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蔓延路线图：沿海地区向中西部扩散

　　今年春节之后的那场“用工荒”似乎在那之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局部性的招工难实际并未绝迹。近日，来自西部和北部的“用工荒”新闻则再次给大家提了醒：结构性甚至大范围的“用工荒”威胁一直存在着，特别是在资金和原材料的双重压力之下，“用工荒”蔓延无疑令“秋风萧瑟下”的中小企业嗅到了冬天的气息……

　　“用工荒”北上：涨薪三成仍旧难招工

　　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的“用工荒”正在向北传导。

　　“终于熬完夏天，不用再为招工犯愁了。”避暑胜地北戴河一家海鲜餐馆老板刘永红告诉记者，暑期虽然只有3个月，饭店里的服务员却换了一茬又一茬，每天都要想一想店里服务员够不够用。

　　刘永红的饭店秋天进入淡季就关门歇业了，不用再担心人手，但北方很多企业招工之路才刚刚开始。记者了解到，东北、山东、京津等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荒”，很多职位已经涨薪30%，但仍无人问津。

　　分析人士认为，北方制造业职位不及南方多，工资水平也低于南方同类企业，而类似收银员和餐馆服务员等服务类职位又缺乏对新生代劳动力的吸引力，这是目前北方缺工的主要原因。

　　企业涨薪30%难招工

　　为填补用工缺口，北方企业今年以来开始频频加薪招人，但效果仍不理想。一个小企业老板开玩笑地说，现在是能干的不愿意干，愿意干的又嫌工资低。

　　9月初，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近300家用人单位齐聚北京节后首场大型招聘会，在有9000余名应聘者参与的这次“人才大集”中，技工、普工等“蓝领”一员难求，销售代表、置业顾问等市场类职位也遭遇“花好无人采”的尴尬。

　　据现场统计，近三成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技工、操作工、普通工人等工种，工资为人民币1500元~2500元不等，相比往年有所提高，但应聘者仍寥寥无几。

　　北京某塑胶厂的杨厂长说，来应聘的大学生很多，但较多高学历求职者对他们企业的普通岗位大多不屑一顾，达成意向的还不到一半。

　　“我昨晚就带人赶到了保定，想招50名制作工人，目前报名的只有几个人。除包吃住外，我们的工资已经开到2000多元了。”天津一家食品企业的万老板无奈地感叹。

　　一方面是企业用工短缺现象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仍有大量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数据显示，中国现在虽已转移农村劳动力2.4亿人，但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1亿多人。

　　有关专家指出，受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代际交替、部分企业粗放式生产方式尚未改变、用工观念不科学等因素影响，当前的“用工荒”正处于一种劳动力结构性供求失衡状态。

　　环渤海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制造业企业较少，以往河北、山东都属于劳动力输出省份，由于离家较近，京津周边一些中小企业的用工需求很容易被“填饱”。

　　但今年这种现象已经悄然发生改变，河北省沧州市一家铜加工铸造厂的陈老板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在工人已经越来越不好招了，今年厂里普工和技工职位涨薪幅度已经差不多30%，但仍招不到愿意干的人。

　　据陈老板介绍，目前只好找附近村子一些留守在家的家庭妇女来厂里帮忙，每天她们只需要上半天班，一个月也要开出1300元左右的工资她们才肯干。

　　南方分流北方劳动力

　　北京是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最高的城市，但走访后不难发现，现在各服务行业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缺工窘境，其他一些中小城市也不例外。

　　根据2011年山东日照市部分职位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表数据显示，在非全日制的10个服务性岗位中，几乎所有的岗位工资与去年相比都有所上涨。

　　“对企业来讲，要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方法可能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能解近渴的只有加工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表示。

　　正是基于工资待遇问题，南方分流了不少本应留在北方的低端劳动力。刘永红的餐馆四五年前招暑期服务员每个月只需800元，很多周边农村的年轻人都很愿意来，现在工资涨到1800元，应聘的也只是放暑假的学生。

　　“真的很伤心，这些年轻人在我这里从普工干到技工后，厂里开出的工资就留不住他们了。”陈老板说，南方这种企业非常多，规模大、效益也好，工资也高。

　　不过，南方分流北方劳动力只是表象，这背后实际上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按照张车伟的说法，过去那种低工资、低附加值、廉价商品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这要求企业在创新上下功夫，而不再只靠雇佣低工资的劳动力来取得高额利润。（每日经济新闻）

　　“用工荒”西进：涨薪四倍无人拾棉花

　　眼下，新疆从南到北正进入棉花大面积吐絮及采摘期，然而，受劳动力成本普遍上涨和"用工荒"等因素影响，2011年高涨的拾花价格却吸引不来拾花工。

　　今年新疆拾花费较去年每公斤上涨0.3-0.5元，拾花成本首次逼近两元大关。尽管如此，各地拾花工到位情况普遍不理想，紧缺状况超过往年。棉农发布的拾花工报价也不尽相同，有的1.6元/公斤，有的1.8元/公斤，还有的甚至是两元/公斤。价格低的通常包吃住，还承担来回路费；高的则由自己负责吃住等费用。

　　信息显示，全疆拾花工的价格从北到南依次呈现上涨趋势：北疆地区拾花费每公斤在1.6元到1.8元之间，南疆地区在1.8元到两元之间，均包吃住和路费。比如在呼图壁县附近，拾花费用大多在每公斤1.5元到1.6元，往南到了库尔勒市则在1.8元以上。有着棉城之称的阿瓦提县，拾花费高达两元以上。

　　一位长期组织拾花工招聘的中介公司负责人表示，由于新疆地域广阔，从内地来疆的拾花工大多集中在石河子和玛纳斯等周边地区；南疆相对较远，所以拾花价格也依次增加。

　　据了解，去年除了个别地区外，新疆拾花成本大多低于2元，徘徊在1.5元到1.8元之间。尽管目前才是采摘初期，可冲破两元大关的却比比皆是。而一路上涨的拾花费似乎也失去了诱惑，棉农的普遍感觉是，内地的拾花工越来越难招。这是为什么呢？

　　调查显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拾花对内地人诱惑力减弱，按照一个拾花工每天拾60公斤棉花、每公斤两元计算，一天的收入是120元，而相同劳动强度的体力劳动，如在城里建筑工地打工等，也能赚到相同的钱，且不用奔赴新疆。

　　其次，近几年蔓延全国的"用工荒"仍无缓解迹象，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都通过提高工资招人留人。而无论是陕西还是甘肃、四川，年轻人大多到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发展，收入比新疆只会高不会低，留在农村的多是不能离开的老人，可流动的劳动力已经非常少了。

　　第三，尽管新疆拾花费达到了历史最高的两元，但通过中介等扣除一些，最后到拾花工手中的钱并不多，不像前几年，去新疆拾花赚到的钱明显高于在当地的同等劳动收入。在此情况下，很多人自然放弃了进疆拾花的打算。

　　目前，石河子、呼图壁、沙湾、库尔勒、阿克苏等地拾花工到位均不足一半。有棉农表示，采摘初期人手紧缺时可以通过顺延时间来应对，一旦进入大面积采摘期，再招不到拾花工，就会带来棉花掉花、干枯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到棉农的收入。（新疆人民广播电台)

　　东部“用工荒”：从未离开

　　在小型开关生产商浙江康尔乐电子有限公司的车间，座次松散的工人正在工位上赶工。春节以来，这家年销售额约为1000万元的小企业基本处于半负荷运转。

　　“公司满员时大约有350名员工，但今年即便是涨薪，春节至今也只招到150人，招工难已经成为最大的困难。”康尔乐公司生产部经理柯志武说。

　　企业缺工，劳动力市场却有不少闲置劳动力。记者在浙江温州采访时正下大雨，随机走进温州乐清市柳市镇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职业介绍所。不大的门面里闲坐着30来个中青年男子。尽管下着大雨，但他们都没有呆在家里，而是出来等活干。镇里的整个劳动力市场有400多人在等待。

　　一边是“用工荒”困扰着中小企业；另一边，劳动力市场却存在为数不少的闲置劳动力〈似矛盾的二者同时并存，是记者在沿海多省调研时发现的“怪相”。

　　“我们也在纳闷，为什么劳动力市场有这么多闲散人员。他们看上去似乎都不急着找工作，也不问，只是在市场里逛。”浙江省义乌市劳动力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吴祖军说，义乌市劳动力市场的人流春节后就一直没有间断，场内人数维持在三百多人，上午人多时可以达到五百人，“事实上市场里每天发布的用工信息有五六千条，真想找工作还是能挑到岗位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通胀背景下各项成本提高，推高了农民工的工价预期，而生存困境下的中小企业能够承受的人工成本又较为有限。“用工荒”并非源于完全无人可招，劳资双方在工价问题上的难以调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当前“事荒人闲”的用工局面。

　　“不是缺工作机会，关键是工资都太低。”记者在温州乐清市柳州镇劳动力市场碰到了32岁的重庆人方厚亮，他说他现在的月薪是2000元出头，正准备另觅东家。

　　方厚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月房租、水电费一共300元，一家三口吃饭1200元，再加上抽烟、手机费等开支，就剩不下多少钱了。他说，“猪肉、煤气、油盐酱醋都在涨，起码要找个月薪3000元的工作吧”

　　记者在浙江温州、义乌等地的多个劳动力市场了解到，不少工人等了快一周也没有找到工作，最长的已经等了两个月。他们说，老板不肯涨工钱是不肯上班的主要原因。

　　“我们做计件工的，每件东西能赚多少钱，加起来老板能赚多少，我们都会算出来的，我们不傻。”来自贵州的农民工王福满说。

　　“企业主清楚，招工也能招得到，说白了，问题关键在工资上。”浙江南方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孟宣说，因为工作稳定，五年前厂里进人还得走后门、托老乡关系，但如今平均工资涨到了2500元，依旧缺工。

　　广东东莞一家精密五金制造企业的负责人说，最近两年为了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他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了。“以前完成100万元产值需要支付的工资大概是8万元，今年上半年已经升到了12万元，50%的工资成本涨幅对于我们这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取胜的小企业而言，压力已经承受不起了。”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永良认为，中小企业大多是草根创业，而转型升级无法一蹴而就。企业生存困难涨不起工资、招不到工人，连开工都困难，更难以转型。

　　“淘汰一批生存能力不强的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但由此带来的工人闲置问题不可忽视，同时应避免出现‘企业生存难招工难开工不足企业生存更为艰难’的恶性循环。”卓永良说。

　　对此，一些专家提出，眼下不妨有针对性地对一些有潜质的中小企业给予补贴，避免用工难题压倒中小企业，从而带来更多冗余劳动力。

　　但工钱并不是导致“用工荒”与闲置劳动力并存的唯一原因。阿里巴巴集团近日走访了浙江7个城市的94家小企业，并对当地2313家小企业进行网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与去年相比，用工人数增加的小企业仅占30%，用工人数持平的占42%，用工人数减少的占28%。从员工人数减少的原因来看，34%的被访小企业认为很难招到熟练的技术工或者高科技人才。

　　专家认为，相关部门需进一步加强就业引导，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避免在企业走上转型升级道路后出现更多的闲置劳动力。

　　浙江省公共行政与人才人事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诗达等人认为，当前仍然是结构性缺工导致劳动力市场走向买方市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多重因素导致工价被抬高。

　　“但是，一旦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跟上，大量不具备专业技能的农民工仍将面临就业难。政府有责任引导当前闲置的劳动力就业，让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形成能够适应未来企业需求的、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避免眼下这种‘一边缺工一边闲置’的现象持续，甚至蔓延。”陈诗达说。（新华网，记者 张遥 张正富 黄深钢）

　　“三荒”压倒中小企业？

　　多重压力叠加，我国中小企业迎来新一轮冲击。今年以来，南方一些省份中小企业出现的一些困境，如今已传导到北方地区，不少企业濒临破产、倒闭边缘。记者在吉林调查了解到，在国内通胀压力加大及国家紧缩货币政策大背景下，吉林省十几万户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普遍遭遇“三荒”由于贷款难、贷款成本太高带来的“资金荒”；在物价普涨形势下，原料等价格大幅上涨，又不同程度出现“原料荒”；尽管劳动力总量相对充裕，但结构性短缺、技术工人缺乏又导致不少企业出现“招工荒”。

　　“资金荒”：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困难

　　“今年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份都更加困难。”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白绪贵说，首先就是企业融资难，不少企业资金链条断裂。根据吉林省全口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估算，全省中小企业资金有效需求1000亿元，今年通过银企保合作，引入担保机构，能从银行争取拿到贷款400亿元，加上通过创业引导基金、私募基金及发行债券等方式，有望实现融资40亿元。“今年全省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有把握的能实现资金供给440亿元。”他说：“还有560亿元资金缺口，目前一点办法也没有。”

　　记者采访中，一些企业反映，当前“贷款成本过高”是企业融资最大的难题。吉林省纳资达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军安介绍说，现在银行贷款利率6.3%，不同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还有不同比例的利率上浮，一般至少要上浮30%以上，很多企业由于在银行缺少抵押物，必须有担保公司介入，而担保公司的费率一般要求银行利率的一半，再加上一些公关费用，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要超过12%，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

　　“原料荒”：生产运营压力大于往年

　　长春昌驰混凝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庆峰告诉记者，当前他们最大的困惑就是原材料涨价，以水泥为例，标号425水泥今年3月份每吨295元，目前已经飞涨至465元，而且还在呈不断上涨趋势。“水泥行业每年有一个正常的价格波动，可从没见过这么快速、大幅的涨价。”他说：“水泥每吨涨价200元，我们生产每立方米混凝土就要增加60元成本，而且如今其它原料包括沙子、碎石也都涨价，涨幅基本在10%至20%，企业生产运营压力大于往年。”

　　吉林省纳资达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是一汽解放的一家零部件配套企业，公司总经理刘军安说：“一汽给我们的价格是不动的，而且按照惯例每年给我们的利润率还要下浮5%，所以目前随着原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单个产品的利润空间严重萎缩，企业效益下滑。”

　　“招工荒”：大量劳动力缺乏一技之长

　　生产成本上涨，资金短缺，大量企业本来生产运营状况就不景气，一些企业还因招不到工人而无法开足马力生产，“招工荒”让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的状况雪上加霜。

　　白绪贵介绍说，他之前到吉林省白城、松原、辽源、通化等地区调研，很多企业都反映招不到技术工人。“吉林省整体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裕，但有一个明显的结构性短缺。”他说：“很多企业需要的都是技术工人，可我们大量的劳动力都缺乏一技之长。”

　　在吉林省纳资达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刘军安指着正在工作的员工告诉记者，他们为一汽生产专业配件，需要的都是些机械加工技术类工人，包括车工、洗工、模工等，还有些特殊工种的，现在非常不好招。“现在到长春周边招工根本招不到，没办法我们自己买了大客车，到伊通、公主岭、怀德等地去招工。”张大钊说。（经济参考报，记者 王晓明）

　　辜胜阻：中小企业面临“三荒”困境

　　近日，2011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小企业峰会在成都举行，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应邀出席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是社会稳定之基，创新创业之源。当前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是“融资难”、“用工荒”、“成本高”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中小企业大量停产半停产和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出现民间资本热钱化、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要缓解中小企业困境，政府既需要打破垄断，深化改革，拓展中小企业的市场空间，又要营造民企与国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特别是信贷资源的环境；既要 “少取多予”，为中小企业减负，又要因势利导，倒逼转型，将企业外部生存压力变为转型的内在动力。

　　辜胜阻认为，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着三个突出的生存困境：一是前所未有的“融资难”。由于我国金融结构二元性特征凸突，银行信贷资金继续向大城市、大企业、大行业集中，国企与民企在融资可获得性和贷款利率方面差距巨大。据调查，不到10%的中小企业能从正规金融体系得到贷款，大部分融资需求依靠民间借贷解决，结果导致民间利率节节高攀。

　　例如，武汉部分地区民间资本利率飙升到年息120%；在南京，尽管目前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已高达120%，借贷需求依旧不断膨胀；在一些地方，80%小企业靠民间借贷，年息最高达120-180%。资金配置的结构性问题在推高民间借贷利率的同时也无形中埋下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一旦民间借贷链条断裂，风险将会传导至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

　　二是十分严峻的“用工荒”。当前企业不仅招不到人，留不住人，而且人工成本大大攀升。由于劳动力总量“无限供给”格局在改变、区域间务工 “推”、“拉”力量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呈新态势，大量中小企业严重缺工，用工成本大大上升，平均成本上升20%-30%；企业员工流失率极高，大进大出的高流失率使企业极不稳定。大量企业出现了因缺工导致不敢接定单的现象。

　　三是全方位进入“高成本的时代”。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三金”，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价“两价”九种因素叠加推动企业成本直线上升。面对名目繁多的税费，中小企业不堪重负。

　　辜胜阻指出，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是社会稳定之基，创新创业之源，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后劲，影响着我国“十二五”经济的成功转型。当前，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生存困境，可能导致民间借贷纠纷高发的潜在金融风险，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经济下行过快的潜在风险。还可能引发中小企业大量停产半停产和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出现民间资本热钱化、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需要采取“放”、“扶”、“逼”的政策举措。

　　“放”即放开垄断，深化改革，营造民企与国企间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环境，特别是要让不同市场主体平等使用信贷资源。“扶”即将扶持三农的某些政策“移植”到中小企业方面，对中小企业“少取多予”。“逼”即利用市场力量倒逼企业转型，将企业外部生存压力变为企业转型内在动力。

　　辜胜阻强调，当前中小企业生存困境不可忽视。“十二五”经济要转型离不开企业，特别是离不开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而企业要转型必须让大量的中小企业先摆脱生存困境，先 “活下来”。为此，政府需要采取以下三大措施：

　　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平等使用信贷资源的融资环境，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要研究大型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和营业税减免政策。有效实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货币政策，引导商业银行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特别向高成长性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倾斜。

　　要规范民间金融，放宽金融管制，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要建立健全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银行、资本市场、信用担保“三大体系”，健全企业融资的综合配套服务体系。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适当加息，抑制国有大企业的廉价资金需求，增加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

　　二要加强劳动力市场规划与建设，营造良好用工环境，缓解“用工荒”。要推动东部产业升级与向中西部转移并重；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进一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解决企业技工短缺问题；推动农民工与市民在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平权，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优化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建设，化解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所致的“招工难”问题。

　　三要减税降费切实为企业减负，使其轻装上阵以应对高成本压力。要大力实施结构性减税，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税赋，鼓励创新，扶持创业。要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减税提薪”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使民企轻装上阵。要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严格执行收费项目公示制度，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治理乱罚款、滥评比、乱收费等。当前，要对企业反映强烈的损害企业利益的突出费用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如高额路桥费、进场费等，降低企业流通成本。（人民网）

　　专家谈“用工荒”：政府应做好“二传手”

　　北京保姆行业工资大幅提高仍然遭遇用工荒，通胀下东部企业用工荒企业招工难工人找活难，浙江义乌来料加工缓解用工荒，用工荒影响到多家上市公司，人工成本上升导致亏损，可见中小企业用工荒实际上已经成为和融资难一样同时出现的普遍现象了，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用工荒源于劳动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

　　记者：现在中小企业似乎都不怎么景气，为什么用工荒还这么严重呢？劳动力都到哪里去了呢？

　　张车伟：这跟劳动力市场中劳动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密切相关。现在劳动力队伍虽然很庞大，劳动人口数量还在增加，但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的数量与国际相比大大减少。可我们的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规模已经非常大，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进一步增强，这两方面因素使得过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变得非常少。

　　应该说，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的数量与需求相比偏紧。这是现在发展的大趋势，这种状况也不会改变，今后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

　　招工难由沿海地区朝中西部蔓延

　　记者：用工荒原来都是东南沿海比较严重一些，那么是不是现在也出现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呢？

　　张车伟：确实是这样。现在用工荒不仅是在沿海地区发生，中西部地区也开始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企业实际上也开始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迁移。同时，中西部的发展这两年在加快，很多省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超过沿海地区，这种经济增长的强劲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再加上东部沿海企业向内地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现在越来越多。

　　另外，农村的发展这两年也非常快，农业的效益也在提高。如果农业效益好，就意味着你不给我高一点的工资，我就不愿意到你这来工作，这几方面的因素造成民工荒。

　　企业原始生产发展模式走到尽头

　　记者：企业自己也认识到，造成招工难、用工荒的一个原因是待遇比较低，是不是企业只有加钱这一条路才能够缓解招工难这个现象呢？

　　张车伟：对企业来讲，加钱这个路子是最快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方法可能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解近渴的就是加工资。这是企业竞争力的一个体现，如果你付得起工资，那么就能够招到你想要的人。从长远来看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企业过去的那种生产模式或者是发展的模式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

　　记者：必须要改变。

　　张车伟：实际上你必须要改变，因为过去那种低工资、低附加值、廉价商品时代的黄金日子已经过去了，这就要求企业要在创新上下功夫，在增强自身发展能力上下功夫，要增强自己企业发展的后劲，创新或者创造自己的产品、技术，然后成为这个企业发展的一个推动力，而不仅仅再只能靠雇佣低工资的劳动力来取得高额的利润。

　　政府应该做好“二传手” 实现劳动力供求匹配

　　记者：一方面是招工难、用工荒，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大量的工人抱怨找不到好的工作，很多大学生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您觉得这样的矛盾出现问题在哪？

　　张车伟：这是今后劳动力市场当中的主要矛盾，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机会多了以后，他不光是要有一份工作，还需要从工作当中得到其他一些收益，比如说尊严，自我实现的感觉。过去我们的就业模式是只要你给我钱，我维持生存就够了，这个时代基本上过去了。中国经济30年发展，使得我们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的阶段，在这种阶段人们在追求工作的时候收入是一方面，其他方面也要考虑。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这个工作不能给他提供比较好的福利待遇，甚至其他方面的满足感的话，他可能就选择不就业。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你不仅仅要改善你的待遇和水平，同时还应该让这个企业为职工提供更多的发展前景，给他提供晋升的一些渠道，改善工作的待遇和环境，只有这两方面实现匹配起来才能够解决这种结构性的矛盾。

　　记者：张所长提到企业方面我们应该作出的努力，面对用工荒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呢？

　　张车伟：我觉得政府责任也是应该很大的，首先解决结构性矛盾的时候，政府在中间起一个实现劳动力供求匹配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的提供方面，应该大有可为。因为也很多人找不着工作可能是信息不通，比如可能你有一份工作本来适合你，但是你不知道在哪，所以就可能即使有工作，也有人，但是不能实现很好的匹配，政府应该充分的提供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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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用工荒”：发展面向产业需求的职业教育

　　近年来，“用工荒”在我国蔓延扩散。对此，民盟上海市委日前开展了相关调研。

　　“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情况来看，劳动力并不缺乏。”民盟上海市委调研组做出这一研判的依据是:在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每年将新增上千万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就业，同时，在城市里生活着大量的即将长大成人的农民工子女即“农民工二代”，即将进入工作年龄。

　　这些“农民工二代”从小跟随父母亲进城，在城市中长大，甚至是在城市出生、就学，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但是，因各地政策的限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无法像城市子弟一样在所在城市接受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无法像城市子弟一样获得进入正常的就业保障渠道。

　　对此，民盟上海市委呼吁，充分发挥大中城市职业教育资源优势，以产业发展需求为依托，以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城市中的“农民工二代”为培养对象，即可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技术型劳动力保障。

　　民盟上海市委建议，从国家层面而言，可根据产业发展布局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研究制订面向产业发展需要的技术型劳动力需求规划，根据技术型劳动力需求制定中长期职业教育规划，以确保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产业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支撑，确保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发展取得预想的结果。就教育管理部门来说，建议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提高职业教育培养质量，打造与制造业大国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在具体举措上，民盟上海市委提出可挖掘大中城市现有职业教育学校人才培养潜力，通过扩大规模、联合办学、校企合作、社会办学等方式，形成一批具有产业特征的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和技术工人实训基地。在此基础上，鼓励在城市就学的农民工子女以及农村地区中学毕业生选择就读。(人民政协报，记者 顾意亮)

　　（本文综合每日经济新闻、新华网、经济参考报、人民网及中国广播网等媒体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