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管清友先生取材于1989年-2010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国土资源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等官方统计数据，得出中国土地价款增幅的结论：从1989年的4.47亿元，到2010年的30108.93亿元，21年间土地成交价款增幅达到6732倍，年均上升320.57倍。
可以想像公众面对这个数字的惊诧与愤怒。
这样的天文数据并不奇怪。首先，土地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由于土地国有制，资源的分配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通过土地配置，财富的分配权集中到了政府手里；其次，地价款增幅达到6732倍，并不意味着土地价格也相应地上升了相同的倍数——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达2.7万亿元，较前一年增加69.4%；去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71%，比上一年增加22.2个百分点。相同的地块，土地每年上升幅度在50%以内，土地已经过了最高的溢价周期；第三，土地价款的上升除了地价上升之外，也因为土地财政模式被当作缓解地方财政难的良方，迅速推广到了全国；第四，土地溢价的最大受溢者是掌握土地配置权的地方政府，裁判员与运动员集于一身，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拍卖土地、推高地价。
一味痛批土地财政是思维的懈怠。我们必须追问的是以下两个问题，土地财政横行20年有没有合理性？有什么其他财政收入能够解决如此之高的卖地收入？找不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找不到解药。
必须承认，在目前的体制下，土地财政有其合理性。
一方面，在21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半计划、半市场经济的转型，转型过程支付了巨大的成本，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靠土地财政支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地方投资公司的实际拥有人，是地方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是市场的深度参与者。
只要体制不变，地方政府是市场参与者，是投资家，是国企赢利的拥有者也是国企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地方政府就会维持目前的资源溢价。在土地溢价下降之后，地方政府将追捧煤矿、有色金属、甚至水资源等，能够归地方财政的一切资源都在上涨的范围之内，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逐渐剥离地方政府的大地主、大投资家、大矿主、大实业家种种身份，资源价格才能摆脱狂燥，进入正常发展轨道。
是否能够取代土地财政的其他收入来源？答案是悲观的。我们找不到另一种各地都有的大宗商品，能够在短时间内取代土地收入，我们更找不到能够取代土地财政的税收收入，被寄予厚望的上海与重庆的房产税，预计一年征收额不过数亿元，与千亿、万亿级别的土地收入，不可同日而语。
再难，也得改革，否则中国房地产市场症结无解。换一个角度看，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既然地方政府拥有土地财政是为了地方基建、地方国企转型，最好的办法是把地方基建公司、地方国企等资产，出售给民间投资者。这是陷入债务危机的希腊、意大利等国采取的方式，在出售资产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剥离了债务，恢复了守夜人的身份，还度过了土地收入下降的燃眉之急。
地方政府不可能一夜之间转变身份，过度办法是逐步降低地方经济发展的增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投资效率上来，新增的投资与基建等，放手交给民间企业实行。此时，房产税等税种有足够的时间弥补地方财政漏洞。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社会无法承担的高昂成本，都是需要改革的。土地财政就到了不改不行的关键时候，公众已经无法承担高昂的成本。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