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
炒钱已取代炒房成为浙江人的投资首选，高利贷资金近一半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拆借“空转”
化解高利贷危局，必须要放开投资渠道以疏导资金，同时给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
杭州：“世道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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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银行贴出拒绝高利贷的宣传画。但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与监管不解决，再多的宣传也没有用。 （CFP/图）
但变故却丝毫没影响何金的职业热情。“干了这行之后不会想干别的。”他坦言，因为“来钱太快、太容易了”。
入行的第一单放贷600万元，两个月他挣了7.2万元（月息6%，他提成10%）。他还亲眼见到有人3年前拎着5万元入行，如今身家2000万元；另一方面，干这行有个最大好处“不求人”，“无论多大身家的老板，见了我们都是低声下气的。”他说，“这个行业的人都由内而外地自信和强势。”
如此的行业魅力吸引的当然远非何金等人。江浙民间借贷的平均月息已经超过1毛（年化利息率120%），最高的能达到月息100%。在畸高利润的诱惑下，眼下杭州城从事高利贷业务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地下钱庄等，据何金估计不下2000家。
即使是投资何金基金的投资者，也都集体作出了更冒险的选择他所在的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两类选择，一类风险相对低收益相对低，另一类风险更高收益更高，但他介绍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了后者。
在他看来，放高利贷和赌博是一回事，赌的是借款人的信用。“什么都靠不住，最可靠的是感觉，看面相，印堂发黑的人千万不能借。”何金总结他的经验，“干我们这行，《易经》、风水啥的也要懂点”；其次，忌贪，“借高利贷就像吸毒，借了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直到被毒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摄毒过量之前切断毒源”。
“火眼金睛”的何金把自己的这次走眼，归咎于“世道疯狂”，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中跑路的，他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因民间高利贷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债、自杀等恶性事件在浙江、陕西、郑州、江苏、福建、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都不绝于耳。
温州：多米诺“跑路潮”
周德文说，在“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借贷之城”浙江温州，资金链条已异常紧绷。
中秋夜，本报记者获悉，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老板因无力偿债而做了“走佬”：洞头县奥米流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泵阀之乡”永嘉县的阿斯泰泵阀公司老板跑路和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现已归案）。
节后的温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网上论坛“703”中，“老高”（放高利贷的人）跑路、“走佬”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9月14日，记者赶往宝康公司所在的蓝田标准厂房东区2号查看，占地约1000平米的厂房大门紧锁，没有任何标牌显示这家公司的身份。绕道至厂房后，紧闭的铁皮门上有一行小字“宝康不锈钢管有限公司”。透过门缝，偌大的厂房内除了一堆不锈钢管和设备外空无一人。记者长叩厂办公室铁门，躲进屋内的数人始终不应答。
坊间传言，董事长吴保忠所欠债务包括2亿元银行贷款、8000万元民间借贷和5000万元承兑汇票。
在此之前，据记者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温州已见诸报端的涉嫌高利贷的“老高”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均出走，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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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在跑路“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会逃的。”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延法告诉记者，有的债权人有黑社会后台，债务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的信用，“一般欠个几千万都不会跑”。
但数量级已经改变。数据显示，截至9月8日，“郑珠菊案”自发登记的债主名单已经上升至7页，涉及85人共计8948.62万元，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
而江南皮革一案，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由中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江南皮革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6亿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7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8741万元，严重资不抵债。
链接：银行的钱如何转入高利贷？
1.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多数是银行授信。
2.银行和担保公司的“交易”。每季度末，银行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完成“存贷比”指标，下季度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作为交换，银行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
3.银行职员就任民间高利贷公司的股东，甚至直接放贷。
4.通过信用卡办卡公司从银行申请办理大量信用卡，刷卡购物在黑市变现，获得资金进行放贷。
（南方周末记者冯禹丁采访整理）江南皮革欠中国银行、深发展、浙江农合三家银行的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分别为6400多万元、1400多万元和2200多万元。而通过银行借款和办理应付票据，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借出却又无法确认资金使用情况的，总计达6315万元，其中光大银行达到3000万元。另外，截至5月31日，其供应商向龙湾区成立的清算组申报债权整理数为8231万余元。
“这只是账面上，最近几个月又有很多债权人登记，没统计在内。”清算组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还不知道黄鹤私底下跟民间借了多少钱。”他认为，江南皮革倒下引起的恐慌导致了民间借贷的资金挤兑效应，“后面发生一系列事件，或多或少跟它有关系”。
最典型的便是8月案发的涉及15亿元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当时王遭到债权人“挤兑”，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寻求庇护，被控于温州龟湖饭店。
王的一位朋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平时为人和善，不赌博、不玩女人，“只爱喝点小酒”。事发前，一位借给他180万元的债权人因银行贷款到期，向其讨要债款。他一直敷衍，债权人警觉后联系数名债权人一起逼债，王为自保，前去警局自首。
还有更多的高利贷业者行踪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债主们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就这样硬挺着，还公开放话：把我逼死了，一分钱也拿不到。”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天龙集团总裁陈奎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场地震让我想起1985年的温州‘抬会’崩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几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待上门咨询或委托高利贷合同纠纷事宜的客户，“超过2亿元的不少于10个人”。
他所指的当年温州乐清抬会“炸会”（即崩盘），会款发生额达8亿元，参与人数达30万之多，致63人自杀，200余人潜逃，近千人被追债者非法关押、拷打，数万家庭倾家荡产。类似的事件还包括1999年温州平阳水头发生的“会案”，2004年苍南爆发的“矾山连环会案”。
全民转战高利贷
“温州人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则是‘炒钱’。”
“浙江民间金融的土壤丰厚，起源于隋唐的‘呈会’、‘抬会’、‘标会’等就没有中断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告诉南方周末，呈会（又称千千滚会）几乎在温州的每个村庄都流行过。
改革开放以前，浙江民间金融主要存在于互助性消费领域，之后募资方式没有变，但资金用途流向了创业和投资领域。民间借贷为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0年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8厘，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上涨至3分（年息36%），逐年翻番。
到2011年5月份，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到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为24.38%，正好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6.56%的四倍）。但官方数据显然趋于保守，据记者了解，浙江民间资本的利息率平均水平实际为借款月息3%（年息36%），贷出月息10%（年息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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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小企业老板“跑路”风似乎越演越烈，民间借贷链条的频繁断裂或者会引爆温州式的金融风暴。 （谢正军/CFP/图）
“什么生意能赶上放贷？卖白粉也没这么高的利润。”温州担保协会一位负责人说。
相形之下，温州企业做实业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已经被挤压至约3%-10%，而其他投资渠道也并无出路在限购令、限贷令的双重打击之下，温州商品房交易上半年同比下降近九成，土地流标率74%。周德文估计，至少有220亿热钱撤离温州楼市转战民间信贷市场。在温州当地报纸上，随处可见“吐血抛售”房产的广告，其中相当部分卖家是为了变现投入到民间借贷中。
“房子不让炒了；炒煤矿被国企收编了，山西煤改让温州民间资本在煤矿上损失了900多个亿；收藏品市场可能80%以上都是赝品。”当年温州炒房团的始作俑者、超然不动产董事长吴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资本是要逐利的，不去放高利贷，难道把钱放在银行等着CPI吃掉吗？”
资金的流向自然随之发生改变。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温州人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则是‘炒钱’。”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440亿元）。其结论是，“民间借贷已成为楼市后的首选投资替代品”。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情况表明，资金短缺时代最大的财主银行，也在或明或暗间推波助澜。
记者了解到，不少高利贷资金的源头其实是银行，比如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多数是银行授信。百乐家电郑珠菊一案，正是通过在民间收购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从银行贴现后，资金流入其在上海开设的担保公司进行放贷，案发后查获承兑汇票登记总额超过1亿元。
每到月底，江浙很多国有银行内部人为完成“存贷比”指标（该指标直接影响其下一期授信额度），经常性地以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冲量，下季度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作为交换条件，银行内部人会帮忙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
多位人士告诉记者，浙江很多地方公务员可直接向银行贷款50万元，因此公务员中有不少做资金生意，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后投入高利贷行业。在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甚至有银行员工自己就是“主角”温州某银行塘下支行一位信贷员凭一纸假房产证7次从银行共贷出了1652万元投入到高利贷行业。
还有的放贷者通过与信用卡办卡公司合作，以各种名义从银行申请办理出大量信用卡，然后刷卡购物在黑市变现，获得资金进行放贷。这种操作几乎无任何利息付出，只需按期办理还款即可。
危险的春节
随着年底春节还贷高峰期的临近，跑路潮会愈演愈烈，如果不处理好，温州经济会有地震。
在温州担保协会的大门上方的液晶屏上，有一行滚动播出的“温馨提示”：“担保公司不允许从事放贷、吸储等业务”，但该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无奈地表示，这句话只对协会下属47家融资性担保公司有约束力。据他介绍，“正规”的担保公司是为银行信贷安全服务的中介公司，从国家财政领取补贴，60%的资金必须存银行，自身只收取客户0.3%的年息，属于高风险、低盈利行业。
但在温州民间，市区人民路、锦绣路、龟湖路、百里东路等地段毗邻而设遍地开花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等，实际上从事的都是借贷业务。高速公路收费站口的液晶屏上，也公然打着投资公司“提供过桥贷款、短期借款”的广告。
上述协会负责人估计，温州大概有寄售行四百多家，担保公司近千家，“永强那么小的地方就有几十家担保公司”。
担保公司是这两年温州民间放贷的主力军。他们的钱大部分借自民间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借给担保公司，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一家担保公司的老板跑路后，很可能让成百上千户普通家庭的借款血本无归。比如非法集资15亿元的王晓东案，据说参与此案的仅温州瓯海区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有160多人。王晓东目前已解除拘禁，在家筹钱还款。
在温州，很多担保公司的老板同时也做实业，“自己有资产，别人借钱给他更放心。”一位温州担保公司老板许达（化名）说。放贷的老板们大都爱炫富，比如宝康的老板吴保忠开着价值500万元的劳斯莱斯；百乐家电郑珠菊一家豪车有十来辆，这往往是有意为之，“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觉得你不可能还不上钱。”
那么，担保公司等集聚的大量高利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业内人士介绍，近一半资金会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拆借“空转”，其余则通常会流入一些投机性行业，或者赌博业。
但在目前的光景下，这几个出口都是违约风险极大的高危地带。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负担50%以上的利息率，暂时的拆东墙补西墙对于借贷双方来说，都是在“饮鸩止渴”。
一位担保业内人士说:“一旦恐慌袭来，债权人一挤兑，引发连锁反应，金字塔就会坍塌。”
可怕的是，多米诺骨牌还在倒下。除了不断的跑路事件外，温州涉及民间追债的突发性诉讼正大幅增加。多位温州本地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预言，随着年底春节还贷高峰期的临近，温州还会出现大规模的信贷违约，跑路潮会愈演愈烈。如果不处理好，温州经济会有地震，陈奎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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