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狂奔的高利贷乱局毫无意外地相继跳入自掘的坟墓。有媒体报道,近期苏北、闽北、温州等地频发高利贷崩盘事件,其中最极端者(如一度号称“人人放贷”的江苏泗洪)甚至出现“村民活埋上线”、“灌辣椒水追债”等骇人场景。
所幸这些事例尚处不同区域,目前尚无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有鉴于中国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及快速变迁中的经济社会形态,曾被视为“疥癣之疾”的地下金融业已无法等闲视之,任其坐大必然引致遗祸无穷。
不受监管的地下金融究竟已达何种规模,至今是笔糊涂账目,专业机构、学者经过调研得出的结论宽泛分布在1万亿~2万亿元区间段内。对于此,我们的看法则是,相比这些固然已经大到令人不安的静态数据,更需警惕地下金融快速膨胀的长期趋势,以及驱动这种长期趋势的深层机理。
催生高利贷乱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数十年一贯制的金融管制。由于这种管制,一方面,人为加剧了金融供给与需求间的不匹配,从而刺激民间借贷日趋活跃;另一方面,通过垄断金融资源,进而挤占地下金融生存空间,这种管控思路的路径依赖也在不断得以固化。
当然,应该承认,至少在过去很长时期内,高度管制一体产生的“纵”与“收”微妙地维系着脆弱的均衡,只不过,这种脆弱的均衡终究难以长期维系,原因如下:
其一,2002年以来,在外汇储备激增进而导致基础货币大量超发的情况下,中国之所以基本避免了过量流动性可能产生的严重冲击,除了倚仗余额一度高达近5万亿元的央行票据,以及长期保持在10%以上的超高存款准备金率,真正堪当剩余流动性“蓄水池”的投资标的无非只是房地产而已。
然而不断加码的房地产调控正在逼迫资金转觅他途,而这种短期之内骤然发生的投资取向重大变化,放诸中国长期存在的银行存款负利率,以及股市分红回报率甚至远远低于银行存款复合利率的大背景下,很容易导致不甘支付“通胀税”的个体投资者竞相加入高利贷的赌局。
其二,长期受困于信贷歧视的中小企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资金压力,而这种短期之内降临的雪上加霜主要来自于物价指数快速上升,由此导致宏观政策不断趋紧,以及人民币汇率加速上行,从而使其盈利状况更为不堪,银行态度更趋冷淡。
极度饥渴的资金需求必然激发出极度扭曲的超高利率。有报道称,今年以来浙江民间借贷年利率甚至摸高至迹近疯狂的180%,试问这种情况下,本性趋利的体外循环资金如何压得住贪婪的冲动?
余波未了的次贷危机仍在用其惨重损失警醒世人,脱离恰当监管的资金流动一旦超出合理限度,很容易陷入自强化的怪圈最终导致系统崩塌。这一教训套用到中国渐呈常态化的高利贷乱局,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哪怕仅仅为了守住安全底线,以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为双重目标的金融改革也绝不应该裹足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