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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
作为一位知名的学者，李稻葵在世界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在中国的影响力。在对话之前，我们跟随李稻葵走访了几家企业，每到一处，他总是虚心好学，正是这种持续的学习，才有了今天的他。可以把他看作一个贡献者和学习人，在和他多次交流中，最多说的一个词是“学者”，并没有刻意把自己圈定为经济学家。在李稻葵眼里，术业有专攻，对于争议，他回应到，“多读书，多去理解，时间会改变大家的看法。”
新一轮改革条件成熟
搜狐财经：很少听你具体谈论改革，中国模式你认为存在吗，中国该不该走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
李稻葵：中国的模式在特定的意义下是存在的。目前，中国是持续性的、渐进式的探索经济制度，从经济运行中发现问题不断的去提出制度上的创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模式是存在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制度还没有成型，这个时候谈中国的模式存在与否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处于变化之中，中国经济取得今天的成就，是过去三十年的不断变化。今天也在变化，这种不断的变化，是随着经济运行中所发现的问题，不断的调整经济制度相对的灵活性。与日本、欧洲或是美国相比，中国的发展有它的独特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它是不断渐进、不断改革的一个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模式是存在的。
在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寻找均衡，一个经济体、一个经济制度它在不同的国家是有不同的表现，根本上取决于国家民众的基本偏好，不是学者所能决定的。你喜欢自由主义还是权威主义，无关于学者的诱导，这是社会的选择。
从今天的环境去分析，这种选择至少取决于三个特质，称之为社会禀赋。就好像气侯条件、自然资源条件的基础一样，选择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禀赋。
第一，市场经济中民众的理性度。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广东、浙江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很高。在于给定它自由市场经济里能不能运行、能不能面对、能不能赚钱、能不能创业。坦率的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甚至东北地区，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不如沿海地区高，这是一个禀赋。
第二，民众在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取舍。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美国人更多的权重是针对个人自由，而德国等欧洲国家更多的权重是放在社会秩序上。而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历史上是一个统一国家局面的模型。所以，中国的民众尤其知识分子相对而言更加注重社会秩序。相对而言，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取舍之间，与美国人相比的话，国人侧重于社会秩序。
第三，政府的执行能力。如果政府执行能力强且廉洁行政，那么在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间就能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这三个问题是社会制度禀赋，三件事决定了一个国家最终的经济制度。
如果分析框架被认可，中国的社会制度禀赋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趋于偏向个人自由。80后、90后的生活跟老一辈不同，经历的发展环境不同，所以，他们有着一种要求体制改革的呼声。与此同时，新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复杂，大家对目前的制度安排有着种种的不满，出现了新的一轮改革动力。这一轮改革动力和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有一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社会是有限权威的社会。政府的决策者、任何单个个人不光是政府，它的正式的权力没有变，但行使决策权力的时候，考虑的因素增多了。它受到来自利益集团的冲击，也有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在执行政策中有效程度比以前下降了，所以今天的改革是有限权威条件下的改革。同时，社会民众的偏好产生了变化。因此，个人认为现在着面临新的一轮改革的压力，新的一轮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不同于之前的改革。（文/孟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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