业销售值达到3万亿元，至少可增加150万个就业岗位。按工业带动服务业1：1.2的比例测算，服务业领域可新增就业岗位180万个。这样，今后5年，全市将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加上现有的500多万个就业岗位，总共就业岗位约900万个。届时，我市常住人口约3000万人、城镇化率60%，除去约一半的老人和儿童，有近900万人劳动适龄人口，完全可以实现充分就业。

　　自党的十五大起，中央都在强调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现在老百姓不富裕，主要问题出在财产性收入占比太低，特别是城乡广大中低收入者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目前的贫富差距，不只是工资性收入的差距，更多体现为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比如，城市有房产的群体，近些年因为房价翻了两番以上，其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无房产群体。当然，整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不能仅靠房产增值，关键还在大幅增加市场主体，产生更多大小老板和持股群体。

　　重庆相比沿海地区，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市场主体太少。全市3000万人，去年底企业数约20万个、个体户70万个；而上海2000万人，有企业数60多万个、个体户120万个。《决定》提出，到2015年各类市场主体达到200万个，其中个体工商户150万个、微型企业15万个、其他大中小型企业35万个。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很大。比如企业数，过去几十年我们才发展到20万个，今后5年就要增加30万个，靠惯性推动肯定不行。

　　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国务院前后推出了两个“36条”，其本质意义有四：一是对大中型企业，本身有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实力，关键是给予平等的国民待遇。二是对中小企业，主是帮助解决融资难问题。三是对微型企业，关键要帮助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四是对个体工商户，要通过降低准入门槛、规范发展背街小巷摊区、繁荣夜市经济等，放宽他们的活动空间。北京、台湾等地的夜市经济、跳蚤市场都比较发达，不仅解决了大量人口就业，增加了群众收入，还是城市和谐繁荣的风景线。

　　一般来说，微型企业资本金或资产在50万元以下，从业人员10人左右，年营业额500万元以下。重庆首开微型企业发展的先河，目前微型企业已纳入国家新制定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这是重庆的一大贡献。我们主要在三方面加以扶持：

　　(1)只要创办者自带10万元以上的资本金注册申办微型企业，财政按不同行业给予3—5万元的资本金补助。对资本金补助，应该严格落实不炒股票、不炒房产、不抽逃的“三不”原则。这是一个互相“钓鱼”的政策，可唤起群众创业的巨大积极性。

　　(2)按资本金给予1：1的融资担保贷款。这个比例远低于“存一贷三”的通常贷款标准，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三峡银行要义不容辞担当起“主力军”，力争每年给新办的3万个微型企业贷款50亿元。

　　(3)按资本金等额返还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如果一个微型企业成立之初有15万元资本金，第一轮产生的税收返给后，就有30万元的资本金，再加上银行等额贷款，资产总额就可能达到60万元，企业就会逐步做大。

　　这套政策实施一年来，已发展微型企业3万户、带动26万人就业，可谓“开张大吉”。今后，要优化市和区县资本金补助下拨方式，由工商部门直接拨付给微型企业，注册资金到位后，补助必须在一周内到位。

　　有效扩大社会就业，鼓励全民创业致富，不仅仅靠老百姓奋发图强，更重要的是提供就业、创业的全流程服务，努力打造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融资、低物业成本的发展环境，使重庆成为投资兴业的乐园。比如，税费方面，我们不仅有西部大开发、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等诸多优惠政策，而且在不突破国家税法规定的前提下，都按低限收取税费，在西部执行15%企业所得税政策最彻底，是我国税负最低的地区之一。又如要素成本和物业成本方面，政府对土地控制较好，主城未来10年的建设性用地已有30多万亩，其中50%控制在政府手中，所以对公租房、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用地，能够以较低成本供应。重庆是西部最大的城市，但房价比成都、西安，甚至贵阳等周边城市都低。这看似“丢分”，其实是我们有意调控的结果，是重庆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一个地方靠土地财政赚钱，固然可“辉煌”一时，但最终会使企业和产业转移，导致经济走向萧条。

　　除了打造“五低”成本发展环境，我们还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因势而动，及时出台适应性调控举措，帮助微观市场主体化解困难、良性发展。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先后出台了“7+5+12”的政策措施，推动重庆经济逆势而进，增速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今年以来，我们又针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了能源、资金、土地、物价、外资“五个调度”，收到了良好效果。

　　比如能源调控方面，今年以来，全国东、中、西部到处拉闸限电，一些电力大省也未能幸免。其实，这并不是电力装机容量不够，而是因为煤与电之间价格倒挂，电厂发电越多亏损越大，全国9亿千瓦电力装机只有6亿多千瓦“出力”，除了国有电力公司出力不足之外，民营、外资电厂也几乎停摆。相反，我市从5月以来，就做到电力保障安然无恙，原因在于我们提前采取12条储煤和外购电的措施，并拨出12亿元财政资金，对中央电网企业和电力企业外购电和储备电煤进行补贴。对外购电，“地不分东西南北、路不分距离远近”，只要能稳定供应半小时以上，就每度电加价2—3分购进，且成本不转嫁给工商企业和老百姓。对电煤，我们给予每吨200元的补助，效果立竿见影，电煤储备由6月底的50多万吨猛增到360万吨，即使出现断煤两个月，也可保证不拉闸限电，比全国多50多天的应急期。初步估算，今年采取了这些保电措施，不仅避免了老百姓因因拉闸限电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局面，还避免了因拉闸限电造成2000亿元左右工业产值的损失。按100亿元产值产生约7亿元税收计算，相当于140亿元税收，这是投入产出1：10的“好买卖”。所以，这12亿元的财政调度，就是一个字：“值”！

　　又如资金调控方面，我市二、三产业营业额已达2万多亿元，比上年增长20%，所需铺底的流动资金，再加上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所需的资金，全年约需新增4000亿元融资量。自3月份开始，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调度：一是力争全年新增银行贷款增长20%，约2200亿元。上半年新增贷款增长24%，比全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规模1500多亿元。照此态势，年底新增2200亿元已成定局。二是力争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00亿美元，这相当于新增650亿人民币投资。三是非银行渠道融资，包括小贷、租赁、私募、风投和各类财务公司，以及股票上市、发行债券，争取达到750亿元左右。四是争取社保基金、央企公司、保险公司的资金进行信托融资，专项注入公租房建设，可筹集400亿元。

　　总之，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大力构建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产业体系，鼓励全社会通过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并辅以“五低”成本发展环境，同时加强经济运行的“五个调度”，重庆发展就会“既长骨头又长肉”，老百姓就会在加快发展中分得更多的“蛋糕”。

　　(二)破解“三农”问题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解决“三农”问题，核心在于农民增收。必须善用改革思路和市场化手段，变农村土地、房屋、林权等“死资源”为“活资产”，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大幅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

　　一是开展地票交易。这是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发3号文件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

　　所谓地票，是指利用级差地租原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办法，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等复垦为耕地，从而产生建设用地指标，并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面向社会公开交易，使农村建设用地享有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的收益。地票制度的创新之处，至少有五个方面：

　　(1)保证农村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传统的建设用地占补平衡，采取“先占后补”，往往“先占”是刚性的，“后补”是欠账的，导致耕地总面积逐年减少。而地票运作办法，在平衡上先增加耕地，后使用建设用地，真正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量归零的控制目标

　　(2)实现市域内大范围、远距离用地置换。“距离产生美”。通过地票“千里之外”的价格发现功能，将远郊区县的农村宅基地价值由每亩几万元提升到现在的20万元以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反哺大农村。

　　(3)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户进城提供利益补偿机制。较高的地票收益，能够解决好转户居民的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让他们很快融入城市生活。

　　(4)充实新农村建设资金。通过科学合理地调整农村聚居点布局，将零散的宅基地集中起来，除去集中建房的用地，腾出来的宅基地转换为地票，其收益将成为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农民新村建设和地票交易，城乡土地资源流动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5)宅基地通过地票变现，可成为农民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或成为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的入股资金，这将有力地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地票主要来源于两块：一是转户进城农民自愿退出的宅基地；二是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腾出来的建设用地。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地票的功能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截止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交易地票7.7万亩，成交额148亿元，效果是好的。

　　下一步，要从三方面加以完善：(1)严格实行土交所统一交易制度，严禁区县自行搞内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确保每年交易地票7万亩，使150多亿元收益反哺到远郊区县去。为鼓励地票生成，市里对提供地票较多的远郊区县，将从国家土地指标中给予一定的倾斜，这既算奖励，也是一种用地指标的统筹平衡。(2)完善地票收益分配办法。扣除垦复、管理等费用后的地票净收益，按85：15的比例，直接拨付给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3)形成全市统一的地票交易运转体系。市里准备了50亿元周转资金，按区县复垦计划提前预支，整治形成地票后再扣还。

　　二是建成2500个农民新村。目前，全市有农村户籍人口2200万、村落约1万个、居民约600万户。今后10年，农民转户进城将近1000万人，村落数量也将减少50%左右。同时，现有村落中，50%—60%的农房是30多年前建成的，质量较差，有很多房屋已经成了危旧房，需要改造或重建。《决定》提出，建设2500个农民新村，是符合实际的。

　　建设农民新村，核心动力在于搞好地票交易。按每个村落平均600户测算，零散的宅基地面积可能有600多亩，而集中建房只需要200多亩，腾出来的300多亩可以复垦出地票，按每亩20多万元计算，就有8000万元反哺注入村落改造，每户农户可得到10多万元，加上支农资金、危旧房改造资金、新农村建设资金等补助，总额可能超过15万元。这些钱不仅可解决新村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使农民更有实力打造新村风貌，提升农房品质。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地票交易反哺机制，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建设好2500个农民新村。

　　三是积极推进“三权”抵押融资。目前，重庆1.2万亿元贷款余额中，农村“三权”抵押贷款仅100亿元，占比与全国一样，不到1%。全市农民占了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一占比真是委屈了他们。我市现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和300多万亩宅基地，通过土交所这一平台，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复垦出来的宅基地至少价值1万亿元，即便抵押10%，农村也可新增1000亿元的现金流。《决定》提出，5年后“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占届时全市贷款总额的3%左右。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有把握的。

　　现阶段，如不解决“三权”抵押贷款风险防范问题，就只能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具体的措施有：一是对可能产生的“三权”抵押贷款坏帐，由银行、政府、农民各承担1/3。去年，农民贷款不良资产率在2%以下，这说明农民是讲诚信的，不应对他们求全责备。二是由市国资委筹集30亿元组建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担保公司，同时在30多个区县均成立子公司，形成一个伞形担保体系。若区县按3：1配套，又有10亿元资本金进来，就变成了40亿元，可放大10倍，可担保贷款400亿元。这笔资金一旦落到农民头上，必将彻底激活农村融通，带动农村经济大发展。

　　四是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个。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对于加快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都有重大意义。全市现有1万个专业合作社，如以现有的专业合作社、村民小组或有条件的村为单位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社，将虚化的产权量化到户、到人，让农民按股权分享经营收益，这必将激发出农村经济的巨大活力。

　　五是扶贫脱困。我市已率先实行动态扶贫开发机制，即把年收入只有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30%的农村人口纳入扶贫对象，这有利于大面积减少低收入人口。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计划，加快整村脱贫与连片开发，推进生态移民、扶贫移民、教育移民、就业移民，明年底前实现200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全市目前有18个贫困区县，从直辖初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还是18个，都没摘帽，是不是我们脱贫无能呢？并不是。过去，这些区县经济落后，一年的区县财政收入才1—2亿元，戴着贫困的帽子一般可以得到几千万元的扶贫资金补助。现在，有的区县财力已增加到几十亿元了，为保留这几千万元的贫困补助，不愿摘帽。实际上，因为是贫困区县，每年招商引资中的信誉损失就可能有几亿元。自己把“脊梁骨”压弯了，得不偿失呀！今后5年，力争50%以上的贫困区县摘帽。初步计划是，明年，潼南和“两翼”4个市级贫困区县率先摘帽，然后逐步扩大到“两翼”部分国家级贫困县。在这方面，市里将通过扶贫补助机制、体制的调整，采取转移支付方式，对摘帽的区县保持既有扶贫资金规模不减，以激励和巩固脱贫成果。

　　六是实施“两大关爱行动”。这两年，按照薄熙来书记要求，我们对13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万空巢老人给予了特别关爱，让他们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下一步，除了继续落实好直接关爱措施外，还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一部分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随农民工进入城市，彻底解决城乡分离、两地分居状态。

　　以上六方面措施，都是与农村发展直接相关的“杀手锏”，一旦操作到位，就可引发农村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与此同时，要把“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都市农业提升工程和渝西现代农业示范工程抓好，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这样，重庆解决“三农”问题就大有希望，城乡差距也一定会缩小。

　　(三)国民收入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是最需要攻坚突破的核心问题。有专家认为，当前不应把注意力放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上，而应放在防治贪污腐败、搞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绕开了国民收入分配调节这个基本面的问题。必须统筹协调好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劳资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从分配角度看，国民收入包括居民收入、政府收入、折旧费和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已成不争事实。全国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60%下降到目前的40%左右，我市大致为43%。当前，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递增，远高于GDP增速，若不闻不问，5年后政府收入占比可能提高到40%。尽管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通过转移支付等途径，毕竟不如一次分配时直接落到百姓头上的效果好。企业利润现在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远高于职工工资增速，劳动所得与资本收益的矛盾也已暴露出来。国民收入中，每年还要固定扣除7%—8%的折旧费，分配给老百姓的比例就会进一步降低。所以，如果政府、企业、居民分配格局这个基本面不动，而从其他微观角度煞费苦心地调整，最终也会于事无补、劳而无功。

　　《决定》明确提出，“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是我们最难攻坚的大事。按目前发展态势，未来5年经济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加上每年4%左右的通胀，全市经济总量绝对值可达1.8万亿元，其中50%，即9000亿元要成为居民一次分配收入。按全市去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人数测算，居民收入总额只有3400亿元，这意味着未来五年要增加5600亿元。粗略匡算，新增的5600亿元，大致分配途径为：留在农村的1000多万农民，如果实现人均增收1万元，将增加1000多亿元；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连同城镇经济单位现有职工500多万人，总计900万人(加上老人小孩，城市人口约1800万人)，这类群体的工资、奖金和家庭必须的社保收入，按人均增加3万元算，将增加3000亿元左右；剩下的1000多亿元，就是微型企业、个体户发展起来后的“草根”经济收入。由此看，要把这5600亿元分好，并将其绝大多数分配到中低收入者头上，是非常复杂、了不得的大事。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必须在一、二、三次分配各环节上下够功夫，尤其要在初次分配上动脑筋。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有赖于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目前，各地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全社会按此发工资的人头不到10%，不足以决定居民参与分配的基本面。这里有一个顶层设计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步骤问题。这里讲的指导原则，要求社会的工资增长，要贯彻三个原则：一是经济增长加一块，二是改革机制调一块，三是通货膨胀补一块，做到年年有小调、三年有中调，五年有倍增，从而实现GDP翻番过程中劳动报酬占比不仅不降低，还能有所上升的目标格局。一次分配的改革调整，还要研究工作步骤问题。我们往往有个思考出发点，认为调整应当先农民、工人，再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可以先不动或是慢慢动，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出发点本身没错，是宗旨意识的体现。但通观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公务员工资改革始终是调整收入分配的突破口。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及长期实行的计划分配方式，使得个人收入分配一直依赖于国家出台的工资政策，公务员的工资方案往往成为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和全社会的参照物。只要公务员工资一动，各行各业都会及时跟进。这些习惯成为惯性甚至写入了《教师法》这样的法律中。在这种背景下，公务员这个群体的工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都会跟着动。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职工收入也会因全社会平均工资上升而上升。鉴于此，市财政、人力社保等部门可考虑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津补贴差距。当然，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一次分配，在建立一次分配合理调整机制的基础上，还需要完善二次、三次分配，包括降低中小企业税负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三农”反哺力度、提高困难群体生活水平等措施相配套，这才符合共富的要求。

　　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具有调节政府本身过高的收入、调节企业不合理的利润、抑制少数人暴富这三方面的杠杆功能。从国际经验看，要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一般由政府结构性减税和企业适度让利，并制定规则、加强监管，就可以将好处传递给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必须做到应征必征、应减尽减、应免则免。税制改革决策权在中央，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争取改革试点，一方面在合理的法规权力内也可积极作为。去年我们完善了土地增值税征收方式，这一块税收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就达到48亿元，占税收总额的8%左右。这不仅成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有效遏制了税收“跑冒漏滴”，更重要的是调节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

　　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理论上其利润属于全民。但若认为国企利润13亿人每人一份，就是走极端，搞“民粹主义”。《决定》提出了三条很硬朗、有突破性的措施：

　　其一，国有企业要不断增强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些年，我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市属国有资产规模由2001年的1700亿元增加到1.25万亿元，由全国第19位跃居第4位、中西部第1位，增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较好地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前，不少集团资产已经跃上几百亿元甚至千亿元，块头并不亚于很多央企，所以国有资产到海外一年就可以投资几十亿美元。这表明，我市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影响力很强，能够将中央和市里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杠杆纽带传递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细胞，也能按要求为“三农”、区县和民营经济服好务。

　　其二，国有企业的利润应该上交一些红利给政府。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安排等原因，有无利润全部算国家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只拿企业所得税，国企的利润属于谁，应不应该上缴一部分，几乎没有深入研究。近十年来，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长，央企大约有1万亿元，地方国企也有近6000亿元，但红利基本不上交或交得很少，可以算是“卡拉OK”、自拉自唱。过去五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一些有益探索，抓好了国有经济预算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每年上缴政府的红利大体在15%左右。《决定》明确规定，今后五年，我市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由财政用于全社会公共服务。这个比例，大体上是比照上市公司每年应当以30%的利润分红派息给股东这样一个国际惯例确定的。

　　其三，发挥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作用。我市国有企业有100多万职工，调控好不同行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规范国企管理层的薪酬非常重要，对全社会也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要充分发挥企业工会、职代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工资总额调控机制，稳步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确保普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不低于管理层薪酬的增幅。

　　(四)户籍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攻坚战。最近几年，市委、市政府抓了两个事关基本面的重大改革，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打通了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通道；二是住房制度改革，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中低收入者有房可住。这两项改革都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突破口，是实现“共富十二条”的两个重要抓手。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这项工作有五大意义：

　　一是维护农民工权益。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奉献了青春和劳动，却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福利待遇，这是对他们的不公。

　　二是有效扩大消费。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人平约1万元，转户进城1000万人，就可增加1000亿元消费，形成对经济的长周期持续拉动。

　　三是提高农村生产效率。目前我市3000多万亩耕地，由2000多万农民耕种，今后十年如果有1000万农民进城落户，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会翻番，人均产出水平和农民收入也会相应翻番。

　　四是促进城乡资源要素一体化。按照世界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化的过程中，农用地面积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但我国城镇化却有悖于这一规律，2亿农民工不仅占用了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还闲置了大量的农村宅基地。如果引导他们有序转户进城，将退出来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不仅可守住18亿亩耕地的底线，还会有所增长。

　　五是增加城市活力。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绝不是天降精英，不能寄望于全是大学生、留学生、投资者和白领，更多是“地上”涌进的农民工。青壮年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不仅让城市更加年轻，推迟城市老龄化，还带来人口红利。

　　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年我们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工业园区、主城区和区县城为重点承载地，推动在城里工作三年以上的农民工自愿转户进城。我们创新了三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不将退地作为转户前提。农民工转户进城，不存在以土地换户口，只要在城镇就业三五年就可以。二是对转户居民，实行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城镇五大保障“一步到位”。三是农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而且是可选择性地退出。

　　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合理分摊成本。当初，考虑到重庆存量农民工有400万，其中工作三五年以上的有200多万，带上亲属转户会有330多万人，大体上需要投入3000多亿元。这是未来15年的总量，分摊到每年，其实就200亿元。从资金来源看，大体分三大块，企业出一块、政府出一块、社会平衡一块：(1)涉及到养老、医疗等保险成本，约1000多亿元，理应由企业支付。(2)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入由政府承担。城市人口增加，必然要增加这些方面的投入。但事实上，这些转户群体早已作为常住人口居住在城市，各级政府已经根据常住人口规模来规划和建设各类基础设施。现在，他们变成了本地人，对城市功能的需求可能高了，那么，缺什么就补什么。这是城市发展的题中之义。(3)社会平衡。通过地票，城市房产商等各类企业资金进入农村，转户居民 “三权”退出后得到的补偿可作为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公租房租金等资金的来源。由此看，这3000多亿元成本，我们是能够平衡的。

　　由于制度设计合理，工作服务到位，户籍制度改革受到农民工的欢迎，实施效果比较理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量符合预期。一年下来转了232万人，年底累计可转300万人左右，堪称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各省区市规模最大的一次户籍制度变迁。二是结构符合预期。我们不是简单的农转非，机械地把农民转进来，把老人、小孩拉到城里来，而是把转户主体锁定在农民工及其新生代。现在的转户人群中，60%以上是农民工，40%是老人、小孩等家属。如果不准家属转户，就会造成两地分居，这是解决了一个社会矛盾，又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矛盾，人性化不够。或者70%是老人、小孩，30%是农民工，则既不协调，也不科学。三是分布结构符合预期。转户居民60%以上在主城、区县城和开发区，近40%在乡镇。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下一步要加强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大主城区农民工转户力度。户改启动以来，大多数区县基本满足了农民工及其新生代的转户需求，但主城九区的效果还未显现出来。主城九区的区委、区政府要深入研究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措施，市考核办应予追踪督导。二是加大服务业领域转户力度。现在转的多是工业领域从业人员，餐饮、房地产、信息服务、商贸流通等服务业80%基本没动。这一块真动起来，会有几十万人。三是加大在外的农民工回引力度。他们能在沿海地区安家立业是好事，但如果没有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愿意回来工作，转户就应该接续他们在沿海的务工年限。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解决老百姓住房难问题，薄熙来书记两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前年的全市经济工作会上，他讲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土地改革，现在坐稳天下需要解决好住房问题。按照市委要求，市政府针对住房单轨制供给的缺陷，率先提出了30%—40%由政府保障、60%—70%由市场配置的“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推动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调控机制，努力实现城市居民“住有所居”。

　　对整个房地产市场运行，我们实行“三端调控”：对低端，公租房建设没有土地出让金、相关税费和企业利润，保证了低价位、低租金；对中端，按固定资产投资的25%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按人均住房30平方米调控楼市投放量，将楼面地价控制在房价的1/3以内，对购买首套普通商品房给予税费优惠，将普通商品房房价收入比稳定在6—7；对高端，采取差异化财税政策加以约束，率先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得到了国务院的肯定和大力支持，正在积极稳妥推进之中。总体上，重庆房地产市场是比较健康的。

　　去年初，我们整合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双限房等各类保障性建房，形成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房体系，提出三年建设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大体上解决200万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按照30%的覆盖面，重庆主城未来1000万城市人口，大约有300多万人，其中100多万人在危旧房拆迁、棚户区拆迁过程中予以安置，还有200万人需要通过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来解决。我市公租房建设有五个特点：

　　一是对象明确。主要面向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和住房困难户。这三类群体特征清晰，不会出现“浑水摸鱼”现象。在操作过程中，这三类人群具体月收入是2000元还是3000元，倒没多大关系，可以放宽一些。事实证明，我们配租后核查的人群，几乎没有假冒情况。今年已经摇号两次，年内还有两三次摇号，全年总计有十几万套公租房实现配租。对公租房摇号配租，不是因为供给不够，而是为了让承租者公平地选择小区、户型和楼层，而不是让十几个人来争一套房子，挤破脑袋。这种做法更以人为本。

　　二是布局合理。公租房品质较高，围绕产业集聚区规划布局，选择城市地铁、快速干道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地段，与20多个大型人口集聚区的商住楼盘“混建”，共享配套和服务，可防止形成贫民窟，促进社会和谐。

　　三是租金较低。公租房免收土地出让金、相关税和配套费，不产生利润，造房成本只有同类商品房的60%左右，其租金就能控制在同类商品房的60%、城镇居民月收入的1/6以内。现在，我市城镇双职工家庭每月收入三千多元，其中1/6就是500多元，平均下来，公租房租金每平方米10元。当然，三五年后，普通商品房房价可能有所提高，公租房建设成本也会增加，经物价部门核定，公租房租金也会作相应调整。

　　四是堵住了两个“黑洞”。公租房租住满5年后，租房户可以成本价购买，但出售时只能由公租房管理局回购，这一过程无暴利可图，不会像经济适用房那样有成倍差价可赚，投机炒房者就不会来，这就防止了出现利益输送的“黑洞”。与此同时，公租房退租或回购，可形成一个4000万平方米保障房的“蓄水池”，从而循环反复利用，这可防止政府十年、二十年无休止地修建公租房而产生的投资“黑洞”。

　　五是融通模式合理。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要花1100多亿元， 其中，300亿元政府投入，预计中央支持150亿元，市财政按1：1配套投入150亿元。银行贷款、市场融资800亿元，去年银行贷款250亿元已到位，今年尽管银根逐步收紧，银行系统响应中央号召，都愿意给公租房建设融资，但我们从大局出发，要求公租房建设不向银行融资，这可为工商企业腾出更多信贷资源。我们通过社保基金得到45亿元，商业保险融资250亿元，国家烟草公司等央企投入250—300亿元，今明两年重庆公租房建设需要的600多亿元就有着落了。现在，不少地方造保障房举步维艰，一没地，二没钱，就让开发商来造。事实上，公租房姓“公”，就该由政府来建设，美国、香港、新加坡都如此，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目前，我市公租房建设推进顺利，去年建设了1300万平方米，今年又开建了1350万平方米，2012年将全面完成剩余的1350万平方米建设任务。国家对我市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两年给予重庆公租房补助100亿元、占全国总额的1/3，说明我们的做法是成功的。

　　下一步，除主城外，有关区县也该建一些公租房。至于库区和远郊区县建不建，由区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市里不作硬性要求，但危改房、安置房、廉租房等保障房要跟上。市财政、国土房管、建设等部门要按一定比例补助给有关区县，不能让远郊区县全额承担建保障房的费用。

　　总之，户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设，既缩小了贫富差距，又促进了农民工进城安居乐业，还有助于扩大内需。这个过程，不会出现巴西里约热内卢那样的贫民窟。这两项重大改革，今后要继续做好。

　　(五)城乡一体化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这几年，我们按照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要求，着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要素市场“五个一体化”，整体效果不错。下一步，要抓好三方面事情：

　　第一，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这两年，我们努力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目前城乡养老、医保和低保都已做到全覆盖。现在的问题是，城乡之间保障水平差距还比较大，保障标准还是低水平的。要加快推进各类社会保障全市统筹，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逐步提高支付比例。比如城乡低保标准，要从现在的2：1争取缩小到1.5：1。

　　第二，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今后5年，用在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将达到3000亿元，这是政府要掏的钱。比如，按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GDP 4%的比例，5年政府总共投入将有2000多亿元。这一点，重庆是全国做得最好的。有人说，我们现在很穷，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对教育何必投入这么多？又有人说，我这个地区经济总量很大，按4%算账，钱太多了，教育用不完。其实，这些都是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的表现。美国经济总量高达10多万亿美元，教育投入占比还在5%以上。优先发展教育，绝不是投入多得用不了。改善城乡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中小学生生均费用水平，加大高校研发经费投入，提高教师待遇水平，诸如此类，该花钱的地方还多得很。除了教育之外，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方面也需要投入近千亿元。要加快推进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提速建设30个区县三甲医院，努力实现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要加快推进区县和乡镇文化“大件”建设，促进村级文体设施标准化，

　　第三，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这方面，重庆搞得比较好，铁路、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乃至农村公路，都大大领先西部。比如，重庆已建成高速公路2000公里，密度中西部第一。到2015年，全市高速公路将增加到3000公里，每万人拥有1公里，相当于现在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段时间，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进一步降低物流和居民出行成本。2002年我市取消了主城路桥收费，前年底将年票制扩大至外环以内区域，去年在西部地区率先取消7000公里高等级公路收费，对促进物流运输功莫大焉。可否设想，到2015年动用几百亿元、上千亿元资金，把市域内高速公路收费权全部回购，逐步取消收费，这对于打造低物流成本环境，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具有里程碑意义。

　　《决定》还提出，把31个远郊区县城打造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建设500个现代化小城镇。未来5—10年，渝西地区除璧山融入主城以及合并两个行政区外，所有区县城都有可能发展成为50平方公里、50万城市人口的大城市，江津、永川、合川城市人口可能达到八九十万，甚至上百万。“两翼”17个区县，在万州、涪陵、黔江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下，加上库区有三峡后续政策予以扶持，渝东南地区实现铁路和高速公路全覆盖，都会迎来高速发展期。所以，振兴区县经济，也是有把握的。

　　三、在扩大开放中做大共富蛋糕

　　重庆属后发地区，加快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否则共富就缺乏物质基础。加快发展，关键要用好用活改革、开放这两把“金钥匙”，形成推动重庆超常规发展的强大合力。改革和开放是一对“孪生兄弟”，改革是为了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开放则是借助外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内外经济要素循环辐射的格局；改革是优化配置内部资源要素，开放则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为我所用，形成对内、对外开放的体系；改革是合理分配“蛋糕”，开放则是加速做大“蛋糕”，二者互为前提和基础。所以，落实“共富十二条”，不仅要通过改革创新释放活力，还要通过扩大开放加足马力。

　　近几年，我们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紧密结合，推动重庆加速融入全球化，基本建成内陆开放高地。有五个标志性成果：

　　招商引资方面，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利用外资格局。近三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从不到10亿美元提高到去年的63亿美元，今年可达到100亿美元，规模进入全国前八。“十二五”期间外资利用总额预计可达500亿美元，继续保持中西部领先水平。

　　“走出去”方面，配合国家开放战略，策划了面向国内市场和重庆发展的一系列海外投资项目，去年在巴西和阿根廷投资农业、澳大利亚投资矿产资源等5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项目获准实施，在全国31个省份中海外投资规模第一。今年要力争实现协议金额达6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十二五”期间超过300亿美元。这一目标，主要由市国资委牵头的国企团队和由市外经委、市工商联牵头的民企团队来完成。

　　进出口方面，去年进出口总额125亿美元，增长了50%以上。今年上半年增长1倍多，全年肯定翻番达到250亿美元。保持这种态势，到2015年超过1000亿美元，成为中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的“领头羊”。

　　开放口岸方面，成功获批西永综保区和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协调促成开通渝—新—欧国际贸易大通道，并实现多国海关“一卡通”， 今后沿海的部分货物可由重庆始发至欧洲，同时欧美货物也经重庆中转发往全国，使重庆成为内陆口岸高地、国际贸易枢纽和西部通向欧洲的桥头堡，改变了中国内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格局。

　　贸易结算方面，将惠普1000亿美元结算量的亚太地区结算中心搬到了重庆，新增上百亿元税收，还将利用国际云计算调整布局的机遇，打造全国最大的离岸数据处理中心。

　　重庆这个内陆开放高地的崛起，为我们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夯实了物质基础。比如，我们抓住金融危机期间笔记本电脑大幅增长的机遇，探索出不同于沿海地区的内陆加工贸易模式，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无中生有”地构建起以惠普、宏碁、华硕为龙头，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和硕、仁宝六大代工商和5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的“3+6+500”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形成2亿台(件)产能、近万亿销售值、亚洲最大的以笔记本电脑为主的生产基地，不仅使重庆经济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还新增50万个就业岗位。

　　开放并不是盲目“走出去”、“引进来”，一定要深刻洞悉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才能做到趋利避害。综观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新兴经济体相对较好，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依然困难重重，均遇到了现实的债务危机或其他潜伏的危机。比如，美国经济有五个致命弱点：

　　一是次贷危机导致房地产市值差不多缩水30%，今后一两年还可能再跌15%—20%。如此“跌跌不休”，美国房地产金融坏账可能成倍放大，会酿成新的金融危机。

　　二是美国国债规模一再突破法定上限，已经达到14.5万亿美元，超过14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今后10年还可能再增加10万亿美元，与GDP之比达到1.5：1。过高的债务，会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政府债务余额和财政收入之比保持1：1比较合理，如果达到GDP的60%就要报警，达到100%就要出“大事”。即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度过难关，但由于70%的国债属于美国人自己购买，美国国内的损失会更大。

　　三是美国的金融衍生工具过于发达，信用掉期违约(CDS)的债务量差不多有60万亿美元。加上其他的衍生品，总额达到250万亿美元。当初雷曼兄弟就是因为4000亿美元的这种债务无法还清而倒台，进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现在这60万亿美元债务中有相当部分年内到期，如果接不上气，资金链断裂，将是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四是美国有2000万失业人口，失业率接近10%。这种情况长期下去，会造成美国社会极大的不稳定。

　　五是美国已经实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尽管利率很低，信用规模大增，但资金进入金融系统后，美国银行对本国经济前景判断悲观，对美国工商产业普遍惜贷。为了逐利，美国大量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和世界其他地区出现体外循环，实体经济受益很小。

　　上述五个方面，将考验美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检验他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即便美国能够挺过这次国债危机，但严峻的现实问题造成的恶果就会在两三年中显现出来。

　　欧洲问题也很严峻，政府债务差不多是GDP的1.2倍，而且欧共体各国之间各怀“小九九”，一盘散沙，何时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将是个未知数。日本问题更严重，政府债务达到GDP的2倍。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极其复杂”。的确！全球流年不利、问题多多，搞不好可能再次爆发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二次触底，其影响绝不亚于2008年的那场危机。

　　当然，“危”中有“机”，各国力量的此消彼长，“风水轮流转”，演绎出一个个大国兴衰的悲欢史。近几次全球性或局部性经济危机，都是我国加速崛起的重大机遇。比如在应对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成功加入WTO，随后有了10多年的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增；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相比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我国“风景独好”，有六方面比较优势：一是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国家实力和信用的体现。二是政府负债率低，全国债务余额10万亿元，与财政收入大体相当，是3A级信用。三是银行质量好，不良资产率从2000年的30%下降到1%左右，资本拨备充足，存贷比只有60%左右，是世界实力最强、管理最好的银行。四是有巨大的内需市场。五是在城镇化率由50%提高到70%的过程中，劳动力比较优势至少还要持续10年以上。六是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坚强有力、令行禁止。反观美国政府、两党和国会“两院”经常相互掣肘，欧共体是个松散联盟，日本“走马灯”似的换首相，调控能力自然大打折扣。

　　面对我国这么好的发展基本面，在这次美国主权信用危机中，只要我们沉着应对、妥善处置、顺势调控，同样可能实现新的跃升。比如，由于美元持续贬值、地位不断下降，今后十年，人民币完全有可能先是成为结算货币，进一步成为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货币，进而崛起成为世界性的储备货币。这将是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前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国际货币基金前总裁卡恩预言2020年人民币将成为世界货币，是非常睿智的判断。

　　面对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中国、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巨额增长的局面，我们应从三方面使力：一是建立多层次的外汇储备体系，藏汇于民。国家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存量可保持不变，新增的外汇储备应转为企业储备、家庭储备。二是坚持“走小步、不停步”，适当加大汇率调整力度，既可使国内企业逐步适应，又可平衡进出口，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三是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促使全球市场和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格局的形成。

　　当今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是开放体系的调控，而不仅仅是国内封闭市场的调控。我们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好应对准备，逆向调控于前，平稳把握于中，完善调谐于后。当前，政府宏观调控不仅仅要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还要更多运用财政工具，对国民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有松有紧的调控。比如，对中小企业，可以出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对国际热钱的流入，可以征收托宾税，如果一年后这笔资金流出可退税，半年不到就流出则视为热钱不予退税，这也是国际惯例，可以有效防止中国成为世界热钱的“泄洪区”。

　　开放是做大共富蛋糕的一大“杀手锏”，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面对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我们既要勇立潮头、乘风破浪，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好稍纵即逝的重大机遇加快发展，又要深看一层、远看一步，控制好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我们发展的冲击。一句话，我们应当内外兼修，左右逢源：对内，应当坚持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努力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不断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外，应当睁大眼睛看世界，善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长周期、更有质量、更加健康的发展。

　　同志们，“共富十二条”是重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3200万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期待。今后工作中，我们既要实事求是，谋实策、出实招、求实效，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种难题；又要与时俱进，在优化资源配置上做好加减乘除；更应以开放的眼光、市场的手段，力争在全国率先破题，增强重庆实践的示范性和影响力。这样，缩小差距、促进共富就会进入一种良性循环，重庆就一定会成为一座活力迸发、魅力无限的幸福之城。

　　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通过的《决定》，全面贯彻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庆祝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精神，明确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是一份指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走民生路、念共富经的重要文件。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领会《决定》的精神，与大家作三方面的交流。

　　一、深刻领会《决定》包涵的重大思想

　　全委会开得很成功。薄熙来书记代表市委常委会作了一个非常好的主题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党的事业发展、顺应人民群众期盼的新观点、新要求；《决定》提出的 “共富十二条”，4000多字，一目了然，条条看得见、摸得着，条条可测量、能落地；会议形成了抓发展、缩差距、促共富的广泛共识，激发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创造性。学习领会《决定》，务必吃透弄懂《决定》蕴涵的重大意义、理论逻辑和改革创新思维。

　　(一)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对此，薄熙来书记作了全面系统、深入浅出的阐释。概括起来，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使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邓小平鲜明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观90年的建党历程，我们党始终担负起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踏上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康庄大道，正昂首阔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

　　二是“314”总体部署的题中之义。胡锦涛总书记将重庆定位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要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若遵循沿海地区过去30多年的常规路径努力去干，重庆经济保持15%左右的增速，到2015年建成“增长极”和“经济中心”，是能够做到的。但是，“314”总体部署的要求不只在于建成“增长极”、“经济中心”，还在于城乡统筹和全面小康。重庆有别于京、津、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搞好城乡统筹。要在建设增长极、经济中心的过程中，同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决不能出现城市很发达、农村很落后的局面。同时，全面小康必须表现为三个差距的缩小，是人人都享有较好生活的均衡小康，而不是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被平均出来的小康。从这个意义上讲，“314”总体部署的定向导航，包含着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

　　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科学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通过对生产力的科学布局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而不能是各种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十分紧张的局面。其次，增长方式必须转变。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拉动。长期靠出口拉动，会导致国际贸易及国际收支不平衡，造成贸易摩擦；长期靠投资拉动，发展方式难免粗放，高投资率毕竟难以持续。必须转向为以内需为主，特别是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再有，国民收入分配必须合理。一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做得不够好，以至于在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同时，基尼系数之高也成了全球第二。衡量是否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标志在于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城乡、区域、贫富差距不再扩大，并且逐步缩小到合理区间。

　　四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纵观历史发展进程，贫富差距历来是民心所向的风向标。按照国际标准，当贫富差距超过了社会容忍底线，比如基尼系数超过0.5，整个社会就十分脆弱，一个小概率事件就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社会动荡。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8左右，重庆的基尼系数也达到0.438，务必高度重视。我们只有合理调整利益格局，着力解决好当前突出的民生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们的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

　　(二)《决定》富含经济学原理。 “共富十二条”的确定，不是拍脑袋、想当然作出的。我们既考虑了实践的需要，做到条条指向明确、目标措施过硬；又以丰富的经济学原理为支撑，力求解答一些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系统阐述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通俗地讲，就是做“蛋糕”决定着分“蛋糕”，分“蛋糕”反作用于做“蛋糕”。然而，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常常纠结于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孰轻孰重。

　　《决定》提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反对平均主义，防止两极分化，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又好又快与公平正义相统一。这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蛋糕”做不大，何谈分得好？我们必须坚持能快则快、又好又快，加快做大“蛋糕”，加快做大总量、提升发展质量，为分好“蛋糕”打牢基础。另一方面，“蛋糕”分不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对立情绪越积越多，人们一旦丧失对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蛋糕”最终也难以做大。事实上，经济快速发展并不必然产生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决不能坐等“蛋糕”做大后，再考虑如何分好“蛋糕”，“做蛋糕”与“分蛋糕”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这些年，我们保持一般预算支出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及基层，全面落实“民生十条”，不仅解决了大量突出的民生问题，而且激活了内需，拉动了经济增长。全市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前三，今年上半年增长16.5%、居全国第二；地方财政收入五年翻了两番多，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1.3%、13.1%。这一连串的数据雄辩地证明，发展与共富是能够有机统一的，是可以良性互动的。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实践证明，政府不是万能的，无法也不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也会有“失灵”的地方。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灵活运用，有三种情况：

　　(1)让市场这只“手”发挥好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比如，要缩小城乡差距，必须有效激活城乡资源要素，确保市场“这只手”真正延伸到农村去，让广大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好处。通过“地票”交易、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等措施，就可促成农民财富爆发式增长。

　　(2)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力。比如住房问题，若完全由政府保障，会造成房源不足，老百姓拥挤不堪；若完全由市场配置，又导致房价飞涨，产生了大量“房奴”或“蜗居”。建立政府保障与市场配置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构建“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就成了必然选择。

　　(3)在市场这只“手”失灵的时候或达不到的地方，需要政府这只“手”弥补到位。比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爱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等，就需要政府“出手”。

　　三是公有制经济理论。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从本质上讲，这种制度可以防范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讲：“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这些年，重庆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助推 “五个重庆” 建设、“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区县园区发展等方面功勋卓著。同时，通过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为政府扩大民生支出提供了财力支持。截止去年底，市属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比例已达到15%。《决定》提出，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今后5年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就是对小平同志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充分运用。

　　相应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主要症结在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而资本获利太多。《决定》明确实行职工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高管薪酬“三挂钩”，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加强税收调节，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

　　四是基尼系数。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提出了这个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这一指标在0与1之间，但并非越低越好。计划经济年代，全国基尼系数低于0.2，分配绝对平均，但那时候是“一大二公”、“一穷二白”。这种效率低下、共同贫穷的局面，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0.2—0.3，则社会发展均衡有余、效率不足，但比绝对平均好。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基尼系数就在这个范围。0.4—0.5，做“蛋糕”的能力很强，但分配不公，这是当前我们所在的区间。超过0.5，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社会不稳定，各种矛盾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0.3—0.4，是全球公认的合理区间，既能通过高效率做大“蛋糕”，又体现分好“蛋糕”的公平性。在0.3—0.4这个区间，0.35最为理想，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有人说，走共同富裕道路，反对两极分化，就是搞平均主义。殊不知，基尼系数变动过程中本身就考虑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有个过渡阶段，绝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走两个极端。 (来源：华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