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韧
一幢老旧的斜顶房屋被低矮的栅栏阻隔：房子有两层楼高，是英式都铎风格，红砖墙上爬满蔷薇，四周绿树环绕，庭院开满鲜花，后院还种着几棵长着鲜红苹果的苹果树。这就是乔布斯位于加利福尼亚帕拉阿图市（Palo Alto）的家，地址是2101 Waverley Street Palo Alto，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在谷歌地图上输入这个地址并观看它的街景，所见跟我在现场看到的几乎没有两样。
在跟一个朋友开车经过那里之前，我们还煞有介事地计算了一下自己与乔布斯“不期而遇”的概率：如果乔布斯还会像他的邻居所说的那样“从屋子里出来看看天气和邮箱，每天一两次，每次一两分钟”，那么我们在24小时中见到他的概率应该大于千分之一。
这一天是2011年10月3日。
Waverley街在帕拉阿图市属于中档社区，乔布斯的邻居大都是附近硅谷公司的普通工程师。平日这条街上并无任何安全戒备，但来访者都会自觉保持分寸。从全球各地赶来的“果粉”，最多也只会在乔布斯住所外小心翼翼地拍张照片留念，乔布斯还曾特意关照过，希望这些访客们不要打扰他的邻居。
我不算“果粉”，也没有去他家门口拍照片。但作为记者，采访对象就在数十米之外，我却只能过其门而不入还是件大大的憾事—3天之后，这一遗憾变得永远无法弥补。
就在10月4日，苹果近年少见地在位于加州库柏蒂诺（Cupertino）的公司总部举行了新产品发布会。我跟来自全球没有邀请函而无法入场的记者们一起，在一门之隔的草坪上坐下，通过手机和iPad观看发布会直播。
记者们的评论焦点除了刚刚发布的iPhone4S，还有新任CEO蒂姆?库克的演讲表现。有人认为他举手投足都酷似乔布斯，有人认为他还缺乏一些演讲技巧。在我看来，乔布斯的演讲固然充满技巧，但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发自内心地把产品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来介绍—乔布斯像极了一个在家里大宴宾客的主妇，在端出自己精心准备的菜肴后，故作矜持地欣赏宾客们饱餐一顿的神情。
没有了乔布斯，iPhone4S发布会就像一场主妇缺席的家宴。
10月5日早晨，几乎永远是阳光灿烂的硅谷迎来了不多见的阴雨天。一向平静的加州小镇库柏蒂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名工人在开枪射杀三名同事后夺车逃逸，荷枪实弹的SWAT（特殊武器与战术）防暴警察从库柏蒂诺开始在附近小镇挨家挨户进行搜索。
5日傍晚时分，登录苹果公司官方网站的人们突然发现，网站看起来跟往常不太一样，首页从熟悉的欢迎页面变成了一张乔布斯的黑白头像：照片上，乔布斯戴着那副约翰?列侬式的圆框眼镜，用大拇指微微扶着下巴，目光炯炯有神直视前方，“就好像他想告诉我一点什么”，小说家Nicholson Baker在《纽约客》的纪念文章里回忆当时的情景。
随后，他在网页上看到了一行小字：乔布斯（1955-2011）。
这天，纽约高中生Reenan Thompson正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苹果全球旗舰店门口安心守候，这是他在店门口搭起帐篷等待苹果发布新产品的第9天，再过9天，他就能成为全球最早获得iPhone 4S手机的消费者之一。跟一些对这款产品失望的人不一样，他坚信iPhone 4S手机非常棒，因为上面装载了siri语音功能，这被公认为下一个技术热点，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长时间露营等待苹果产品倒计时发布了。
当Reenan的朋友通过Twitter告诉了他乔布斯的死讯时，Reenan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一样：这是个玩笑。不过，很快，一个神情悲哀的苹果员工走出店门向他证实了这条消息，“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Reenan后来对我说。
一分钟之后，第一束鲜花被放在了这家苹果零售店门口，Reenan写下了一张悼念字条贴在店门外，并开始继续等待。随后，在旧金山栗子街、伦敦科芬园、香港维多利亚港、北京三里屯Village……苹果在全球几乎所有零售店门口，都被人们自发地布置出一个小小的纪念区。
在Waverley街乔布斯的家门外，一些附近居民顾不上此时仍未落网的持枪杀人犯，绕开被警察封锁的路段来到这里，同样只为摆上一束鲜花，或者一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一直在报道警察抓捕逃犯现场的当地电视台，也将直播信号切到了乔布斯家和苹果公司的门口。库柏蒂诺的苹果公司总部此时仍然像往常一样窗户紧闭，门禁森严，但每个房间都亮着灯光。人们难以猜晓，苹果员工将如何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坏消息。
我问一位美国当地的朋友，上一次这种景象是发生在谁死去之后，他想了想说：“迈克尔?杰克逊。”
的确，美国人缅怀和悼念乔布斯的方式不像是对一个企业家，更像对一个摇滚乐手或者电影明星，一个陪伴了他们多年的老朋友。
在苹果零售店外那些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人们说得最多的话是希望他能够安息，“他到最后骨瘦如柴，还跑出来主持发布会。”乔布斯在生命最后阶段与病魔的抗争让他在美国人心目中更接近一个凡人英雄。其次则是感谢，“谢谢他，他是一个最酷的圣诞老人，拿出的礼物总是超出你预期。”一个孩子把自己的iPod放在地上回赠给他。还有人在点评乔布斯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他被比作这个时代的达?芬奇、古滕堡、爱迪生、毕加索……
就在苹果公司公布乔布斯死讯前的几小时，我来到《连线》杂志办公室，与曾经多次采访乔布斯的资深记者斯蒂芬?列维（Steven Levy）谈论乔布斯。列维的办公室里到现在还摆放着一台1984年的苹果麦金塔电脑（Macintosh），这是一台他认为配得上“好得出奇”（Insanely Great）评价的机器。私底下，列维也是乔布斯的好友，他笑着说，因为很多记者担心坐到乔布斯身边会被他骂成是“笨蛋”，所以苹果的公关经常把他安排在离乔布斯最近的地方。
不过，他和乔布斯的第一次见面也并不愉快。
那是在1984年，年轻的列维那时还是《滚石》杂志的记者，被公司派去采访即将推出麦金塔电脑的苹果公司。乔布斯接受了采访，但同时用他一贯的强横态度告诉列维，这篇报道必须要成为《滚石》杂志的封面故事，他本人要上封面。
“做梦！简?温纳怎么可能用一个开公司的家伙来代替东大街乐队(the E.Street Band)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列维在心里说。他告诉乔布斯，这事他没法做主。乔布斯于是直接打电话给《滚石》发行人简?温纳，简?温纳的回答是，“别抱太高期望”。最终，乔布斯没能上成封面，他对此一直有些耿耿于怀。
辞世后的乔布斯几乎出现在了全球所有杂志的封面上—当然也包括《滚石》杂志。
《滚石》杂志的标题是：无人知晓的乔布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嬉皮孩子如何重塑自己以及改变世界。
1.“做出好东西”
“我们希望能够体验那些让自己感觉真正活着的东西，而不止是过舒服日子。60年代最好的地方在于人们摆脱了物质主义的蒙蔽，于是我们启程去寻找更深层次的东西。”在一次访谈中，乔布斯一语道破自己这一代人笃信的价值观。尽管创造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但他骨子里从来都与商业世界里流行的成功学和现实主义格格不入。
凡是乔布斯认为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人，比如列维，还有他为自己挑选的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基本都是他的同龄人—这些人都听鲍勃?迪伦，熟悉他的每一句歌词，都对物质主义保持着警觉，并且也都对体制和约定俗成的事情充满不信任。
在后人津津乐道的那则苹果公司1984年的广告里，乔布斯淋漓尽致地宣泄出了他的价值观—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用重锤打破了由大公司统治的世界。就像一个抗议歌手总是把代表体制的政府作为挑战的对象，乔布斯也总是把IBM这样的大公司当成他的假想敌。
在这个广告发布一年后，乔布斯被逐出了苹果，理由是他太过桀骜不羁，更适合做一个“新产品的构想者”，而不是掌管一个公司。
在乔布斯1997年回到苹果之前，几乎所有见到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麦金塔电脑让乔布斯的名字进入了硅谷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可是计算机的未来看起来跟他已经不再相关。尽管当时苹果公司也处于低谷，但乔布斯自己开的NeXT公司因为他将产品定位于企业客户而徒劳无获。人们窃窃私语，其实苹果董事会当初将乔布斯赶出去的决定是对的。
在那段时间里，一切技术和商业的主流趋势似乎都在否定他。IBM、惠普、康柏这样的大公司与兼容机厂商一起，将技术已经相对成熟的个人电脑推入了商品化阶段—这就是乔布斯口中的PC“黑暗时代”，大公司控制下的产品样式单一，靠价格取胜，毫无美感。“彻头彻尾没有品位”的微软公司则统治了操作系统市场，曾经以苹果粉丝面目出现的比尔?盖茨成了世界首富，为人们指出未来之路—这些本来全都是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该干的事情。
《滚石》杂志记者杰夫?古德尔（Jeff Goodell）在1994年采访乔布斯时，恭维他是电脑产业里的奥逊?威尔斯，敏感的乔布斯读出了记者背后的意思：在26岁拍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公民凯恩》后，奥逊?威尔斯后来只拍过几部叫好不叫座的片子，很快便消失于好莱坞的二流导演行列之中。
这也是乔布斯的相貌看上去最为平庸的时期，他开始像大多数美国中年人一样发福，越来越圆润的脸颊和越来越稀疏的头发抹去了年轻时脸上那种青涩忧郁的魅力。虽然衣食无忧，但在NeXT公司，哪怕是在后来大放异彩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乔布斯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在苦苦挣扎。有一阵子，向来视工作为生命的乔布斯甚至懒得去上班，宁愿在家带孩子。
不过，在这种境况中，乔布斯也不是没有开心的时候。皮克斯的员工说，虽然乔布斯不会使用专业制图软件，但是他却对皮克斯开发的渲染软件RenderMan十分着迷，经常在电脑上尝试使用各种渲染效果，一玩就是几个小时。
他曾经认为皮克斯的未来商业模式在于向个人用户出售这种专业渲染软件，虽然没有人想象得出个人用户有什么理由要用这种软件，但每次乔布斯都能用他的“现实扭曲力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让皮克斯的销售人员相信，他们一定能把这种软件卖给普通大众。等乔布斯离开办公室后，大家就会集体回到现实，看着电脑屏幕发愁。
乔布斯经常向来访者展示RenderMan惊人逼真的视觉渲染效果，“真的很美妙，不是吗？”他拖动着鼠标，其着迷程度堪比服下迷幻剂产生的效果。
“以后不用嗑药了，个人电脑就是下一个迷幻剂。”乔布斯的同代人曾经如是说。
乔布斯的朋友们回忆说，正是这种能够真正享受创新或好产品的快乐特质，支撑着乔布斯度过了他生命中最低迷的时期，而没有选择去过那种将股票变现后什么都不用做的清闲日子。
在1997年重返苹果后的一次与大学生交流中，乔布斯对那些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全部围绕着如何获得风险投资青睐和苹果的股价十分失望。他曾告诉《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马科夫，尽管身为一家上市公司的CEO，但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成长背景和价值观让他时常感觉自己与大公司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苹果早期的公关负责人就曾告诫投资者们，“人们对于苹果公司最大的误解，就是他们真的以为苹果是一家公司”。
“物质只是把生活填满，而不是使之充实。”有一次，乔布斯用自己标志式的箴言劝导女儿丽萨应该选择一种尽量降低物欲的生活。丽萨反驳道，如果乔布斯真的那么反对物欲的话，为什么又要执著于开发电子产品。一向能言善辩的乔布斯此时也哑口无言，半晌他才喃喃地回答：“我抗拒不了做出一个好东西的诱惑。”
“做出一个好东西。”这其实也是硅谷的信条。
从旧金山湾南端沿着101公路，从门罗公园（Menlo Park）、帕拉阿图（Palo Alto）、山景城（Mountain View）、桑尼韦尔（Sunnyvale）、库柏蒂诺（Cupertino）到硅谷中心的圣克拉拉（Santa Clara），再经坎贝尔（Campbell）直达圣何塞（San Jose）的这一狭长地带，就是我们俗称硅谷的地方。
硅谷听上去很大，但其实这些地方彼此之间的车程往往只有十几分钟，“不到两小时，我就能带你把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全逛一遍，还加上塞车和等红绿灯，”印度籍出租车司机RJ告诉我。乔布斯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面积不到800平方公里的地方度过的，位于库柏蒂诺的苹果公司离他读过的小学只有几公里之遥。
那些闻名世界的高科技公司星罗棋布地分布在硅谷各个地区，苹果公司位于库柏蒂诺，Facebook在帕拉阿图，Google占据山景城，大有各自占山为王之势。公司园区中布满了居民住宅和规模不大的商业区，所有这些都掩映在一片片生机盎然的果树林中，让人想起“大果园”这个硅谷地区以前的名字。用《Infinite Loop》的作者迈克尔?马龙的话来说，硅谷说到底就是一个“富裕的西部小镇，在这里的人们要么互为工作伙伴，要么互为竞争对手，要么轮流扮演这两种角色”。
在来到硅谷之前，我猜想这里的商业氛围一定热火朝天，科技和金钱每天都可能在最时尚的酒吧和夜店里撞个满怀。但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我渐渐感觉到，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跟美国西部乡村几乎没什么区别，只是把耕耘的对象从农田换成了计算机。
一个在Adobe公司工作的程序员调侃地跟我说，“在硅谷，人们拼命工作的一个原因是—这里真的也没什么别的事可干。”
秋冬天气，一件灰不溜秋的抓绒外套搭配一件同样灰不溜秋的T恤是最常见的硅谷人装扮，纽约曼哈顿街头常见的白领装扮放到这里接近于盛装华服。在听说我还要去纽约之后，我的硅谷朋友的第一个反应是：“真惨，去大城市你就得穿正装了。”
在乔布斯十几岁后居住的山景城，只有卡斯特街（Castro Street）不长的一段还算繁华，虽然名义上是Downtown（市中心），但这条街上的书店比服装店还多，街上数量最多的是餐厅，提供意大利、中国、印度、韩国等各国料理，但营业到深夜的屈指可数。卡斯特街附近一家口味差强人意的台湾奶茶店仅仅因为关门较晚，就赢得了夜间活动中心的美誉。
今天的硅谷起源于两股相互矛盾的力量。一股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和洛克希德公司这样代表国家意志的科研机构和军事技术公司，另一股是像“自制电脑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这样的草根组织和电脑黑客们。很多工程师游走于这两股潮流之间，从英特尔、思科到苹果、谷歌，几乎所有硅谷公司都源自这两股力量的奇妙合流。
最终，松散的乌合之众战胜了资金充沛、组织严密的政府机构和大公司，“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就是这场庶民胜利的战利品。在此之前，电脑和互联网的研发目的都是服务于大型组织、工业生产或者军事机构，而乔布斯这样的硅谷年轻人把电脑变成了个人消费品和“人类思维的自行车”，互联网则成为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全球网络。20世纪70年代加州伯克莱大学的反战青年们曾经包围住学校的计算机研究中心，要销毁这些帮助戕害人类的机器；而21世纪的青年们则用电脑和互联网来组织“占领华尔街”这样的反体制游行集会，并把保护网络自由开放作为斗争的一部分。
苹果公司就是从这样一个混乱而生机勃勃的大果园里生长出来的。它诞生于1976年的愚人节，鼓捣个人电脑首先是乔布斯和搭档斯蒂夫?盖瑞?沃兹尼亚克（Stephen Gary Wozniak）对抗威权的途径，然后才是一门生意。
在那个年代，组织一个车库乐队或者创办一家车库公司是硅谷的男孩们最想做的两件事，从某种意义上看，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年轻人操起简单的家伙去改变世界—有时候是凭借焊枪和电路板，有时候则依靠电吉他和鼓。但重点仍旧在于，弄出些动静，做出些真正的好东西。
也许乔布斯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创办的公司会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取代了之前他厌恶的IBM的位置。约翰?麦考夫在《PC迷幻记事》中曾这样描述苹果、思科、Sun等二十多家硅谷高新企业和嬉皮文化的渊源：“当科技嬉皮的力量在被资本招安后，最终改变了美国经济，进而重塑了全球人类社会生产方式。”
2.迷幻剂与禅修
“你吸过迷幻剂吗？”1982年，在一名希望加入麦金塔开发小组的中年程序员解答完所有技术问题之后，一直没说话的乔布斯向面试者抛出了第一个问题，面试者困惑地摇了摇头。
“你是什么时候破处的？”乔布斯抛出了第二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被重复了两遍后，程序员的困惑成为了困窘，他求助地把眼光投向乔布斯身边的人，熟悉乔布斯脾气的人们开始把眼光投向别处。
“破处，破处你不懂吗？丧失你的童贞，难道你还是处男？”乔布斯被自己逗乐了，乐不可支地把光着的脚丫搁上办公桌，冲着面试者大笑。
“我想这跟我的工作能力无关”，面试者涨红了脸回答。
“我想你不适合这里，面试到此结束。”乔布斯告诉他。再也抑制不住愤怒的面试者站起来撂下一句话：“我也觉得我不适合这里。”
这是一个经常被人拿出来说明其乖戾性格的“乔布斯时刻”。乔布斯后来向身边人承认，他其实是不喜欢这个人身上的那股子“IBM味道”。
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回答才能对乔布斯的胃口？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只是乔布斯一直看不惯那种太实际、从来不思考“人生重大问题”、只顾埋头钻研技术性细节的人。“是否吸过迷幻剂”和“何时丧失童贞”是他在招募麦金塔开发小组成员时最常问的两个问题。当然，他也用“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这样优雅的话来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那些没吸过迷幻剂的家伙，看事情总跟我有一层隔膜。”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朋友抱怨道。在一次评论比尔?盖茨时，乔布斯掏心掏肺地说：“说真的，我对比尔?盖茨没意见，不过如果他年轻时能吸点迷幻剂，或者能多去几个穷地方，也许他的眼光会开阔很多。”
不要误会，乔布斯并非瘾君子。事实上，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几乎每一个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总统都曾被选民或者记者追问过年轻时有没有吸食过大麻，而他们的回答全部是“是”—如果回答没有，要么会被认为落伍、不合群，要么会被认为不诚实。
服用致幻药物对乔布斯来说其重大意义在于寻求精神层面的突破—这是他那个时代年轻人常用的方法。除了摇滚乐手和垮掉一代作家们的示范作用，对于西方理性的集体失望也是这群20世纪60年代青年们沉浸于迷幻剂的原因。跟很多同龄人一样，乔布斯几乎尝试过那时流行过的几乎所有精神治疗方式：长时间撕心裂肺地喊叫、不吃任何含有“黏液”成分的食品、坚持几天几夜不睡觉……相比起来，服用迷幻剂算是很“主流”的选择。
乔布斯执意向父母要求进入学费高昂的里德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这是一所“专门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孩子们量身建立”的学校。倡导通过服用迷幻剂来探索精神世界的哈佛心理学教授蒂莫西?利里正是在这里的草坪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号召一代美国人“打开心扉，关注社会，抛下尘世”（Turn On，Tune In，Drop Out）。
“没人能真正说清服用迷幻剂后到底能看到什么，但那是一种醍醐灌顶的体验，把你从日常的思维状态中解脱出来。”在旧金山Haight Ashbury街的RedVic咖啡店里，海利?麦康洛格（Hallie McConlogue）告诉我，她跟乔布斯一样，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追随过离经叛道的蒂莫西.利里。麦康洛格曾在苹果和Sun公司从事程序开发，现在则是一名以教授“即兴创作”为业的教育者和社会活动家。
“每次醒来后，我什么都不记得，但是我知道，肯定发生了点什么让我跟以前不一样”，乔布斯本人对这类体验的描述也跟麦康洛格或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既强烈又模糊。
虽然20世纪60年代早已过去，但Haight Ashbury街的嬉皮文化氛围仍然十分浓郁。反商业情结是嬉皮士文化的一部分，Haight Ashbury几乎所有的店铺，无论是卖唱片还是卖衣服的，都提供收购废旧商品或代售二手货的业务，买卖旧货和以物易物是手头拮据的嬉皮士们常见的谋生方式，这可以让他们把对金钱的需求降低到最低状态，去做那些比赚钱重要的事情。就拿在这条街上经营多年的RedVic咖啡来说，它更重要的使命是为直到今天仍在定期举行的“全球和平论坛”提供资金和场地。
Haight Ashbury街口的标志建筑是一家颜色鲜艳的Ben&Jerry冰激凌店，店门上的公司广告语戏仿反越战时期政治标语：“和平、爱与冰激凌” （Peace，Love & Ice-cream）。
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Ben&Jerry这家全美排名第三的冰激凌公司曾经由于在生产过程、选择包装材料时严格遵循环保标准而被《金融时报》评为全球环保领域最值得推崇的前20家企业之一，创始人Ben和Jerry在公司传记《意外的利润》中强调，企业就像人一样，要用“心、灵魂、爱、灵性”来经营。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它成了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目前为止的唯一企业赞助者。
1974年，乔布斯为寻求精神启蒙和突破，去了自己期望已久的印度，并在那里流浪了7个月，不过他后来很诚实地承认，印度的贫穷和光怪陆离对他反而起到了祛魅的作用。其实大多数印度人并不是自发地选择了摈弃物欲，而是因为出身，没有选择地过着贫困的生活。
这次东方的灵魂之旅起到的最大作用居然是把乔布斯推回到了身边的现实世界。“我生平第一次开始觉得，一个托马斯?爱迪生对世界的贡献可能比卡尔?马克思和尼姆?卡洛里?巴巴（Neem Karolie Baba，著名的印度教上师）加起来还要大。”而他的禅宗导师乙川弘文也推动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其一生轨迹的抉择。乔布斯曾经十分犹豫：到底是前往日本，去曹洞宗的大本营永平寺修行，还是留在硅谷做一个产品开发者。
一向对任何问题都有着自己强烈主张的乔布斯最后求助于乙川，禅师帮他选择了后者，理由是禅修不必追求外在的形式，永平寺有的，硅谷也有。
但是，无论是印度之旅，还是后来的任何经历都没有改变一样东西，那就是乔布斯对直觉的信赖—“我回到美国之后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比我去印度时感受到的还要强烈。印度乡间的人们与我们不同，我们使用思维能力，他们使用直觉，直觉是非常强大的，在我看来比思维更加强大。西方理性思维是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但直觉和经验智慧的力量在某些方面与理性思维具有同样的价值。”
“我们是被逻辑和分析这一套理论教育大的，但我们有一天发现，理性不能保证你不犯错，哪怕就像发动越南战争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样理性十足的人，最后还是犯了错，而且是一错再错，”海利?麦康洛格说，“与之相反的是艺术，就像演奏爵士乐，你犯了一个错，但是把这个错误重复三次，它就变成了一个精彩的演绎。”
这也是贯穿乔布斯之后的生活乃至工作的信条。
3.打破“创新者两难”
凌晨两三点，在一家新创公司位于山景城园区的某个篮球场上，我看见一群年轻人咬着比萨饼，挥舞着棒球棒从办公室走出来，一场非正式的棒球比赛开始了，加油声和笑声不时划破夜晚的宁静。不过，千万别以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轻松惬意，几分钟之后，这几个年轻人就会回到办公室，继续加班。
就像运动员会用受伤留下的疤痕互相炫耀一样，硅谷人爱比谁睡觉睡得少。“睡得太久，就会有人抢先得到专利、项目资金和市场份额”，这句话驱动着硅谷人在45岁前把自己榨得精光，也争取在45岁前获得能够让自己退休的丰厚回报。目前，这一年龄的心理预期还在不断提前。
山景城卡斯特街上著名的红岩咖啡（Red Rock）为创业者们提供聚会场所和效力极其强劲的咖啡，其中一款名叫“红眼”（Red Eye），它浓到让刚刚从红眼航班下来的人也能打起精神工作一天。
正如此前的各种报道所说，Google和Zynga这样的公司总部为员工整天提供免费的精美食品和饮料，但这“与其说是慷慨，不如说是精明”。
“这些食品的成本比我们的每小时工资可低多了，这样一来，我们吃饭的时候都还在工作。”一个Google公司员工告诉我。
像工厂厂房一样宽敞明亮的皮克斯动画在休息区摆放着足球台、乒乓球桌、桌球等休闲器械，室外还有篮球场，可是却很少看到有人真正在使用。在那些新创公司的公司园区里，停车场直到凌晨两三点仍然拥挤不堪。
这些年轻人正在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一个名叫“破坏性创新”的游戏，并且乐此不疲。它意味着凭借一种恰当的创新，一群大孩子能够将一个组织严谨的大公司甩在身后，直到被另一群大孩子所超过，这是激励着无数硅谷人透支生命的游戏规则。
“创新者两难”（The Innovator’s Dilemma）是管理学家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命名的一种高科技产业现象：任何一个领域的在位者，都拥有比后来者远远充沛得多的研发资源，但由于对原有客户群需求以及自身的资源能力的衡量，它们总是沿着维护性创新的轨迹前进，这让改变竞争格局的破坏性创新总是从起初不知所踪的后来者那里出现。
吊诡的是，越是精于管理、具有很强创新和执行能力的公司，就越难以摆脱这一窘境。每一个正确的小决策汇总起来以后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错误，正是这种错误让诺基亚这样的公司成了“100分的失败者”。Sun公司的约翰?吉尔默解释起这种现象更加简单直接：“生活是不合理的，而大公司都是合理的。”
“这家公司已经不行了，快一年都没有推出过什么好东西了”，硅谷人经常这样看起来十分武断地评论那些声名显赫的大公司，然后把眼光急不可耐地投向下一个热点。
可想而知，当乔布斯1997年再次回到苹果，这个已经42岁的老家伙看起来在与年轻人的竞争中毫无优势。当时风头正劲的迈克尔?戴尔甚至说，苹果对投资者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退市并向投资者返还现金，就连《连线》杂志这样敏锐的产业观察者，也在《101种拯救苹果的方式》中第一条提出了一个让他们后悔不迭的建议：承认吧，苹果早就该退出硬件战场了，将硬件制造外包出去或者完全剥离，与微软直接比拼操作系统。
乔布斯回到苹果的第一件作品是具有果冻般质感的iMac。这个产品虽然具有乔布斯特有的美感，但在他的产品构想中只是一个序曲。外人认为他还是那个把机箱设计看得万分重要的乔布斯，但他已经抓住了两个重要产业趋势：一是随着个人电脑进入货品化的尾声阶段，消费者开始更多地追求包括外观设计在内的差异化价值；二是随着移动电话的普及，消费者开始产生一种对能够兼具电脑和手机优势特性设备的需求。这意味着一场新的战役即将展开，个人电脑的赢家与输家能够重新再战一回合。
“现在的失败者，会成为将来的赢家，因为时代在变。”作为他最喜爱的歌，乔布斯不知道听过多少遍这首鲍勃?迪伦的《时代在变》。
终于，时代变了。
“这家伙（乔布斯）是一个真正的终结者，他回来了，并且无可阻挡，”列维有些激动地解释，“苹果不是一个常规的公司，这里一切都由乔布斯说了算。乔布斯不相信客户需求调查，他相信客户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在自己的头脑里构思产品，然后用他的‘现实扭曲力场’不折不扣地将其推行到底，这让他避开了硅谷公司常见的陷阱。”列维说，如果他没有睿智和远见，“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会成为一个十足的笑柄”。
事实证明，乔布斯不但富于远见，而且他听从内心直觉，执著于推进产品更替的性格使得苹果成功地规避了“创新者两难”的窘境。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创新者两难”对苹果来说反而是一种福音—惠普、戴尔这样的主流公司无不受其拖累，但终结者乔布斯则用自己的节奏推着产业向前跑，他的一款产品不但不是下一款产品的拖累，反而会为下一款产品做出铺垫。
4.拯救者iPod
我在旧金山的Haight Ashbury街上看到了一些旧唱片店。迈进重重叠叠贴满唱片海报的店门，总有一两个坐在柜台后面连眼皮都不抬的店员，他们有时专注地给唱片抄写标签，有时听着店铺里放的音乐发呆。这些商店里到处都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就算是陈列的最新蓝光高清DVD看起来也显得颇有年头。
这类商店在美国已经很少见了，只有在Haight Ashbury街或加州伯克利大学电信街（Telegraph Street）这样20世纪60年代文化徘徊不去的地方最为密集。与其说这些唱片店是零售店，不如说更像一个音乐博物馆，人们走进唱片店，膜拜下那些伟大的乐手和他们最重要的唱片，然后回家去互联网上下载这些歌曲。
传统唱片行业正在走向死亡。美国最大的唱片连锁店Tower Records早在2004年就已经宣布倒闭清盘，背靠维珍集团的Virgin唱片也在不断收缩。而有400多家店面的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Borders Group 也在2011年夏天破产—实体书店和唱片店堪称数字时代的一对难兄难弟，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将纸面上的内容和音乐数字化的商机。
所以，当乔布斯回到苹果，执意要开发一款MP3播放器时，苹果大多数人认为这根本不是创新—索尼和其他公司早有类似产品。
但乔布斯的优势在于他是个真正的音乐迷。他懂得对于真正的音乐发烧友来说，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他们需要的是“那首歌”，而不是“一首歌”。在某一时刻，“这首歌”重于其他所有的歌，这就是为什么随时找到那首你需要的歌曲对消费者如此重要的原因。当时市面上还没有一款音乐播放器能够把一个人心爱的专辑全都装进来，同时能让消费者在上千首歌中快速选择，这就是后来苹果公司的大热产品iPod的卖点：“把1000首歌装进口袋”。
列维回忆说，2001年10月23日，乔布斯邀请他来苹果公司看一个新产品。9.11事件刚刚过去一个多月，美国人仍然沉浸在痛苦和失落之中。因为时局，也因为当时的苹果的确算不上顶尖公司，苹果为此举行的发布会十分低调。
“乔布斯给我看的就是第一款iPod音乐播放器。”列维对我说，虽然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个小东西非常漂亮，但苹果公司的人并不看好它，因为它算不上什么创新。如果非要说它和市面上的数字音乐播放器有什么不一样的话，这款数字播放器的容量非常大，5G的容量足以容纳上千首歌曲，一般人的唱片收藏能全部装进去，而且用一只手就能从曲库里搜到想要的歌曲。
即使是坚持推出这个产品的乔布斯也没有对此报有太高期望，他情绪有些低沉地告诉列维，希望“这个小东西能够给美国人带来一些小小的欢乐”。
就在苹果发布第一款iPod的第二天，如日中天的微软高调发布了被寄予厚望的Windows XP，受邀参加的列维把他刚刚拿到手的iPod拿到了比尔?盖茨面前。列维形容说，盖茨眼睛发亮，手指颤动，就像一台“生物探测仪”一样翻来覆去把iPod全面观察了一遍。
“看上去是款不错的产品，”盖茨研究完iPod后提的唯一问题是：“它只能跟苹果机兼容吧？”
当时的iPod的确只能和苹果机兼容，不过从第二代开始，iPod就实现了与Windows兼容。iPod后来的成功超过了所有人，包括乔布斯本人在内的想象，它成为了真正拯救苹果并且将其带入一流公司行列的标志性产品。2007年4月，iPod在全球的销量就达到了1亿台。蒂姆?库克在iPhone4S发布会上宣布，iPod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3亿台，对比一下，索尼最著名的产品Walkman随声听，在30年时间也才售出2亿台。
几乎被所有人揣在兜里的iPod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产品，它也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越来越多的人相信，iPod里隐藏着主人的性格，人们试着从每一台iPod的播放列表去理解它的主人，“我思故我在”被列维转换为了“iPod，Therefore I am.”。
乔布斯的iPod里到底藏着什么？这是列维和为乔布斯做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见到乔布斯时都提出过的问题。
答案是：整整6张鲍勃?迪伦的精选集，7张披头士乐队的专辑，6张滚石乐队专辑，还有Arethna、B.B.King、Buddy Holly、Don Mclean、the Doors、Janis Joplin、Jeffeson Airplane、Grateful Dead 、Simon and Ganfunckel、Jimi Hendrix……
这些20世纪60年代经典乐队和乐手的专辑几乎占据了乔布斯整个iPod播放列表的3/4。不过，同样是60年代的文化偶像、乔布斯和鲍勃?迪伦曾经的歌手女友琼?贝兹只有一首单曲入选：《Love is Just a Four Word Letter》。
“他是一个心灵停留在60年代的70年代青年”，这是比乔布斯年长3岁的艾萨克森对他下的结论。
“当你十七八岁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的时候，音乐让你觉得你还拥有一些什么。”巨鲸音乐网创始人陈戈跟乔布斯一样喜爱音乐，并希望拯救唱片业，他花了将近五年时间让唱片公司在中国大陆尝试接受免费数字音乐下载模式，但即使乔布斯也没能实现这一点。
最难跨越的是唱片业和互联网公司之间横亘的那条鸿沟，那些不听音乐的互联网人也许永远也不认为承载音乐的比特跟其他比特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权力要求被区别对待。
“比尔?盖茨这样的Nerds（书呆子）永远不会懂，而乔布斯懂。”陈戈说。
凭借3个系列的十几款产品，iPod在美国数字音乐播放器市场的占有率超过了90%，这在电子消费市场称得上一个可怕的奇迹。其他数字音乐播放器跟iPod相比，到底缺了什么？
曾经用《完美之物》整整一本书来剖析iPod的列维沉思良久对我说：“乔布斯创造的是一款能够映射出你自己的机器，谁会对这样的产品视而不见呢？”
5.倒计时
在库柏蒂诺的苹果总部门口，一家看上去是全家出行的游客从车上走下。跟绝大多数访客一样，他们永远不可能进入苹果那个“进每一道门都需要刷卡”的神秘总部内部，只能围着排列成环形的六栋办公大楼转一转，在巨大的苹果公司标志前留影。
为了拍一张一个成员都不缺的全家福，他们叫住了一个同样从门口路过的老人，请他帮他们用iPhone拍一张合影。
老人接过了iPhone，退后几步，又调整了几次背景和角度，直到能把这一家人全部摄入镜头，直到觉得最合适的时候他才触摸屏幕锁定对焦，看起来他对这款机器也很熟悉。然后他告诉那家人“笑一笑”，并且自己也示范式地笑了笑，拍下了这张合影。之后他上前问这家人是否满意，这家人连连道谢表示效果非常棒，然后继续上车游览。
他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老人就是乔布斯。癌症化疗让他急剧变瘦，容颜变得苍老，一双眼睛在日益瘦削的脸上越来越突出，但眼神仍然清澈，甚至迸发出年轻时都没有的犀利光芒。
在一旁看到这个场面的苹果员工记下了这个故事。对于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乔布斯，这个传说中员工不敢与他同乘一部电梯的暴君，这个“最适合做一个法国国王的美国人”，此刻看起来与任何一个慈祥的老人无异。
死亡是年轻时的乔布斯最喜欢与人讨论的一个话题。他跟很多人都说过，他预感自己不会是个长寿之人，“我想我活不过四十岁”；等到了四十岁，他又会觉得自己活不过五十岁。
在那篇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他说“死亡很可能是生命中最精巧的一个发明，它清除老朽为新生开路，”他告诫听众“把生命中每一天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来度过”。
不论是真是假，这种人生态度的确被他引为自己待人接物没有耐心的理由，朋友们说乔布斯“几乎是故意地缺乏人际交往技巧”。他从不愿意在笨蛋身上浪费自己的时间，并且清楚明白地让那些“笨蛋”们知道这一点。
尽管如此，当2003年他第一次得知自己患上胰腺癌之后，他仍然像几乎所有癌症患者一样经历了那个“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心理状态阶段。那时，他打给朋友电话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还相信上帝吗？”
在这之后，他开始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死亡，作家冯唐形容说他的安排“精确到天”。
有一种看法是，乔布斯的疾病和他所感到的紧迫感导致苹果产品换代的速度被大大地透支了—乔布斯太想看到新产品的诞生，但又自知时日无多。不管怎样，苹果公司内部关于新产品的开发流程确实提速了，工程师们频繁换岗和被借调到最新项目组以保持开发进度，库柏蒂诺总部大楼经常通宵达旦灯火通明，苹果的员工比一家新创公司的员工加班加点更为疯狂。在董事会和高管内部会议上，乔布斯越来越多谈论的是三年到五年之后的产品。iPhone4S发布当天在后台的孙正义说，直到这一天，乔布斯仍然在打电话跟库克交流下一款产品。
乔布斯还延续了此前在皮克斯动画成立“皮克斯大学”培训员工的做法，发起了秘密项目“苹果大学”（Apple University）。据透露，苹果大学“很大程度上将会扮演人力资源部门的角色，在苹果内部培训员工领导能力，以及其他技巧和知识”。
这个项目旨在将苹果的独特品质传授给员工，延续那些让苹果成功的信条：勇于负责、注重细节、尽善尽美、简约淳朴、保守秘密。乔布斯亲自制定和审核了苹果大学的课程设置，论证这些信条如何才能被植入到商业战略和运营实践当中。
列维相信，苹果已经为短期未来做好足够的储备。也许iPad3和iPhone6都已经在计划之列，但是iPad5和iPhone8就得画上一个问号，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下一个iXXX在哪里？
这几乎是所有人对苹果的问题。
乔布斯为苹果留下了一条逻辑清晰的产品序列，一个极其忠诚的消费者群体，以及一个可能被低估了的管理团队：蒂姆?库克能够保证苹果的运营不会有任何减色，乔纳森?伊夫毫无疑问会延续苹果的设计理念……只是那个能把每个人都逼到极限的乔布斯消失了。
在乔布斯进入生命倒计时状态，极力推动苹果加速推出iPhone、iPad等新产品的同时，他对于家人和朋友的耐心看起来却在增加。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经常放下工作，与自己的老朋友们逐个共进晚餐，进行私人告别。
因为年轻时跟《时代》杂志曾经为一篇报道而生怨，乔布斯对媒体的态度一向非常排斥，并且极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私生活。但在2006年，他说服了《时代》的前总编沃尔特?艾萨克森来撰写一本他授权的传记。为此，他会让艾萨克森采访他身边的人，并不去干预内容。
艾萨克森曾问，一向关注隐私的乔布斯何以会突然如此合作，乔布斯回答说：“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的孩子们了解我，知道我没陪他们的时候在做什么。”
6.启示
在去乔布斯现在住所的前一天，10月2日，我在山景城寻找一个对乔布斯而言意义重大的地方：他小时候的住所。根据记载，乔布斯一家搬到山景城之后就住进了一个中产阶级社区，这里的房子由约瑟夫?埃奇勒所创办的埃奇勒房地产公司（Eichler Home）承建，房屋全部是名家设计的包豪斯建筑，但售价却相对低廉，让属于劳工阶层的乔布斯一家也买得起。
乔布斯后来回忆说，正是这些价格实惠而又充满美感的房屋，让年幼的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创造一些美，同时又负担得起的工业产品给普通人—这正是包豪斯运动的理想。
埃奇勒公司在加州总共建了一万多所房子，再加上经过三四十年的变迁，这个原本记录就不太清晰的地方已经很难找了。我徒劳无获地在一堆包豪斯风格的房屋中转圈，不停用手机和iPad来查询和定位。不知不觉，太阳快下山了，但我仍然没有找到。
在接近于橙黄色的加州夕阳中，我看到一个大男孩从一所住宅的窗口爬出走上屋顶，斜靠着天窗坐下，双手枕着头安静地注视天空。因为宽大平缓又无人打扰，这种类型房子的房顶经常被孩子们当做休憩和发呆的地方。
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我其实用不着去寻找“乔布斯故居”。这一天，我把太多时间的精力都用在了iPad和手机上，直到把这两台机器电池差不多都耗光后才留意到了身边的环境，而这本该是我从一开始就去感受和体验的。
乔布斯认为无聊（Boredom）其实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生活状态，他自己就经常发呆和无聊，这些看起来一无所获的时刻最终帮助他获得了真正的思考。但矛盾的是，他一手打造的苹果产品却在大规模吞噬着人们的无聊时间。在全球各地，人们随时随地打开iPhone和iPad，用手指在屏幕上指指点点，不断接收一些信息碎片，甚至忘记了身边的世界。
我在开头曾经说过，读者通过谷歌街景能看到的乔布斯家跟我在现场能看到的没有两样，我想我也错了。如果你能在那里真正看到墙上的蔷薇和院子里盛开的鲜花，闻到它们的气味，感受到它们的生机勃勃，这些都不是通过谷歌街景这一应用所能体验的。这些鲜花也许不会提供什么关于乔布斯的有效信息，但它却能真正感染你的心灵。
就像乔布斯的人生故事—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这个人和他的一生被媒体反复咀嚼。他的每一件轶事都被大写特写，他的每一句话都被深入解读，甚至到了过度诠释的地步。不少人模仿他的苛刻和粗暴，或者像他一样整天穿黑色高领毛衣和蓝色牛仔裤，把脚翘在书桌上跟人说话……
这些模仿引起了一些此前对乔布斯不甚感冒甚至略有好感的人的反感，他们调侃地把“大闸蟹好吃，但是吃多了也会拉肚子”这样的大白话当做乔布斯语录来传播，以嘲笑那些动辄便引用乔布斯说过什么、做过什么的人。
说实话，我也担心有些读者已经开始厌烦这个话题了。一位很了解他的专栏作家说，现在针对乔布斯的偶像崇拜，多数是要遭到乔布斯本人嘲笑的。我们的确不必把乔布斯的人生作为自己人生的参照系，这个人给我们以启迪的最佳方式，绝非刻舟求剑式地将他的言谈举止铸成行为模板。那些时时刻刻将乔布斯作为尺子衡量自己的人，可能反而离乔布斯更遥远。那些看起来跟他没有任何交集的人，未必没有跟他共享同一种精神本质。
10月7日，在去世之后的第三天，乔布斯被简单地安葬在了帕拉阿图市的Alta Mesa纪念公园。我则来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聚集的纽约自由广场。
在广场上，我看到一条标语：“乔布斯去世了，但占领报纸头版的还是我们。”我突然在想，如果20岁的乔布斯穿越时空来到这里，他是否也会加入抗议的人群呢？
年轻的乔布斯同样曾经试图反抗社会主流价值，但他在逐渐成熟后，更倾向于从内心去寻找答案。也许是对年幼时以修车为生的父亲改行从事房地产经纪导致家庭濒临破产的悲惨记忆，让乔布斯对虚拟经济和金融泡沫始终敬而远之。他领导下的苹果公司倔强地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变成现金存在银行，不搞多元化投资也不做慈善。
几十年以后，他一手创立的苹果品牌成为了当今世界消费主义的标志之一，不过，他确实很少被美国的年轻人们简单地贴上“资本家”的标签。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urgerson）在一篇名为《我们未曾见识的天才们》的评论中也将乔布斯和占领华尔街联系起来。他提醒人们注意，硅谷所拥有的财富可能并不比华尔街少，但是美国的年轻人并没有发起“占领硅谷”运动。
“你怎么看刚刚去世的乔布斯先生？”在听到自由广场上参加示威的年轻人们谈完自己的主张之后，我有时会提出这个问题。
“我负担不起一个iPhone，但我觉得这家伙跟我们是一伙的。”一个“广场青年”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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